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贾公彦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周礼注疏】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唐朝贾公彦疏。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李隆基,邢昺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阐释家、国、天下伦理的经典著作，是国学经典中十分重要的一部。 《孝经》据传闻是孔子为给曾子阐述孝道所著，但南宋时被质疑为后人附会之作。对《孝经》的注疏，自西汉以降，至于魏晋南北朝之间，有上百家之多。现在流行的《孝经注疏》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孝经注疏》全书共分九卷十八章。 《孝经注疏》是《十三经注疏》里，篇幅之至少者。《孝经》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今文版本由郑玄作注，古文版本由孔安国作传。及至唐代，唐玄宗李隆基整合了两种版本，并亲自作注，命元行冲作疏，以为普及本。 其後郑孔两家注传本失传。 宋代邢昺以元行冲疏本为基础，重疏而成《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以为定本收录。 华韵国学经典网收录的此版本，以明代泰定本为底本，参校吸纳了满清阮元本（按：此人为满清钦定的篡改经典的主要人物）等的整理校勘成果，重新进行了勘误补缺，并加了标点。书后还附有序跋提要，供读者研究。整理者金良年先生对《注疏》研究多年，颇有心得，是这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孝经》是以孝为核心来阐述儒家的伦理学说的，明确“孝”是天道典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孝是人道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因此，国君以孝治国，臣民以孝立家。 对于满清造谣的“忠孝两难全”思想，《孝经》早就有所阐发：“忠”是“孝”的发展及扩展，即将家族伦理中的“孝”扩展到君臣伦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如何行“孝”，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释。

车万育

此文是满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仿照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而作。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司守谦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公羊寿,何休,徐彦

本站收錄的【春秋公羊傳注疏】，内容實即包括了【春秋】【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注疏】三大部分，目的在於方便讀者先閱讀經文，再閱讀公羊傳，最後纔閱讀注疏版，以符合逐步理解的學習模式. 【春秋公羊傳注疏】共二十八卷。戰國公羊高撰，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東漢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彥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傳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諸經，為【春秋公羊傳】制定義例，使成為有條理的今文經學著作。徐彥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舊說。 【隋書·經籍志】記何休【解詁】為十一卷；【文獻通考】記徐彥【疏】為三十卷，今本合刻為二十八卷者，乃為宋人所析。何氏【解詁】單行本較多，有汪氏問禮堂仿宋紹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閩監毛殿江西五本，陸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書局本等。 【春秋公羊傳】又稱【公羊傳】、【公羊春秋】，儒家經典之一，專門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為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傳】作者為公羊高，高為齊人（今山東），相傳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專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第四代孫）公羊壽時，壽始與齊人胡母生將【春秋公羊傳】『著於帛書』。 【春秋公羊傳】雖為公羊氏子孫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內容實際上並非盡出一家，傳者亦並非盡為公羊氏一家。其以問答體逐層逐字闡釋【春秋】經文之書法、義例，主旨為微言與大義，微言為後王立法，使其尊周室，親中國，斥夷狄，宣揚了大一統思想，大義則誅亂臣賊子，辨是非，別嫌疑，明善惡，宣揚德義。 其學傳至兩漢，又與讖緯之說相結合，其說解時陷於荒誕無稽，章句繁瑣蔓蕪。有時數十萬言乃至一百余萬言猶不能解明傳意。 東漢何休受董仲舒餘脈，精研今文經學，凡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傳解詁】。其書合經傳於一帙，廢除章句之學，依胡母生條例為【公羊傳】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為一科三旨；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為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為三科，統而並之，則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五始者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為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者為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是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乃人事與災異是也。 由此，何氏系統地闡發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 此書既出，遂成為今文經學家議政的主要理論依據，並對後來的儒家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亦為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觀點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徐彥為【公羊傳】作疏，【新唐書·藝文志】失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雲徐彥，【廣川藏書志】亦記世傳為徐彥撰，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其撰疏始末，現亦毋得詳知。【四庫全書總】據疏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據『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谷梁傳疏】，又定其在貞觀以後；據疏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唐末文體，遂依【廣川藏書志】，終定其為貞元、長慶之後人，此疏亦于其時告成。徐疏為公羊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對公羊學的發展有承上啟下之功。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叶向高等

《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以大学士叶向高为总裁官，天启三年（1623年）修成。 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共五百册。 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今海内外留下的《明实录》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二十一册，全部计一百八十三册。两种影印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

房玄龄等廿一人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参见十八家晋史。 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此版本为【漢川草廬】精校本。

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脱脱,铁木儿塔识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此版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伪元末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 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伪元初，伪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伪元顺帝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宋史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西元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至正五年（西元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西元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王国维

《疏證》除廣倉學宭叢書本外，有《遺書》本，曾兩次印布；初名《王忠愨公遺書》，所收《疏證》係鉛印本；續印名《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係石印本。今據《遺書》兩本互校，有初印不誤而續印諸誤者，亦有續印改正者，皆擇是而從，其有兩本皆誤，或所據今本有誤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語，以為說明。

漢川草廬版

【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西晉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簡的一部分，體例屬於編年體，稱為【紀年】，一般就稱【竹書紀年】，是一本編年體的史書。 【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傳說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說應為魏哀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竹書紀年】多載紀戰國時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在歷經秦始皇焚書令的浩劫之後，【竹書紀年】一度在漢代以前已經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釐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裏埋藏有該書。西晉太康二年（格里曆二八一年），該史書因盜墓重見於世。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時，位於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同時發現了大批竹簡。當時朝廷對這件事情十分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解譯竹簡（魏國文字與秦國的小篆差異頗大）。 解譯期間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續成。最終整理好後，負責官員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

方詩銘 王修齡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晉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縣西南)的一座古墓裏出土。這部史書書寫在竹簡上，被稱爲【竹書】；由於它按年編次，又被稱爲【紀年】。有時還冠上出土的地點，被稱爲【汲冢竹書】或【汲冢紀年】。一般稱爲【竹書紀年】。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書，【竹書紀年】僅是其中的一種。 【竹書紀年】原共十三篇，敍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史事。周幽王以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以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爲止。所記與傳統的記載頗多違異，但是有些記載却與甲骨文和靑銅器銘文相符合。如【尙書•無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記•殷本紀】等典籍都認爲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書紀年】却以爲中宗是祖乙，後在淸朝末年發現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稱謂，證明【竹書紀年】是正確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國古代社會和甲骨文、金文的時候，就對【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値有較高的評價。如齊桓公午在位的年數，【史記】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國年表】作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靑銅器【陳侯午敦】的銘文記載有齊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斷言：『有本銘之「十又四年」，足證【紀年】爲是，而【史記】實非。（【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又如西周厲王以後出現的所謂『共和』，【史記•周本紀】以爲是周公、召公兩人共同執政，【竹書紀年】的記載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說是共伯名和的諸侯代替周厲王，建立了一 個新政權。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視【竹書紀年】所記載的這段史實，他說：『共和是共伯名和；這由古本【竹書紀年】、【莊子】、 【呂氏春秋】等書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記】誤認爲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時的新史學家也還有根據【史記】爲說的，我要請這樣的朋友讀讀朱右曾、王國維的關於【竹書紀年】的硏究。』（【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於【史記•六國年表】本身的混亂矛盾，並與其他文獻所記不合，戰國年代的重建成爲一個重要的硏究課題。淸 代和近代學者在試圖排比一個比較正確的戰國年表時，主要的根據也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原簡早已散佚，晉代學者荀勗、和嶠、束皙等人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現存的【竹書紀年】是後人重編的，不是已失傳的【竹書紀年】的本來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書的注釋，以及某些類書中，還引用了較多的原 本【竹書紀年】的佚文。淸代學者朱右曾曾將部分佚文匯輯起 來，編爲【汲冢紀年存眞】。近代學者王國維又在【存眞】的基 礎上重輯爲【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存眞】和【輯校】兩書，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說的朱右曾、王國維關於【竹書紀年】的硏究。 解放後，范祥雍先生又對【輯校】加以校訂增補，編爲【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這種從古代典籍中匯輯【竹書紀年】原本佚文編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輯校】，都稱爲『古本』。本書也是如此。現存的【竹書紀年】，則被稱爲『今本』。 現在能看到的今本【竹書紀年】，較早的有明代天一閣刻本。因此，有人認爲『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閣主人范欽重編 的。但淸代雷學淇在【考訂竹書紀年】中說，他曾經見過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見『今本』不是出於明代中葉的范欽所重 編。南宋人羅泌【路史】所引【紀年】中，有一條與『今本』全同， 淸代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因此認爲『羅泌已見「今本」 』。如果此說可信，則『今本』的出現最遲當在南宋時期。今本【竹書紀年】中很多條也是從古注、類書中所引『古本』輯錄出來的， 但是輯錄得很不忠實，幷增加了一些顯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鈔錄梁沈約的【宋書•符瑞志】，改頭換面，作爲沈約的注。 經過重編，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春秋、戰國部分全部用東周紀 年，與『古本』用晉國和魏國紀年完全不同。由於『今本』出現的時代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們看到的爲多，如商紀大戊一代的原注說『【竹書】作太宗』，所據就可能是現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盡管是重編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價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頗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最後出，總結了前人的成果，因此，這裏一併收入，以供讀者參閱。 這部輯證，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閱，特此誌謝。我們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正。

王弼

本书由三本相对独立的著作合并而成。内容主要包括对王弼在其注释中所用的解释学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注释的批判性版本和“推论性”翻译（即通过王弼的注释解读《老子》的文本），以及对作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学问题的分析。通过审慎地重构王弼的《老子》本及《老子注》，《王弼《老子注》研究(上下)》探讨了王弼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注释者的注释技艺。在将王弼《老子注》置入与其他竞争性注释并存的语境、并抽绎出这些竞争性注释的解读方式的过程中，《王弼《老子注》研究(上下)》呈示了理解《老子》的众多路径：从根本性的哲学创作、特定的政治理论到长生术的指南，以及在如此众多的路径中王弼的哲学取径所达至的高度。

忽思慧

【饮膳正要】为元蒙殖民朝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该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此书著成于元蒙殖民朝代天历三年（西元1330年）。 全书共三卷。卷一讲的是诸般禁忌，聚珍品撰。卷二讲的是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卷三讲的是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菜品和料物等。 【饮膳正要】记载药膳方和食疗方非常丰富，特别注重阐述各种饮撰的性味与滋补作用，并有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等内容。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 【饮膳正要】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作者强调营养学的医疗作用，他认为最好少吃药，平时注意营养调剂；不吃药也能治病。 【饮膳正要】对春、夏、秋、冬四时所宜"吃什么东西，都有论述。书中还附有许多插图，如每种食物的性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疾病等，都一一加以说明。书中还提倡讲究个人卫生，如对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晚上洗脚、薄滋味、戒暴怒等，都有论述。 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

王雪华

《金匮要略方论》是我国东汉时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所说专书，就意味着它是专讲杂病治疗学的。作者认为，它既是杂病治疗学，也是张仲景杂病的辨证治疗学。这本书是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完成并问世，具有首创性，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其为经典著作，是我们中医药后学者、从业者、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本书是王雪华《金匮要略》文字稿，共八十全集。

懋基

道德經傳為老子所著，而傳世之本，不一而異。今人常尊王弼註本為正，謂其近于老子。 而現代出土之古本，如郭店楚簡，漢墓帛書，卻亦同亦異。或曰，愈古者愈幾于老子也。今校以簡帛二本，注以圓其前後之說，作是文以紀，僅供參考。 此本乃漢帛出土以來，首部基于漢帛、楚簡，最深入，最接近解讀作者原旨的道德經挍注本；作者吸收陽明心學，另行構建了心、意理論系统，并以此作為解讀道德經的基礎，一反歴史上以通假名義歪曲原文意旨的研究方式，基于漢帛楚簡原文進行解讀，如史上眇字往往被通假為妙，但實際上眇才是符合原旨。 作者解讀切入角度雖然得以令作者更接近原旨，但作者研究水平有限，未免在挍注過程中出現失誤，歡迎指正。

郭庆藩

满清大兴文字狱，学界多从考据。部分清儒，因不满于满清殖民政权对学术的操控，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满清时期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本书的庄子本文，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但校刻不精，错误很多。现在根据古逸丛书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凡原刻显著错误衍夺的字，用小一号字体，外加圆括号，校改校补的字，外加方括号，以资识别，校记附于每节之后，阙疑之处，不径改原文，只注明文字异同。此外，又把陆德明的庄子序录和焦竑庄子翼所附阙误一并列入。校勘以外，还标点分段。小段另行起排，大段并留空一行，注解和正文分开，用数字标出，排在各段之后。整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王羲之,房弘毅

【笔势论十二章】又名【笔阵图十二章】，传王羲之撰，又传後人杂烩而成，是对写字技法的揭秘的书论名篇。初载唐代·韦续【墨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不知何代所辑』。孙过庭【书谱】云『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疑似【笔阵图十二章】在初唐已流传坊间。 孙过庭认为『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而【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所以他断定此文绝非出于右军之手。孙过庭所说的【笔势十章】是否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二章已无从查考。【笔势论十二章】是否是王羲之所撰仍值得探讨，但认为是王羲之一派的书论，则无大的争议。 【笔势论十二章】对写字技法的揭秘，其从用笔而方，论及藏锋、侧笔、结笔、翻笔、起笔、打笔等方法和笔势；从结体而言，合体字，则有『并不宜阔，重不宜长，单不宜小，复不宜大，密胜乎疏，短胜乎长』；若大小，则『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从布白而言，则论『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等等。

陈玉秀

欲知明朝法治环境一二，必读此书。 【律条公案】，全名【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明朝陈玉秀所著，全书七卷，卷首一卷，共四十六则。 【律条公案】所录案件，共分十四类：谋害类、强奸类、奸情类、强盗类、窃盗类、淫僧类、除精类、除害类、婚姻类、妒杀类、谋产类、混争类、拐带类、节孝类。但每卷或一类、或两类、或三五类不等，亦无规律，大抵以故事长短多少划分。 现存版本缺第二卷『强奸类』四则故事，仅存则目，即：【赵代巡断问奸杀贞妇】、【陈代巡断问强奸杀死】、【杨县尹断问强奸返害】、【刘太府断问强奸寡妇】。类中又分则，每类中则数亦不相等，正文共计四十六则。 卷首一卷所载均为法律案文，与小说内容无关，但可见白话公案小说发展初期作者之观念，在同类小说中可谓绝无仅有，今附于正文之后。此外，附录中『杖刑』、『杂犯』罚银数额，疑有误，未便擅改，姑存疑。 每则故事大多有叙述、有状词、有诉词、有判词、有撰者按语五部分内容，与明代其它公案小说大同小异。至于作品内容，与【详刑公案】、【详情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诸书互有出入，可见是辗转稗贩，殊少创作。主旨不外歌颂清官善断，造福百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除个别案件曲折复杂，饶有情致外，大多借助动刑和异兆破案，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使作品本身缺乏艺术性。

宋_李清照

《李清照词全集》，作者李清照，本书收录了所有李清照见传于世的词作。包括：点绛唇,如梦令,浣溪沙,诉衷情,菩萨蛮,好事近,清平乐,忆秦娥,添字采桑子,摊破浣溪沙,武陵春,醉花阴,南歌子,怨王孙,鹧鸪天,玉楼春,小重山,临江仙,蝶恋花,一剪梅,渔家傲,减字木兰花,瑞鹧鸪,念奴娇,长寿乐,行香子,孤雁儿,满庭芳,凤凰台上忆吹箫,声声慢,庆清朝慢,永遇乐,多丽等。 分两卷，一卷为词作原文，一卷为後人赏析，赏析内容来源于网络，华韵国学经典书库整理收录，以饗众人。

王秀楚

〖扬州十日记〗是一篇详细描述明末民族悲剧的奇文。明末王秀楚所写关于清兵在扬州屠城的一本约八千字左右的小书。 〖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和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国外，如苏联齐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引用。诸书引用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诉清军在扬州的「屠杀」，并加以谴责。 有人认为「由于清廷禁止〖扬州十日记〗流通导致人们对此丝毫不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有心人士将此书从日本印了带回中国，故此书真伪长期以来有所争议。」但是清朝咸丰年间公开编纂的史书〖小腆纪年.卷十〗里作者就引用了〖扬州十日记〗的内容 ：「 臣鼒曰，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可见在清朝时期中国是有〖扬州十日记〗这本书的。甚至更早时期清朝道光年间公开刊印的〖荆驼逸史〗中就收录有〖扬州十日记〗的全文，后来刊印的〖明季稗史汇编〗中也有〖扬州十日记〗全文。

朱之瑜

籍　名：舜水先生文集 別　名：舜水文集 作　者：(明)朱之瑜撰 版　本：日本正德二年刻本 來　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清·惜红居士

《李公案奇闻》共三十四回，伪满清光绪二十八年（耶元一九零二年）文光书坊刊，下注：“二续嗣出”，第十八回又说：“其中有许多情节，与李公毕生事业有关，不但为此书后半部张本，且与二集、三集、四集各案均有关系。”可见这是初集。后三集可能只是计划中的事，未见出版。

郑思肖[宋]

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画家。宋朝灭亡之后，他画的兰花，竟然是离开地面，露着根部的兰花。人们都不知其意。后来，在跟他的知己多次的交谈和接触中，才了解到这些兰花离地露根的真正意思，寄托了他当时不愿当亡国奴的思想。尤其是《心史》一诗讲得更明确：“纵遇圣明过尧舜，毕竟不是亲父母，千语万语只一语，还我大宋旧疆土。” 郑思肖擅长画兰花，并因为画兰花而出名。在他隐居江南的时候，当地的县官仰仗自己的权势，多次向他索画，都被他断然谢绝，他说：“头可断，兰不可得。” 自书重见天日后，即受到明季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抗清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序跋、题咏、品评者之多，据三百多年 后我的初步统计，即逾百人。刻行后约四五十年，正是有明遗老凋零殆尽之际，开始有人毫无举证又吞吞吐吐地称《心史》 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诘。又过了约百年，在清廷大力强化思想专 制之际，御用“三通”、“四库”馆臣始正式判其为伪，并 编凑出几条站不住脚的“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此后“伪书说”虽不时遭到学者（包 括很多第一流大学者）的反驳，但还是流行天下，惑人甚深，遗毒迄今犹未消绝。甚至连当今一些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 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词典》等，也受到影响，称“或疑为后人假托”。前几年江苏一批古籍版 本学家、出版史专家撰写出版的《江苏刻书》一书，居然连《心史》都没有收入，可能也是“伪书说”在作怪。《心史》仅在 明末江苏就两次刊刻，而且至今在南京、苏州的图书馆里均有收藏，即使真的是伪书，那么它仍然是一种“明刻书”啊！岂可 视而不见？ 《心史》绝非伪书，我在《井中奇书考》一书中已列举了大量证据来论述这一点，本文不拟多说。下面再谈谈与苏州刊刻《心 史》有关的人物和故事。 如前所述，《心史》稿本最早是由寺僧达始发现的，有一位苏州文人赵均看到后，把这件新闻告诉 了陆嘉颖、陆坦父子，自己却离开苏州旅游去了。陆嘉颖对这事极感兴趣，想来想去，只有文从简、文父子与寺僧相熟，便 请他们向达始商量借阅。不料达始奇货可居，坚不肯借，交涉了三个多月，直到翌年春，方由陆氏出了一笔钱借得稿本。陆 氏父子与文氏父子便分头摹抄。同时他们也产生了刊刻之意，欲使偶然得之的《心史》广为流布，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此， 陆嘉颖与文从简各写了一篇跋文，并在苏州士人间传观抄本，借机募款。到了七月间，陆嘉颖又将抄本送给复社名流杨廷 枢、文坛耆宿张世伟过目，杨、张也分别写了跋，对《心史》作了高度评价。于是，又有一批爱国文人（主要是复社成员） 纷纷题跋，如丘民瞻、华渚、许元溥、郑敷教、姚宗典、姚宗昌、陈宗元、朱衮、凌一槐、朱镒、陆坦等等。至此，经费问 题仍未解决，乃由诸生张劭和丘民瞻二人将抄本及诸人题跋上呈江南最高行政长官张国维。张“览而异之，立捐俸绣梓”，并 亲撰序文，同时还请了他的同乡冯维位老人写了跋。 1641年，正是《心史》初刻的翌年，吴县重修县志。在这部《吴县志》 中，详细记载了《心史》的发现，并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诗作。这是《心史》在苏州地方志中的最早记载。 今天，我们纪念 《心史》刊刻三百六十周年，不禁会想到围绕着这部书的如张国维、杨廷枢、陆氏父子、文氏父子、姚氏兄弟等许许多多仁 人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爱国文人的“南社”，就特别推崇郑思肖的《心史》，它的成立大会，就是在苏州虎丘的张 国维祠中举行的。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战期间专门写了《郑思肖心史孤忠》的文章，以激励全民的抗战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