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章句集注

朱熹

《论语章句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之一，由南宋经学大家朱熹编著。 《论语章句集注》是《论语》的章句注疏集汇本，主要征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经说》、邢昺《论语》疏，魏晋何晏《论语》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融《论语》注，另外还援引了北宋尹淳的《论语解》、吕大临的《四书注》、侯仲良的《论语说》以及谢良佐的《论语说》等等。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人文学说，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学术论说的语录。《论语》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著作，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生产生活问题。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及完善，儒家人文学说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及道德规范起到了主要的定型作用。《论语》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时期的贤明学者的佐证、实践及发展。可以说，《论语》对于建立并完善人类人文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学术理论，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仍然无人出其右，历史上所有的理论创新，均建立在《论语》所包含的学术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语》一书自其诞生之日起，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人启蒙学习，科举仕途所必读的书籍。 南宋时期，朱熹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开创的理学基础上，通过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承并发展了理学，这其中列于四书之首的，便是《论语章句集注》。 《论语章句集注》主要是通过汇集前人的注疏，加以系统化论证并阐发其义理，以佐证周程开创的理学。理学的核心立论是“理气说”，认为“理”（道）、“气”（器）二者对立统一，互为阴阳。

中庸章句

朱熹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诗经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易经

伏羲,文王,孔子

【易经】，孔子注解【周易】（【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一）作【十翼】（十翼又名易传）乃得易经，故易经实为周易之注解版本，注解内容为易传，于汉初列为五经之首。 【易经】由伏羲所畵八卦，周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是谓周易），后孔子所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构成。 【周礼·春官·大卜】已有【周易】之名，汉初设五经博士，始称【易经】，【易传】成书于战国至汉初，或托孔子所作。 【易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易经】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至孔子作传，始为哲理的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亦称为羲经、周易。

周礼注疏

李学勤

【周礼注疏】文字版由东汉经学家郑玄为【周礼】作注，唐朝贾公彦为郑注作疏而成。系今人李学勤主编，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其整理底本为满清嘉庆时期的阮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此本《周礼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孝经注疏

李隆基,邢昺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阐释家、国、天下伦理的经典著作，是国学经典中十分重要的一部。 《孝经》据传闻是孔子为给曾子阐述孝道所著，但南宋时被质疑为后人附会之作。对《孝经》的注疏，自西汉以降，至于魏晋南北朝之间，有上百家之多。现在流行的《孝经注疏》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孝经注疏》全书共分九卷十八章。 《孝经注疏》是《十三经注疏》里，篇幅之至少者。《孝经》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今文版本由郑玄作注，古文版本由孔安国作传。及至唐代，唐玄宗李隆基整合了两种版本，并亲自作注，命元行冲作疏，以为普及本。 其後郑孔两家注传本失传。 宋代邢昺以元行冲疏本为基础，重疏而成《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以为定本收录。 华韵国学经典网收录的此版本，以明代泰定本为底本，参校吸纳了满清阮元本（按：此人为满清钦定的篡改经典的主要人物）等的整理校勘成果，重新进行了勘误补缺，并加了标点。书后还附有序跋提要，供读者研究。整理者金良年先生对《注疏》研究多年，颇有心得，是这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孝经》是以孝为核心来阐述儒家的伦理学说的，明确“孝”是天道典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孝是人道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因此，国君以孝治国，臣民以孝立家。 对于满清造谣的“忠孝两难全”思想，《孝经》早就有所阐发：“忠”是“孝”的发展及扩展，即将家族伦理中的“孝”扩展到君臣伦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如何行“孝”，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释。

尔雅注疏

李学勤

《尔雅注疏》是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编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再修订、增删历代其他学者注疏，并标点、校勘的。 此本《尔雅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尔雅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阮本《尔雅注疏》采用的是晋朝郭璞注，宋朝邢昺疏的版本。今人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即成现在的《尔雅注疏》。 《尔雅注疏》是《尔雅》的注疏，而历代对于《尔雅》的作者，竟无从考究。《大戴礼》的《孔子三朝记》篇有孔子指导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记录，由此观之，《尔雅》在孔子之前。张揖在其《进广雅表》中记载称，周公旦编著了《释诂》，而其他篇目的作者又无从考究了，有人说是孔子增著，有人说是子夏。 《尔雅》是古代中国汉字文字学的主要教材，相当于现代的《字典》，主要用于汉字音韵训诂的学习及索隐。 据宋代邢昺《尔雅疏叙》，《尔雅》起源于人们对生活及自然认知的增长，比如一物多名，方言差异，此时就需要一部著述，用于记录这些知识，以流传後世，避免後世对于前人文章，不知所云。又说到周公时就倡导《尔雅》文字之学了，子夏时，对《尔雅》又有所增益。但春秋战国时期，《尔雅》文字学却式微了：“诸篇所释，世罕得闻”，直到汉代才又逐步复兴：“豹鼠既辨，斯文 遂隆”。而对《尔雅》作注的人很多，如刘歆、孙炎、李巡等。 邢昺认为，郭璞是在刻苦研究《尔雅》廿年之久，才在六经方面理解得透彻，因此，人们在学习六经之前，着力于汉字文字学，切实诵记《尔雅》，才能对六经学起来得心应手。从现代教育经验来看，邢昺的认知是十分 正确的，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汉字，学会写作，学会阅读理解。 古人接受教育确实没有现代人这么普遍方便，古人在学习《尔雅》时，往往连《尔雅》本身的内容都读不懂，更不要说利用《尔雅》云理解其他经典了。 後人对《尔雅》注疏越来越多，才使得《尔雅》变得通俗易懂。对于今人来说，《尔雅》反倒成了经典，像《康熙字典》之类的，不但阅读理解，就是查索，也变得十分简便了。

论语集释

程树德

《论语集释》由民国学者程树德编撰，该书的创作，颇为艰巨，历时九年，才于一九四二年完稿，编撰的过程中，作者因中风而瘫痪，终以他人代笔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 此本《论语集释》电子书係据网络流通本，参考中华书局影印版本重新校对，并精心排版而成。 关于《论语集释》的创作，作者以为，《论语》之注释，自汉魏以降，每有创新，而又存新弃旧，以致旧有注本往往而废。虽然朱子以降，尝有名儒不断发明《论语》新解，却少有贯通旧本者，此则《论语集释》创作之主旨。 因此，《论语集释》汇集了汉魏以降，迄于民国的各种注本，取其精者，弃其浅陋者。作者又谓所集注本，力求不以学派而取舍，其内容大体有十类：考异、考证、集解、集注、音读、唐以前古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作者之按语（电子书中以不同颜色区别按语）。 虽谓不分学派，既是贯通，又有取舍，则书中自然贯彻有作者之思想及见解。事实上，《论语集释》的按语，不时透露出作者对于佛教的赞许，虽历代大家之注，亦不吝批判。 读者在阅读、学习《论语集释》的过程中，应当以《论语》原文、原旨，及历代大家注解为准，方得以避免陷入作者释化的儒学观点之中。 或问，既然《论语集释》过度释化，为何还要编录此电子书？答曰：《论语集释》之释化，尽在按语当中，而历代之注释，虽有取舍，亦倾向于论证作者按语之观点，但仍然是往贤之注释，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读者在阅读学习过程中，保持严谨的辨证思维，坚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识别并证伪释化观点，并不难。 总而言之，程树德教授所编撰的《论语集释》，终以其汇集了历代大儒之注释，值得後学参考学习，很有必要致谢程树德教授在身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此书的编撰。 本电子书在收录过程中，部分章节编录钱穆先生的注解，及延章先生的注解。又分尧曰第二十篇为两篇：尧曰第二十、子张问第二十一，此二篇内容主旨明显不同，因此分别编录。

论语新解

钱穆

本电子书《论语新解》，据繁体竖排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收录的《论语新解》，重新排版而成，以便今人阅读。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论述儒家学说的语录，该书集中地概述了儒家人文伦理学说的核心内容，如仁义礼智信五常、如以民为本的王道、如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等等。 《论语》全书分二十篇，共计四百九十二章（句），是儒学学术文献中的经典，是四书五经之首。 本电子书《论语新解》为有声读物，可点击收听朗诵。 《论语新解》为钱穆（字宾四）先生所著，以先生之话，是“折衷”前人“众说”而成。概前人注解《论语》，异说繁多，或去本义，或杂他见，多远原著，故作“新解”，以务还原本义。 又说，“新解”者，非自创新义，不过精益求精，务求通俗浅显之语而已。如程树德所编之【论语集释】，广征博引，竟十类而四百八十种，所录备前人之说，可谓齐全矣，乃致读者茫茫不知所取，初学读者，必以繁杂相左之说，而不能了解原义，如此之“巨著”，于後学又有何益？ 《论语新解》属稿于民国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民国四十九年执教耶鲁，乃修订得初稿。全书文体初用白话文，半途而复改文言文，概因白话文哆嗦而不达意，味同吐哺，而文言文用字虽深刻，却可尽达经典宏远之义理，细读可时有新见。此外，百世之後，仍摆于案上者，非文言文作品，必不可能矣。 总而言之，《论语新解》较适合初学者，通篇半文半白之文体，便于阅读，便于理解，最重要的是，钱穆先生乃是“折衷”前贤之见解，取其近于本义者，又不离于朱学左右，因此，于初学者而言，《论语新解》不至于徒费其光阴，深读则必有所得。

宋史

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脱脱,铁木儿塔识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此版本收录于满清修篡的【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伪元末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由伪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 本电子书以网上公开的汉川草庐版本，参校其他PDF影印本，纠正错漏，或更正某些段落，或补全某些内容如年表等，终成此书。 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伪元初，伪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伪元顺帝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任宋史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西元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至正五年（西元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西元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儒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相对于【宋史】，後人更倾向于用【续修资治通鉴长编】进行学术研究，所憾【续修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修撰，只记录北宋历史。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方诗铭,王修龄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靑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尙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淸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値有较高的评价。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靑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一 个新政权。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 【吕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硏究课题。淸 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不是已失传的【竹书纪年】的本来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 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淸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 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眞】。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眞】的基 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存眞】和【辑校】两书，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王国维关于【竹书纪年】的硏究。 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校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辑校】，都称为『古本』。本书也是如此。现存的【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 现在能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因此，有人认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 的。但淸代雷学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 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 淸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因此认为『罗泌已见「今本」 』。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今本【竹书纪年】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 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幷增加了一些显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钞录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沈约的注。 经过重编，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 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由于『今本』出现的时代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竹书】作太宗』，所据就可能是现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尽管是重编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价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颇多，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最后出，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因此，这里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阅。 这部辑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阅，特此志谢。我们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竹书纪年

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史道祥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由【今本竹书纪年】及【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合辑而成。西晋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简的一部分，体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 本电子书收录了汉川草庐校的今本【竹书纪年】，以及李民、杨择令、孙顺霖及史道祥合著的【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以便读者辨证阅读【竹书纪年】，去伪存真。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除广仓学宭丛书本外，有《遗书》本，曾两次印布；初名《王忠悫公遗书》，所收《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系铅印本；续印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系石印本。今据《遗书》两本互校，有初印不误而续印诸误者，亦有续印改正者，皆择是而从，其有两本皆误，或所据今本有误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语，以为说明。 一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北宋以後伪托之作，而【古本竹书纪年译注】即以考古为依据，参考现存史籍的相关记录编纂而成，极具可信度。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记录了从传说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竹书纪年】多载纪战国时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在历经秦始皇焚书令的浩劫之后，【竹书纪年】一度在汉代以前已经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埋藏有该书。西晋太康二年（格里历二八一年），该史书因盗墓重见于世。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时，位于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同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当时朝廷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解译竹简（魏国文字与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 解译期间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续成。最终整理好后，负责官员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实质是一部《北宋史》，其所载历史，始自宋太祖赵匡胤禦辽建隆，终于宋钦宗赵桓靖康年间，所录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本书由南宋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编撰，属于编年体史书，该书是我国古代私人著述（非官方敕编）史书中篇幅最大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原书共计九百八十卷，因卷帙过大，难以传抄刊刻，朝代更迭导致该书最终散佚，幸存不过五百二十卷。本电子书以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出版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底本进行文字电子化而成，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又是依据满清《四库全书》录本编纂，《四库全书》录本即是辑录于《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在点校过程中，依据辽宁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及文津阁收藏的版本，多次进行校对，改正了《四库全书》录本不少有意无意的错讹。 如今《续资治通鉴长编》缺失的部分分别为：一、从宋英宗治平四年（即西元一零六七年）四月，到宋神宗熙宁三年（即西元一零七零年）三月；二、从宋哲宗元祐八年（即西元一零九三年）七月，到宋哲宗绍圣四年（即西元一零九七年）三月；三、宋徽宗一朝；四﹑宋钦宗一朝。 《续资治通鉴长编》之所以定为“续资治通鉴”，正是由于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坚持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确立的原则：“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大量取材于宋代的实录、国史，以及经史子集，私人杂记，民间家谱传志等。该原则的优点是，为后人留传下来极其丰富的历史记载，为今人研究北宋历史，提供了充足的史料。据统计，《续以及资治通鉴长编》全书注释竟达一万二千余条，共有七十多万字。

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

叶向高等

《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以大学士叶向高为总裁官，天启三年（1623年）修成。 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共五百册。 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今海内外留下的《明实录》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二十一册，全部计一百八十三册。两种影印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

晋书

房玄龄等廿一人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参见十八家晋史。 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此版本为【漢川草廬】精校本。

后汉书

范晔

《后汉书》是一部记录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著，内容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纪》及《列传》作者是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人范晔，《志》的作者是西晋司马彪。《本纪》及《列传》由唐朝高宗时怀章太子李贤作注，《志》由五胡乱华时期南朝梁国人刘昭作注。范本与司马本，其初各自独立流传，宋朝乾兴时，才合刊。 本电子书《后汉书》本纪、志、列传的次序排列，遵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著述惯例，先列本纪，再列志，後列列传，因为范本既与司马本合辑，即无需再按作者区分，依据纪传体史书一贯次序排列最为便宜。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注疏列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大小的字体，颜色进行区分，标点方面不采用现代汉语的逗号句号叹号问号等，只使用点号进行断读。 《后汉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范晔的编著思想上：向《史记》看齐，肯定“守节”、“死节”，肯定“正直”，贊誉“杀身成仁之美”。并在书中开创了多个类传：《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传》、《党锢》等。 《后汉书》处处体现儒家学术的主体地位，而抑压宗教、谶纬思想：“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又宏扬无神论，在《宋书·范晔传》就说：“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 范晔对“王道”、“勤政爱民”、“扬善抑恶”等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主要体现在《后汉书·列传》中，而对于《后汉书》的评价，范晔曾自评：“体大而思精”、“天下之奇作”。

史记三家注

裴骃,司马贞,张守节

《史记三家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宋裴骃注解《史记》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注解《史记》的《史记索隐》，以及唐朝张守节注解《史记》的《史记正义》，三注的合集，其合集始撰于北宋，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 历史上《史记》的版本十分繁多，但善本是《三家注》本，不但因为该版本有充分的校勘、注解，也因为阅读《三家注》本，三者的注解有助于理解。 此本《史记三家注》，基于互联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纠错补漏，重校标点，并将注解重新混排于原文之後，以达到方便阅读、理解的效果。 《史记三家注》的版本也不一，其中现存最早的古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另外还有满清官刻本武英殿本，而此本《史记三家注》电子书所采用的是金陵书局刊行本，在该版本基础上进行标点、排版。 裴骃的《史记集解》主要合集当时及之前的注解，裴注优势在于，其采集各家注解时，不偏不弃，不对各注解加以自己的臆断、见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除采集了裴骃以後诸家的注解，参阅了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史记索隐》对後世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主要贡献在地理考证、诠释及音义注明上，主要引用了《括地志》。

三国志

陈寿,裴松之

《三国志》裴松之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裴松之，注解西晋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所得的作品。《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正史著作，本书记录了东汉末年，中国政治局面，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是人们研究东汉至西晋期间，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满清时期，史学界将《三国志》列为廿四史之一。相对于其他正史，《三国志》的内容较为简略，缺少一般纪传体史书具备的“年表”“志”等部分。 《三国志》初为三部独立的史书：《魏书》《蜀书》《吴书》。直到北宋，才合并为《三国志》。合并的原因是在五胡乱华时，北魏也出了一部《魏书》，北宋咸平六年，也就是西元1003年，为了避免曹魏与北魏相混，将三部史书合为一部，并取名《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共有六十五卷，其中包括曹魏的《魏书》三十卷，刘备《蜀书》十五卷，并孙吴的《吴书》二十卷。由于《三国志》是西晋史家所著，西晋承自曹魏，因此，《三国志》只为曹魏做了本纪，以示其正统，而刘蜀、孙吴皆只有列传。 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前，学界已经出现了关于三国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均有参考这三本史作，而其後的裴松之注，亦有参考。 《三国志》关于当时的各国帝王传纪，《魏书》中有曹操的武帝纪，曹丕的文帝纪，曹叡的明帝纪，《蜀书》中有刘备的先主传，刘禅的后主传，《吴书》中有孙权的吴主传，孙亮的嗣主传，孙休的嗣主传，孙皓的嗣主传。 《三国志》作为一部正史，作者对于史料的记载，也是十分谨慎的，并对选用的史料，作了考订。由于参考材料的有限，及宁缺勿滥的原则，《三国志》显得简约而精短。而裴松之的校注，则为《三国志》添加了更丰富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人物传记史料不足的遗憾。 裴松之由东晋入宋後，任中书侍郎，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原书记述过简，就命令其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主在“寻详”“周悉”，即补充缺乏的史实，并纠正一些谬误。其所收集的关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史料竟达一百五十多种，其注文字数，甚至达到《三国志》原文的数倍。而民国後，有出学者统计发现，裴注字数其实只有三十二万左右，而《三国志》字数达到三十六万。关于这些字数统计，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今日的《三国志》原文，有许多原是裴注，後混为正文。 本站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以汉川草庐版本为基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本站的排版，将裴注混插入正文中，并以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区别之。又将除冒号、引号以外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重新变更为点号，以美化版面，避免读者阅读疲劳。

群书治要

魏征

这是《群书治要》原文简体本，依据日本天明影印本校注而成。《群书治要》全书共计五十余万字，该书的编撰初衷是为帝皇的“治平”提供学术理论参考，故其所选编的内容及注疏，都十分核心、精细、到位，对初学或无时间充分学习国学经典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合适的入门书选。 《群书治要》全书共五十卷，其中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卷十三 汉书一、卷二十 汉书八，三卷均已缺失，余四十七卷。 《群书治要》是我国首部类书，全书将要收录的书籍或节选章句，分别按“经”“史”“子”归类汇编。以相似类别汇编的另一部大型类书，是满清编撰的《四库全书》，不同的是，《四库全书》比《群书治要》多了一个“集”的类别，而且《群书治要》一般只收录影响较大的典型的书籍，并节选其重要章节，《四库全书》则是收录整本书，而且是要号称收罗天下所有的书籍。《四库全书》的编撰目的是收集并篡改前人的书籍，收编後再销毁原书，以期曲解经典，伪化道统，掌控治统，来正当化合理化粉饰美满清的殖民暴政。 《群书治要》自其成书後，唐末便亡佚，到近代才从日本传回，时间跨度竟达到千余年，据考，宋代的学者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满清嘉庆、民国23年，均得到《群书治要》天明重印本，民国将其编入《丛书集成初编》向社会发行。 至于日本如何得到该书，没有任何文献提供相关记录，唐太宗敕编该书，即见其数量必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孤本。因此，面对传言所谓的日本遣唐使获赠并带回日本的说法，疑点多多，最重要的疑点是该书只有日本藏有，而国内完全消失，故此说法不宜作为定论面世。 《群书治要》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贞观初年奉旨敕编。取材于六经、四史、及其他诸子百家，历史的范围上溯五帝，下迄魏晋，主旨是“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采集了一万四千多部书籍，共计八万九千多卷，于贞观五年汇编成书，前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道德经

王弼

此版本《道德经》是基于《王弼老子注》的再解读，《王弼老子注》是楼宇烈先生对王弼的《老子注》进行校勘标点而成。 王弼老子注是王弼创建玄学，将道学从两汉经学过渡为魏晋玄学的基石。在《老子注》中，王弼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并奠定了名学的基本原理：本于自然。 王弼老子注在学术上系统地梳理了道儒两家学说的关系，这不仅促成了汉魏时期道儒二学的相互融通，其对後世的学术方法也有极大影响，如推动了现代解释学、及中国道学史等学术研究的发展。 玄学的创立，直接影响了道教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促进了道学的发展。魏晋开始，士族泛起清谈之风，以诡异新奇为尚，文辞修饰更是达到了以文害用的地步，这些社会风貌都与玄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饮膳正要

忽思慧

【饮膳正要】为元蒙殖民朝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该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此书著成于元蒙殖民朝代天历三年（西元1330年）。 全书共三卷。卷一讲的是诸般禁忌，聚珍品撰。卷二讲的是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卷三讲的是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菜品和料物等。 【饮膳正要】记载药膳方和食疗方非常丰富，特别注重阐述各种饮撰的性味与滋补作用，并有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等内容。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 【饮膳正要】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作者强调营养学的医疗作用，他认为最好少吃药，平时注意营养调剂；不吃药也能治病。 【饮膳正要】对春、夏、秋、冬四时所宜"吃什么东西，都有论述。书中还附有许多插图，如每种食物的性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疾病等，都一一加以说明。书中还提倡讲究个人卫生，如对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晚上洗脚、薄滋味、戒暴怒等，都有论述。 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

王雪华讲金匮要略

王雪华

《金匮要略方论》是我国东汉时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所说专书，就意味着它是专讲杂病治疗学的。作者认为，它既是杂病治疗学，也是张仲景杂病的辨证治疗学。这本书是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完成并问世，具有首创性，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其为经典著作，是我们中医药后学者、从业者、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本书是王雪华《金匮要略》文字稿，共八十全集。

老子道德經挍注

懋基

道德經傳為老子所著，而傳世之本，不一而異。今人常尊王弼註本為正，謂其近于老子。 而現代出土之古本，如郭店楚簡，漢墓帛書，卻亦同亦異。或曰，愈古者愈幾于老子也。今校以簡帛二本，注以圓其前後之說，作是文以紀，僅供參考。 此本乃漢帛出土以來，首部基于漢帛、楚簡，最深入，最接近解讀作者原旨的道德經挍注本；作者吸收陽明心學，另行構建了心、意理論系统，并以此作為解讀道德經的基礎，一反歴史上以通假名義歪曲原文意旨的研究方式，基于漢帛楚簡原文進行解讀，如史上眇字往往被通假為妙，但實際上眇才是符合原旨。 作者解讀切入角度雖然得以令作者更接近原旨，但作者研究水平有限，未免在挍注過程中出現失誤，歡迎指正。

庄子集释

郭庆藩

【庄子集释】是满清时期郭庆藩编撰的，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满清大兴文字狱，学界多从考据。部分清儒，因不满于满清殖民政权对学术的操控，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 本书的庄子本文，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但校刻不精，错误很多。现在根据古逸丛书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凡原刻显著错误衍夺的字，用小一号字体，外加圆括号，校改校补的字，外加方括号，以资识别，校记附于每节之后，阙疑之处，不径改原文，只注明文字异同。此外，又把陆德明的庄子序录和焦竑庄子翼所附阙误一并列入。校勘以外，还标点分段。小段另行起排，大段并留空一行，注解和正文分开，用数字标出，排在各段之后。整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历代儿科医案集成PDF

何世英,侯美玉,职延广等

【编写说明】 一、《历代儿科医案集成》收集了自汉代至民国期间历代名医的儿科医案。为了真实地反映历 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所收医案尽量摘自医家的原著。 二、《历代儿科医案集成》医案的分类方法系综合多种中医传统分类方法而成，尽量突出中医 特色。各类之前均有概述，对本类疾病进行简明介绍；各类医案均按年代先后进 行编排，以便对历代医案进行对照比较；部分医案酌加编者按语，以供参考。由 于中医传统分类方法尚未完全统一，故书中偶可见到两类疾病互相重叠的情况（如“痉”与“湿温”中部分内容），宜根据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的原则互相 参阅。 三、《历代儿科医案集成》中药物的用量均保持原著之本貌，未予更改，以忠实于原著。 四、《历代儿科医案集成》后附“现存儿科书目”，系根据《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上海中 医学院中医书目录》等编排而成，以供参考。 五、《历代儿科医案集成》中医案出自历代医学著作，因时代不同，剂量有古今之异，地域有 南北之别，故学习古人的经验，应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因时因地制宜，灵 活掌握，不宜拘泥成法成方，按图索骥。 六、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历代儿科医案集成》中某些医案往往反映出一定的迷信色彩或 不良医风等。为了保持医案的原貌，除毫不涉及医理和显系荒诞无稽者予以修刪 之外，一般未予更改。 七、《历代儿科医案集成》中部分医案之后附有按语、注解等。其中，除“编者按”之外，均 为原著中所固有，如“炳按”为曹炳章之按语，“章按”为章巨膺之按语等。

本草新编本澄堂初刻影印本PDF

陈士铎

《本草新编》为清陈士铎撰（一六八九年）。该书精于论药，有许多新的药学见解，现代虽已有该书的校点本，但据校点者的研究，至今国内没有发现完整的初刊本，今从日本公文书舘内阁文库复制回归其原刊本，影印出版。 《本草新编》并非国内所无之书，一九九四年柳长华已经校点出版了该书，校点前对《本草新编》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原书五卷，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仅存三卷，其中第一、二卷是刻本，第五卷则为抄本。该本有吕道人、岐伯天师、张机、金以谋的序，李岩评语。另有源于康熙本的日本宽政元（一七八九）东园松田义厚刻本，亦仅存一卷刻本，其余四卷乃抄配补足。此外，据载上海图书馆藏该书稿本，然经实地考察，此本不存。中国科学院藏该书抄本一种八册，不分卷次，各卷内容不全。 由此可知，国内至今没有《本草新编》初刊全本。因此，我们从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复制回归该书的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本澄堂刻本。该本五卷六册，书号：子四四函三号。扉页作：“康熙辛未年镌/义乌金孝芑先生订正/本草新编/本澄堂藏板。”四周单边，白口，上黑鱼尾。上书口书“本草新编”，鱼尾下为卷次、药名、页码，书口下书“本澄堂”。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框上为眉批。书前次第有康熙己巳（一六八九）吕道人岩“本草新编序”、同年张机“本草新编叙”、康熙乙巳（一六六五）岐伯天师“本草新编序”、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金以谋“本草新编序”。次为目录、凡例，次为正文五卷。 正文首为药论附卷，有论五篇，次第为：劝医六则、七方论、十剂论、辟陶隐居十剂内增入寒热二剂论、辟缪仲仁十剂内增入升降二剂论。次为各卷单药诸论，各卷之首题署为：“蒲州李岩评/山阴陈士铎远公别号朱华子著/义乌金以谋孝芑甫雲樵子订梓。”书末有金以谋手跋：“余手订是书与《石室秘录》，后先付梓。远公未尝有属予，无所容心，要皆以济人为急。故或删繁就简，不过其太甚，使理归中正，词尚和平而已，以谋谨白。” 《本草新编》极具陈士铎个人特色，作者论药之时，一本正经，谆谆善诱，惟恐不能尽其心力解答问题，但一到论药之外，则出语虚玄，不知所云。他在凡例里说：“是书得于岐天师者十之五，得于长沙太守仲景张夫子者十之二，得于扁鹊秦夫子者十之三。若铎鄙见，十中无一焉。”其实书中具体论药从来不提这些死了千百年的老祖宗，所有观点，绝大多数是他自己的发挥，建议读者对他书中提到的神仙异人，大可一笑置之，惟著眼于他的药学学术内容。他之所以抬出神圣，其实还是得意自己的作品超凡脱俗。所以他在凡例里又说：“此书多得之神助，异想奇思，命笔时有不自知若然而然之象，世有知心，自能深识，不敢誇诩也。” 以上就是复制回归的康熙三十年本澄堂《本草新编》原刊本。

莊子集釋PDF

郭庆藩

【庄子集释】由清朝学者郭庆藩编纂而成，汇集了前贤对【庄子】的“注”、“释”、“疏”，主要是郭象的【庄子注】、成玄英的【庄子疏】以及陆德明的【庄子音义】，同时征引清人王念孙、俞樾、卢文弨等人关于【庄子】的训诂考证与校勘。 清朝是传统学术侧重考证、训诂、校勘的集大成时期，由于满清大兴文字狱，百家学术话语权掌控在清廷手中，朝野学者均不得提出相左的见解，否则，轻者丢官丧命，重者招致诛族之祸。为了粉饰文字狱，清廷组织学者编纂了《四库全书》，导致绝大部分考证、校勘出来的作品，被焚毁原稿，经篡改后收录其中。 【庄子集释】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作品。【庄子集释】的主要贡献是，精校、考证了《庄子》原文，辨析了古本、异本的正误，校勘了前人的讹误，如对陆德明的《庄子音义》中，收录的司马彪注，多有纠正、补充，同时考释了原文中一些事物名词，辨识了原文中的一些通假字、疑难字及古代事物名称。 【庄子集释】的庄子原文，是以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宋本覆刻）为底本的，由于其中校勘不精，谬误较多，参考了其他版本后，加以校正，如：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孙毓修宋赵谏议本、王叔岷庄子校释以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郭庆藩著【庄子集释】原书中出现错误的字，将以小一号字体，并别以淡蓝色，置于考证后的字之前，以示读者；而校勘补改的字，则在字后以小一号字体，别以淡蓝色，加以说明陈述；阙疑之处，不径改原文，只注明文字异同。

群书治要白话文PDF

魏征

这是《群书治要白话文》本，原名《文白对照群书治要》，书中编排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群书治要》原文，另一部分是《群书治要》白话文翻译；两类部分内容编排在同一页面里。编者为了方便阅读，巧妙地将两部分内容的编排方式从“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即左边是原文，右边是白话文，读者可以十分方便地对照着读。需要注意的是，白话文只翻译了“群书”的原文，并不翻译魏征等注释的“治要”内容。 《群书治要白话文》是张发祥、柯美成共同主编的，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刊行。 《群书治要》是我国第一部类书，所谓类书是指将所有书籍按照某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汇编成一本书。《群书治要》是按“经”“史”“子”三个类别对唐以前所有书籍进行汇编的，与之相类似的是满清时编撰的《四库全书》，不同的是，《群书治要》的汇编目的是汇集前贤的智慧，尽量还原作者的本义，是选编原书部分章节，以供皇帝鉴阅，而《四库全书》的汇编目的是收集并篡改前人的书籍，以正当化，并歌颂满清的殖民政权，伪化、扭曲前贤的学说，是直接收编整本书籍。 《群书治要》自唐末即亡佚，至宋时，人们竟不知有其书。直到西元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重印分发，《群书治要》才得以重回中国。满清嘉庆、民国23年，均得到《群书治要》天明重印本，民国将其编入《丛书集成初编》向社会发行。 至于日本如何得到该书，没有任何文献提供相关记录，唐太宗敕编该书，即见其数量必是屈指可数，甚至是孤本。因此，面对传言所谓的日本遣唐使获赠并带回日本的说法，疑点多多，最重要的疑点是该书只有日本藏有，而国内完全消失，故此说法不宜作为定论面世。 《群书治要》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于贞观初年奉旨敕编。取材于六经、四史、及其他诸子百家，历史的范围上溯五帝，下迄魏晋，主旨是“务乎政术，存乎劝戒”，采集了一万四千多部书籍，共计八万九千多卷，于贞观五年汇编成书，前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李清照诗词全集

李清照

《李清照诗词全集》包括《李清照词全集》《李清照诗全集》。 《李清照词全集》，又称《漱玉词》，作者李清照，本书收录了所有李清照见传于世的词作。包括：点绛唇,如梦令,浣溪沙,诉衷情,菩萨蛮,好事近,清平乐,忆秦娥,添字采桑子,摊破浣溪沙,武陵春,醉花阴,南歌子,怨王孙,鹧鸪天,玉楼春,小重山,临江仙,蝶恋花,一剪梅,渔家傲,减字木兰花,瑞鹧鸪,念奴娇,长寿乐,行香子,孤雁儿,满庭芳,凤凰台上忆吹箫,声声慢,庆清朝慢,永遇乐,多丽等。 本书有引用到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本，该本原为繁体字，1997年新1版，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简体字，中有“蕚”、“欹”等因字典并未注明为“萼”、“倚”等的繁体字，故未改。中有“馀”虽为“余”字之繁体，但字典中有专字，且注明同“余”，故此类仍从原本，通假字如“沈”从原本。 《李清照词全集》分两卷，一卷为词作原文，一卷为後人赏析，赏析内容来源于网络，华韵国学经典书库整理收录，以饗众人。 《李清照诗全集》照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1997年新一版录出。收诗18首，残句15则。王仲闻本为繁体字，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简体字，通假字从原本。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原名《新列国志》，是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依据正史、典籍记载的史料，对余邵鱼的《列国志》改写而成，全书共一百零八回，该书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新列国志》刊行後，《列国志》逐渐匿迹。 满清时期乾隆年间，秣陵人蔡元放又对《新列国志》进行修订，并对部分内容作了点评，然後将书名更定为《东周列国志》并刊行于世。 《东周列国志》可谓是历史小说的典范，一方面既可以作为历史辅助读物来阅读，一方面又具有小说的特点：情节细腻，内容丰富，人物生动，故事引人。蔡元放就评论说，“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 《东周列国志》严于据史，谨于实录，事取其详，文撮其略；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对于历史上纵横复杂的历史事件，及人物关系，冯梦龙在改编时充分地运用了其擅长的组织写作能力，及叙述描摹功力，将书中的行文脉络条陈明晰，是一部值得仔细研读的历史辅助读物。

名人家训大全

华韵书馆

《名人家训大全》是一部家训大全，更是一部家礼大全。家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家礼教导。 《名人家训大全》将收录以下单本:颜氏家训,朱熹家训,钱氏家训,陆游家训,严氏家训,德川家康家训,李氏家训,张氏家训,刘氏家训,包拯家训,章氏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周公诫子书等，排列不分先後顺序，更多名人家训、经典家训，欢迎广大同仁赐稿。 《名人家训大全》编录说明： 家训是古代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时常与家规合称，但二者其实不同，如果说家规类似于国法，那么，家训类似于治国之术。 百度百科将家训定义为“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是不太准确的。家训确实是对子孙的教诲，但确立家训的，并不是家庭，而是家族，或者说宗族。首先，家训对于寥寥数人的家庭意义不大；其次，名门望族的家族，人口众多，家族成员囊括妻妾及各自子女，为父的对于子女难以一一亲身管教，因此需要家训营造家风，维持家道；还有，已经发展出多代的宗族，为保障族内诸家族、家庭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保障宗族团结，需要建立家训。 家训的传承，有时独立成册，有时附于族谱之内，有人统计过，我国史上曾经出版过的名人家训多达一百二十多部，而附于族谱的家训则不计其数。 家训文化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先秦时代，当时的古人已经认识到家教对于幼儿的训诫诱导，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安定，基于国家治平，国家治平基于家族兴旺，家族兴旺基于个人修养，因此建立家训不止是家族的内部事务，也是国家应当倡导的文化政策。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近代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迄今将近百年，家训族谱的传承在乡村地区已经断续至少两代人，城市里的居民，更是断续多代，要复兴家风家训，绝非易事。 借鉴名人家训、古代家训，是复兴家风家训的重要办法，本书将尽量搜录诸本的多版本，以便读者全面参考。更多的名人家训，更多的版本欢迎读者赐稿：admin@hygx.org

民国演义

蔡东藩

《民国演义》又称《民国通俗演义》，是民国时期历史小说家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系列之一。 〖书中淡蓝色小字是作者写作过程中的评语或解说〗 《民国演义》共一百六十回，前八十回是蔡东藩所作，後八十回是许厪父所作。 《民国演义》之创作初衷，以正史之繁赘，不能辄读，乃以演义小说，故事情节，引人耳目，以不意间熟知一二之史事，以趋教化。 《民国演义》兼采正史稗史，贯彻始终。本书仍然是章回体，通篇用语文白通俗，点评史事机敏处之，较大程度再现了中华历史演进的真实进程。

结水浒全传(荡寇志)

俞万春

《结水浒全传》，原名《荡寇志》，满清晚期包衣俞万春所著。 《结水浒全传》与《古本水浒传》一样，是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的续写本，共续了七十回，整本合计一百四十回，刊行时，《结水浒全传》只编录续写的后七十回。 与《古本水浒传》不同的是，由于作者身世立场与施耐庵相左，《结水浒全传》的主旨秉承了金圣叹《水浒传70回本》“惊恶梦”的中心思想，将故事情节转变为官兵攻击围剿梁山泊义军（与正史相类），并最终招降的过程，这种故事情节的演绎，及反映的主旨，是与《水浒传》原旨严重相悖的。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故事背景为北宋徽宗时期，主题是宏扬华夏文化中的忠义道德。其中记载有北宋时期丰富的社会形态，文化意识，及生活习俗，许多在现代无法理解的文化习俗，在水浒传中均可以找到成因理念，非常值得现代人仔细品读。 而《结水浒全传》是满清包衣所著，在文化理念，及民族观念上，与现代相去甚远，虽然，仍然可以作为一扇，了解满清时期甘为满清包衣，奴仆的汉奸，其心理演绎变化的窗口，为现代及未来锄除滋生汉奸的文化土壤。

古本水浒传

施耐庵

《古本水浒传》，也名《古本水浒》，是江苏常熟梅氏藏本，由梅寄鹤于二十世纪发现并收藏。 《古本水浒传》前七十回，与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无异，后五十回，又与前已刊行的任何版本俱不相同。西元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单独印行后五十回，此後，《古本水浒传》多以後五十回刊行于世，一般情况下，如无特别注明，《古本水浒传》均是指后五十回。 《水浒传》版本繁多，主要有古今两类，所谓古本，是指现存最早的明初容与堂本，该本编录有一百回；所谓今本，是指至今通行的万历年间始印的袁无涯本及其衍化本。 古今本的主要差异在于，今本袁无涯本比古本容与堂本多了二十回：九十一至一百一十回；另外，第二十六回标题及内容亦有不同，袁无涯本第廿六回标题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容与堂本第廿六回标题为“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明末，金圣叹在今本袁无涯本的基础上，删除第七十二回及之后的部分，只留前七十一回，并将第一回改称“楔子”，最后一回又篡改了后半回的内容，以卢俊义梦见梁山好汉俱为天收而匆匆了结故事。金圣叹在其评本《水浒传70回本》及《金圣叹批水浒传》均有明确定论，认为宋江等一百零八梁山好汉，所作所为，是于国不忠，于民不义的，这或许是其半路匆匆了结《水浒传》的原因。金圣叹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一身精忠报国之心，不容抹杀，但《水浒传》是施耐庵在元末所作，其主旨是反抗暴政，反抗蒙元伪政权。由此可见，生活在不同社会阶段的人，对同一故事情节，视角及定论都是不同的。 而《古本水浒传》，又持别样的立场及定论，在续金圣叹评本时，将袁无涯本里宋江等梁山好汉被朝廷招降收编的结局也改了，是直到最后一回，宋江也并不投降的。 《古本水浒传》虽曰古本，但与真正的古本容与堂本是不同的，而且其是续写本，第一回在内容上交待了金圣叹评本《水浒传70回本》的最后一回，金圣叹评本又是今本袁无涯本的篡改本，因此，《古本水浒传》实质上是今本的变异本。

水浒传70回本

施耐庵

《水浒传》又名《水浒全传》、《忠义水浒传》、《水浒》，成稿前曾名《江湖豪客传》。 此乃明末金圣叹评本，又称《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从名称可以看出，《水浒传》的主旨是宏扬儒家伦理学说的忠义。其取材是北宋末年，淮南宋江义聚豪侠，抗击当时暴政的故事。如《东都事略侯蒙传》记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贼闻之皆无斗志.......江乃降。” 正史记载，宋江最终失败投降，与《水浒传》的宋江主动寻找时机投降，有所不同。金圣吧评贯华堂本，则倾向于正史，不惜违背作者原旨，将故事半路中断，终结为梁山泊英雄梦觉遭天谴，以喻宋江一伙的忠义，实质是悖逆天道的。 金圣叹七十回本与通行的袁无涯本前七十一回大致相同。主要差异在于两处，一是金圣叹评本的楔子，内容上包含了袁无涯本的第一回，二是金圣叹评本第七十回，在内容上与袁无涯本的第七十一回前面部分相同，後半部分则改写，而在标题上，亦由“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其他比较小的差异，是一些名词的不同，如“浪里白跳”均变为“浪里白条”，“黑旋风探穴救柴进”变为“黑旋风下井救柴进”，“赵员外重修文殊院”变为“赵员外重建文殊院”，“瓦罐寺”变为“瓦官寺”等，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 由于金圣叹评本差缺了五十回，後人又在金圣叹评本的基本上，补了後五十回。如近人梅寄鹤收藏的《古本水浒传》，该版本有部分学者认为是较古老的版本，甚至在袁无涯本之前，但是由于其只有五十回，且与古本容与堂本的後三十回，也无所相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後人自行撰写的。类似的案例，还有满清的《荡寇志》本，该本续写了七十回，共一百四十回，由满清包衣俞万春撰写。在晚清农民起义的环境下，《荡寇志》被利用来鼓舞士气，更名为《结水浒全传》刊行。 金圣叹评本及俞万春本与《水浒传》全书主旨背道而驰，也与施耐庵的平生经历、志向相悖。 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并称四大名著，成书于明朝初期，主要由施耐庵创作，有学者考究认为包括罗贯中有参与续本。

红楼梦

曹雪芹

这是通行本《红楼梦》，由程伟元、高鹗整理续写并刊行的版本。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属于章回体的长篇古典小说。 期初，满清包衣曹雪芹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乃传阅于亲友，不幸散件，剩得八十回。高鹗乃取之，并续了後四十回，又将前八十回一并修篡，以贯通前後故事情节，终定为“全本”并刊行于世。 《红楼梦》的版本甚繁，但终归两大类，据周汝昌先生考据，《红楼梦》版本的两大类之一是抄本，另一类是印本。所谓印本，就是最早由程伟元、高鹗付梓的版本，印本流行至今，亦已经分化为多种版本，本电子书所录，乃是通行的版本。所谓抄本，就是传阅的原稿，经手抄保存下来的版本，日积月累，传抄的版本也有十余种之多，不同抄本之间，文字内容又有差异。此类版本刊行价值低，且编纂工程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蔡义江教授融合各抄本，择其善者而从之，形成了新本《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承印刊行。 程高印本虽然流行，但前八十回的行文习惯，与後四十回有明显差别，而故事情节上也有不连贯之处。 华韵国学经典书库网将同时收录两个版本的《红楼梦》，这里收录蔡义江的新本《红楼梦》，喜欢的读者可以收藏，而喜欢通行本《红楼梦》的读者朋友，也可以在本站找到并收藏。

新版红楼梦

曹雪芹

《红楼梦》，又称《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属于章回体的长篇古典小说，作者是曹雪芹，满清时期汉八旗人，其祖上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即家奴，亦即汉奸）。 据周汝昌先生考据，目前流行的《红楼梦》版本有两大类，一类是抄本，一类是印本，本电子书所载的是抄本。曹雪芹写完百余回的《红楼梦》书稿之後，亲友传阅散佚。所谓抄本，就是传阅的原稿，经手抄保存下来的版本，日积月累，传抄的版本竟有十余种之多，不同抄本之间，文字内容又有差异。此类版本刊行价值低，且编纂工程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由蔡义江教授融合各抄本，择其善者而从之，形成了新本《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承印刊行。 而印本，是在原稿传阅散佚後，剩余的八十回的基础上，续写後四十回，形成“全本”再付梓刊行的。印本在满清时期，就已有多种版本，其中以程伟元、高鹗整理刊行的“程本”最为流行，而且是如今社会上认可度最高的版本。 蔡义江的新本《红楼梦》，用周汝昌先生的话说，是最为可信的版本，一是凡例里，及第一回的开头，其文字说明都最符合小说（说书）的“口吻与笔调”；二是蔡本保存了原本的“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携石头投胎下凡，神瑛转世为宝玉，石头转世为宝玉出生时所衔的玉”的情节，该情节符合後文的内容，而程本将神瑛侍者与石头混为一物，将“神瑛”篡改为石头的名字，与下文的宝玉出生时口衔佩玉的情节不吻合，也与後文经常出现的，宝玉与生来带着的佩玉之间的故事情节不相符。 华韵国学经典书库网将同时收录两个版本的《红楼梦》，这里收录蔡义江的新本《红楼梦》，喜欢的读者可以收藏，而喜欢通行本《红楼梦》的读者朋友，也可以在本站找到并收藏。

水浒传

施耐庵

《水浒传》成稿前曾名《江湖豪客传》，刊行後又名《水浒》、《忠义水浒传》、《水浒全传》。 《水浒传》版本繁多，这是当前通行的明朝袁无涯本万历刊本。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但袁无涯本署名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据考，施耐庵元末辞官後坐堂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并与学生罗贯中搜集编纂《江湖豪客传》，施耐庵隐居後更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版本主要有古今两类，所谓古本，是指现存最早的明朝容与堂本，最版本编录有一百回；所谓今本，是指袁无涯本及其衍化本。古今本的主要差异在于，袁无涯本比容与堂本多了九十一至一百一十回，共二十回，并且第二十六回标题及内容亦有不同，袁无涯本第廿六回标题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容与堂本第廿六回标题为“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今本又有多个版本，其中以明末金圣叹评贯华堂本的七十回本较流行，七十回本与袁无涯本前七十一回大致相同。主要差异在于两处，一是金圣叹评本的楔子，内容上包含了袁无涯本的第一回，二是金圣叹评本第七十回，在内容上与袁无涯本的第七十一回前面部分相同，後半部分则改写，而在标题上，亦由“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其他比较小的差异，是一些名词的不同，如“浪里白跳”均变为“浪里白条”，“黑旋风探穴救柴进”变为“黑旋风下井救柴进”，“赵员外重修文殊院”变为“赵员外重建文殊院”，“瓦罐寺”变为“瓦官寺”等，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 由于金圣叹评本差缺了五十回，後人又在金圣叹评本的基本上，补了後五十回。如近人梅寄鹤收藏的《古本水浒传》，该版本有部分学者认为是较古老的版本，甚至在袁无涯本之前，但是由于其只有五十回，且与古本容与堂本的後三十回，也无所相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後人自行撰写的。类似的案例，还有满清的《荡寇志》本，该本续写了七十回，共一百四十回，由满清包衣俞万春撰写。在晚清农民起义的环境下，《荡寇志》被利用来鼓舞士气，更名为《结水浒全传》刊行。 金圣叹评本及俞万春本与《水浒传》全书主旨背道而驰，也与施耐庵的平生经历、志向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