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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2．个体的现实政治情绪在地图学中的表现 政治的幽思并非限于“王朝一统”的天下观念，相当多的时候来自士大夫的个人际遇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如李纲被贬南迁，抵雷州时作《次雷州》诗，有“《华夷图》上看雷州，万里孤城据海陬”①之句，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报国无门的忧思。而王安石《观明州图》诗，或可以看作通过阅读地图表达政治隐情的一个典型，诗云“明州城郭画中传，尚记西亭一舣船。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③，物是人非的叹息隐约可辨。此种政治情绪，多因官僚士大夫个人政治际遇的跌宕起伏而变化。
对现实政治的幽思在传递忧虑的政治情绪以外，也往往传达积极的政治意图或对地方政治业绩的表彰。如薛季宣《州图次元修韵三首》，诗云“一纸画图都掌大，谁言遮壁意无穷”、“笺书莫笑虫鱼注，善学须通天地心。到尽粤南并蓟北，始知前古是来今”①，即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政治情怀。对于地方行政的积极态度，在两宋地图学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州郡地图的绘制。除了闰年图、图经与州郡志书中大量的州郡境域图、城池图之外，如前引王安石所见《明州图》那样的单幅州郡图的绘制，似亦常见q)。
这类独立州郡图的情形，或可举陈襄《题毗陵郡图》所描绘的《毗陵郡图》为例。诗云：“平湖千里接荆溪，万顷良田不可堤。我欲决渠疏积水，于塘江口地形低。”⑤陈襄嘉v六年(1061年)出知常州③，该诗应作于此时，则地图亦为此时所绘。虽然诗文浪漫而夸张，但其中所描绘的内容并非全出胸臆。诗中所记“于塘江口”即今江苏常州市东北约15公里，长江南岸的于塘附近。依江南地形，凡称“圩”(江北读 wei，江南读yu，通“于”)，地形皆低洼，其土地开发需要良好的水利设施。故而，陈襄题诗的描述应是以所见地图为基础的文学处理，他所描述的州郡地图形象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宋代州郡地图的一般面貌。
治平元年(1064年)刘挚《荆南府图序》所述绘制荆南府(今湖北荆州)地图的情况，则
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其序言云：“府境东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七百五十里，领江陵、公安、监利、建宁、石首、松滋、枝江、潜江八县。主客户总五万四千，夏秋赋租通四十二万三千贯斤石束匹两，府县官六十四员，牙吏若干，屯兵三十五指挥。外城周十八里二百一十六步，壕深一丈二尺，阔二十五丈。子城周四里三百一十五步．仓库场务内外五十八，左右厢八，坊巷五十四，桥梁内外六十六，江湖四十七，祠庙七十一，宫观二十七，寺院五百五十。……凡浮江下于黔蜀，与夫陆驿自二广湖湘以往来京师者，此为咽喉。又两蜀之出而宦游者，多家于此。是以今最盛，为西南一都会。其游观独龙山渚宫号称胜地。民间不务蓄聚，不幸小遇干溢，往往转徙而瘠。其人尚鬼，病者先巫后药，其亦习俗所安欤?暇日绘府为图，因题其概。治平甲辰，观察推官刘某序。”⑦
据序言所云“暇日绘府为图，因题其概”，则是图虽为刘挚在荆州推官任内所绘。序中描述之内容似即地图所绘之各要素：府境、辖县、城池、仓库场务、厢、坊、巷、桥梁、江湖、祠庙、宫观、寺院、驿路，乃至胜览。今传世《严
①[宋]李纲撰，王瑞明点校： 《李纲全集》卷24《次雷州》，(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15页。
②[宋]王安石撰，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76《观明州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51页。
③[宋]薛季宣： 《艮斋先生薛常州浪语集》卷8《州图次元修韵三首》，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1册)，第208页。
④此类地图数量应不在少数，以沈立为例，其为州郡时，即主持绘制《越州图》，见王十朋撰，史铸增注：《会稽三赋》(宋集珍本丛刊本，第44册)，“其物则有鱼盐之饶”一句注文云， “沈立《越州图序》濒海居人以鱼盐为生” (第411页)此《越州图》又名《会稽图》，其序文见《会稽X英总集》卷20，全文收入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第369―370页，并有考辨。
⑤[宋]陈襄： 《古灵先生文集》卷6《题毗陵郡图》，宋集珍本丛刊本(第8册)，第699页。
⑥嘉庆《重修毗陵志》卷7《秩官一。历代郡守》，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⑦[宋]刘挚：《刘忠肃集》卷l。《荆南府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第557―558页。
州图经》①、景定《建康志》③所列地图，虽非单独流传之州郡地图，但其图绘要素与此基本相合，或可以之为实物佐证。从其所述，似可体察出其绘图之旨趣在于通过记录一郡之地理风俗，表达积极的地方政治之功绩。
3．幽思与古代石刻地图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其他王朝时期相比，幽思对于两宋地图学发展最突出的影响则是石刻地图的勃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最高峰。其中保存至今的天下总舆图，即有四川荣县《守令图》，镇江《禹迹图》，西安《禹迹图》、 《华夷图》，苏州文庙《地理图》等。依据元代朱思本的记载，他曾经见过釜阳、安陆两地的石刻《禹迹图》，樵川的石刻《混一六合郡邑图》①，因此可以推测，两宋时期将此类华夷地理图刻石的区域较为广泛。依据现代的研究，当时这些地图多由州府学立石镌刻④，其中所隐含的政治教化意图了然于目，而且选择坚固的石料作为绘刻的材质，具有鲜明的“纪念碑”性质。
如果说华夷图、禹迹图表达的是对“天下”、“国家”或“华夏”的“纪念碑”，那么当时绘制刻石的州郡城池地图，表达的则是地方及其历史的“纪念碑”，如《静江府城图》、 《平江图》、《长安城图》、《兴庆宫图》等。
除了上述传世石刻地方图外，还有其他石刻州郡地图，如洪遵乾道间知建康府时刻图上石的《金陵图》、《建康图》。至正《金陵新志》载洪遵《跋杨备览古诗》云：“暇日料简故府，得《金陵图》，六朝数百载间，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宫阙都邑江山为《建康图》，K刻石以献，上称善。有旨，令参订古今，口识其下。客有以前诗示遵，亟锓之木。”田洪遵(1120一¨74年)，字景严，洪浩次子，绍兴十二年(1142年)中博学宏词科，赐进士出身，南宋前期著名学者，乾道七年(1171年)六月知建康府，七月四日赴行在奏事，至九年(1173年)十二月离任⑥。从洪氏跋文， 《建康图》为其知建康时新绘刻上石，反映当时建康府城市山川等最新的地理信息。而《金陵图》则是以旧图重新绘刻上石，该图为一历史地理图。至于《金陵图》的绘制时间，上述引文并无交代。景定《建康志》引有《金陵图》多条，如卷19《山川志三》“钟浦”条云“考之
《金陵图》，其地有钟浦桥”。又同书卷2l“朱雀门”条所云，“以《金陵图》考之，当在今镇淮桥北左南厢”⑦。则《金陵图》似亦为宋时所绘。同书卷33《文籍志一》载有“石刻《金陵图》、《建康图》”⑧，则《金陵图》与《建康图》至于景定修志时，尚保存完好，故能为周应合纂修时之重要参考。然至正间修志时，已称“图旧在玉麟堂，今好事家有大本”o，则当时两图之碑刻似已不见，唯有石刻地图的拓本流传。据洪遵跋文，乾道间绘刻成图后，他曾经进献宋孝宗，并得到称颂，要求进一步依据文献考订地理确凿。此情此意，可见洪遵绘刻这两幅地图，显然也包含了他自己丰富的政治意图。
在石刻地图中，与上述天下舆图或地方州郡地图主要出于政治地理观念的提醒与纪念不同，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图一一《鲁国图》，则是文化地理幽思的典范。今有传世石刻《鲁国之图》，原藏于湖北阳新县第一中学内，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刻石，其图面包括孔庙以及整个宋代曲阜城凹。
关于石刻《鲁国图》，据咸淳《临安志》卷
①淳熙《严州图经》(附校字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景定《建康志》卷4《留都志》，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375―1384页。
③[元]朱思本： 《贞一斋诗文稿》卷1《舆地图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23册)，第595―596页。 ④当时府付I学立石上图的除了上述以外，还有一种叹六经图》，另行论述。
⑤至正《金陵新志》卷12下《古迹志。碑碣》，“金陵、建康图”条，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763页。
⑥至正《金陵新志》卷3中之下《金陵表六》，第5468页。
⑦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I志三》， “钟浦”条，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619页；卷21《城阙志二》， “古朱雀门”条，第1632页。
⑧景定《建康志》卷33《文籍志一》，第189页。
⑨至正《金陵新志》卷12下《古迹志．碑碣》，“金陵、建康图”条，第5763页。
⑩孙果清：《宋代石刻鲁国之图的初步探讨》，《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3―24页；王润山：《我国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鲁国之图>》，《地图》，1991年第2期； 《中国测绘史》(卷1―2)， (北京)测绘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页。
8《国子监》载， “(绍兴)十三年(1143年)，临安守臣王唤请即钱塘县西岳飞宅造国子监，从之。监绘《鲁国图》，东西为丞薄位，后为书库官位，中为堂，绘《三礼图》于壁，用至道故事也”①。则《鲁国图》之绘刻为北宋至道(995―997年)以来，国子监礼仪陈设制度之一项目，至于绍兴间尚为遵循。而此项礼仪制度，在北宋时期似乎并非限于国子监。据韩琦《并州新修庙学记》云， “弛使东鲁，得仙源庙图像冠服之实”②云云。则当时并州修建儒学时，即派人从曲阜仙源庙一一孔庙复制庙图等各种图象。其所云仙源庙图，疑似《鲁国图》③。
宋代崇儒，各州郡之学兴起并逐渐纳入朝廷官僚体系之中。儒学与孔庙，不仅为儒学生员日常之膜拜，更为地方官守施政之重要仪式场所。如文彦博《绛州翼城县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云，“圣宋四叶，上继明之五年，某以进士举中甲科，得大理评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莅事。故事，守令始至，则郡县之祠庙悉诣之。恭于神，训于民，政之本也。由是询于邑吏，质之县图，载祀典享庙食者惟宣圣之祠焉。翌日伸祠谒之礼……”④则礼拜庙学等为当时地方官吏到任之重要仪式活动，为一惯例。因此，各州郡于庙学绘刻《鲁国图》，乃是地方政治文化仪式之一环节，并非仅为儒学教化讽喻之陈设。
然至于南宋，鲁地已非宋王朝所有，仙源庙冠服礼仪之胜概已非儒生能亲往拜谒之所，故而儒学刻绘之意义与引发之幽思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今传世《鲁国图》(见图3)，地图方位为上北下南，图幅描述范围北至泰山，南至峄山，东至颜回墓，西以泗水为界。地图描绘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泰安、兖州、曲阜、邹城、泗水，地域相当广泛，图幅正中为古鲁城，即曲阜古城，占据了整个地图的中心，而孔庙则又占据了古城的中心，另一个得到特别图绘的则是鲁城外北部的孔林和东部的景圣宫。此外，在一般的乡里与山川外，地图详细标绘了与孔子及其弟子等有关的胜迹地理，在图的东南角，还绘出了亚圣孟子的孟庙与孟墓。整体而言给人的感觉是地图所绘就是孔庙、孔林和景圣宫，其文化地理的特征十分突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甲戌)
俞舜凯的刊石题记对于该图的文化幽思有明确的表达：“恭惟国家广辟黉宇，以幸多士。……独是东鲁之邦，阙里、杏坛之迹，宛然如在，而耳目或未接焉。夫游圣人之门，而不知其出处游息地，岂足以称君师教育之意乎!舜凯顷者，负笈四方，得此图于袭庆府藏之逾三十年。今幸承乏，敢请于郡，模刻置于大成殿之东庑，庶使朝夕于斯者，得以考圣贤之轨躅，而他日成材之效举，无愧于从游达肖之列。仰副圣朝化成之文，则此图不为无补。”在这碑铭的字里行间，虽无慷慨的恢复之志，但充满了文化化育的期待。 而对于生活于宋末元初的遗民谢翱(1249―1295年)，《鲁国图》的获得则又是别样一番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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