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贾公彦

【周礼】，原名【周官】，讲述的是周代的官制，即政治制度，相传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篇目，记载国家的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上至天文历象，九州要事；下至民生经济，草木虫鱼。凡国家制度，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 【周礼注疏】由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唐朝贾公彦疏。 据传闻，西汉景帝武帝之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就有【周官】。王莽时，刘歆奏请将【周官】列为官学，并更名【周礼】。【周礼】成为官学后，注家蜂涌而起，学术派别林立。东汉郑玄乃贯通诸家，作【周礼注】，因于郑玄的学术声望，【周礼注】取代了诸家之说，并将【周礼】捧为【三礼】之首。 唐朝时期，贾公彦在郑玄【周礼注】基础上，作【周礼疏】 ，后世凡研读【周礼】者，俱不离此二家。 此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参校【唐石经】、【蜀石经】以及历代善本，并吸收了国内外各家的研究成果，加以标点，可以说，整理后的【周礼注疏】是目前为止的最好的本子。

李隆基,邢昺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阐释家、国、天下伦理的经典著作，是国学经典中十分重要的一部。 《孝经》据传闻是孔子为给曾子阐述孝道所著，但南宋时被质疑为后人附会之作。对《孝经》的注疏，自西汉以降，至于魏晋南北朝之间，有上百家之多。现在流行的《孝经注疏》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孝经注疏》全书共分九卷十八章。 《孝经注疏》是《十三经注疏》里，篇幅之至少者。《孝经》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今文版本由郑玄作注，古文版本由孔安国作传。及至唐代，唐玄宗李隆基整合了两种版本，并亲自作注，命元行冲作疏，以为普及本。 其後郑孔两家注传本失传。 宋代邢昺以元行冲疏本为基础，重疏而成《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以为定本收录。 华韵国学经典网收录的此版本，以明代泰定本为底本，参校吸纳了满清阮元本（按：此人为满清钦定的篡改经典的主要人物）等的整理校勘成果，重新进行了勘误补缺，并加了标点。书后还附有序跋提要，供读者研究。整理者金良年先生对《注疏》研究多年，颇有心得，是这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孝经》是以孝为核心来阐述儒家的伦理学说的，明确“孝”是天道典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孝是人道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因此，国君以孝治国，臣民以孝立家。 对于满清造谣的“忠孝两难全”思想，《孝经》早就有所阐发：“忠”是“孝”的发展及扩展，即将家族伦理中的“孝”扩展到君臣伦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孝经》对如何行“孝”，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释。

车万育

此文是满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仿照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而作。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司守谦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公羊寿,何休,徐彦

本站收錄的【春秋公羊傳注疏】，内容實即包括了【春秋】【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注疏】三大部分，目的在於方便讀者先閱讀經文，再閱讀公羊傳，最後纔閱讀注疏版，以符合逐步理解的學習模式. 【春秋公羊傳注疏】共二十八卷。戰國公羊高撰，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東漢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彥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傳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諸經，為【春秋公羊傳】制定義例，使成為有條理的今文經學著作。徐彥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舊說。 【隋書·經籍志】記何休【解詁】為十一卷；【文獻通考】記徐彥【疏】為三十卷，今本合刻為二十八卷者，乃為宋人所析。何氏【解詁】單行本較多，有汪氏問禮堂仿宋紹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閩監毛殿江西五本，陸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書局本等。 【春秋公羊傳】又稱【公羊傳】、【公羊春秋】，儒家經典之一，專門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為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傳】作者為公羊高，高為齊人（今山東），相傳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專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第四代孫）公羊壽時，壽始與齊人胡母生將【春秋公羊傳】『著於帛書』。 【春秋公羊傳】雖為公羊氏子孫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內容實際上並非盡出一家，傳者亦並非盡為公羊氏一家。其以問答體逐層逐字闡釋【春秋】經文之書法、義例，主旨為微言與大義，微言為後王立法，使其尊周室，親中國，斥夷狄，宣揚了大一統思想，大義則誅亂臣賊子，辨是非，別嫌疑，明善惡，宣揚德義。 其學傳至兩漢，又與讖緯之說相結合，其說解時陷於荒誕無稽，章句繁瑣蔓蕪。有時數十萬言乃至一百余萬言猶不能解明傳意。 東漢何休受董仲舒餘脈，精研今文經學，凡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傳解詁】。其書合經傳於一帙，廢除章句之學，依胡母生條例為【公羊傳】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為一科三旨；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為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為三科，統而並之，則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五始者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為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者為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是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乃人事與災異是也。 由此，何氏系統地闡發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 此書既出，遂成為今文經學家議政的主要理論依據，並對後來的儒家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亦為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觀點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徐彥為【公羊傳】作疏，【新唐書·藝文志】失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雲徐彥，【廣川藏書志】亦記世傳為徐彥撰，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其撰疏始末，現亦毋得詳知。【四庫全書總】據疏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據『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谷梁傳疏】，又定其在貞觀以後；據疏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唐末文體，遂依【廣川藏書志】，終定其為貞元、長慶之後人，此疏亦于其時告成。徐疏為公羊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對公羊學的發展有承上啟下之功。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叶向高等

《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以大学士叶向高为总裁官，天启三年（1623年）修成。 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共五百册。 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今海内外留下的《明实录》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二十一册，全部计一百八十三册。两种影印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

房玄龄等廿一人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 。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参见十八家晋史。 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 此版本为【漢川草廬】精校本。

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脱脱,铁木儿塔识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此版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伪元末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 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伪元初，伪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但因体例、年号不一而未成。伪元顺帝至正三年（西元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等七人宋史任总裁官，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脱脱于至正四年五月（西元1344年）辞职，中书右丞相阿鲁图继任，阿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不谙汉字。至正五年（西元1345年）十月成书，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至正六年（西元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王国维

《疏證》除廣倉學宭叢書本外，有《遺書》本，曾兩次印布；初名《王忠愨公遺書》，所收《疏證》係鉛印本；續印名《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係石印本。今據《遺書》兩本互校，有初印不誤而續印諸誤者，亦有續印改正者，皆擇是而從，其有兩本皆誤，或所據今本有誤為王氏所未正者，略出案語，以為說明。

漢川草廬版

【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西晉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簡的一部分，體例屬於編年體，稱為【紀年】，一般就稱【竹書紀年】，是一本編年體的史書。 【竹書紀年】記錄了從傳說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說應為魏哀王）之間的重要歷史事件，起於黃帝。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竹書紀年】多載紀戰國時晉國與魏國之事，一般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在歷經秦始皇焚書令的浩劫之後，【竹書紀年】一度在漢代以前已經散逸。不幸中的大幸，魏安釐王（一說應為魏襄王）的墓裏埋藏有該書。西晉太康二年（格里曆二八一年），該史書因盜墓重見於世。竹簡長度為古尺二尺四寸，每簡四十字，凡十三篇。 是時，位於今日河南省的某魏王墓被盜挖，盜墓者被捕，同時發現了大批竹簡。當時朝廷對這件事情十分重視，晉武帝命令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負責解譯竹簡（魏國文字與秦國的小篆差異頗大）。 解譯期間遇上八王之亂等多次政治紛擾，秘書丞衛恆在從事「考正」時際被殺，使整理的進度大受打擊，由衛恆的好友佐著作郎束晳續成。最終整理好後，負責官員將之命名為【竹書紀年】。

方詩銘 王修齡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晉武帝太康二年(耶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縣西南)的一座古墓裏出土。這部史書書寫在竹簡上，被稱爲【竹書】；由於它按年編次，又被稱爲【紀年】。有時還冠上出土的地點，被稱爲【汲冢竹書】或【汲冢紀年】。一般稱爲【竹書紀年】。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書，【竹書紀年】僅是其中的一種。 【竹書紀年】原共十三篇，敍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史事。周幽王以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以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耶元前二九九年)爲止。所記與傳統的記載頗多違異，但是有些記載却與甲骨文和靑銅器銘文相符合。如【尙書•無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記•殷本紀】等典籍都認爲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書紀年】却以爲中宗是祖乙，後在淸朝末年發現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稱謂，證明【竹書紀年】是正確的。郭沬若同志在硏究中國古代社會和甲骨文、金文的時候，就對【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値有較高的評價。如齊桓公午在位的年數，【史記】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國年表】作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靑銅器【陳侯午敦】的銘文記載有齊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斷言：『有本銘之「十又四年」，足證【紀年】爲是，而【史記】實非。（【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又如西周厲王以後出現的所謂『共和』，【史記•周本紀】以爲是周公、召公兩人共同執政，【竹書紀年】的記載却是 『共伯和干王位』，說是共伯名和的諸侯代替周厲王，建立了一 個新政權。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視【竹書紀年】所記載的這段史實，他說：『共和是共伯名和；這由古本【竹書紀年】、【莊子】、 【呂氏春秋】等書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記】誤認爲周、召二公 共和而治。近時的新史學家也還有根據【史記】爲說的，我要請這樣的朋友讀讀朱右曾、王國維的關於【竹書紀年】的硏究。』（【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於【史記•六國年表】本身的混亂矛盾，並與其他文獻所記不合，戰國年代的重建成爲一個重要的硏究課題。淸 代和近代學者在試圖排比一個比較正確的戰國年表時，主要的根據也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原簡早已散佚，晉代學者荀勗、和嶠、束皙等人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現存的【竹書紀年】是後人重編的，不是已失傳的【竹書紀年】的本來面目。但在南北朝至 北宋的一些古書的注釋，以及某些類書中，還引用了較多的原 本【竹書紀年】的佚文。淸代學者朱右曾曾將部分佚文匯輯起 來，編爲【汲冢紀年存眞】。近代學者王國維又在【存眞】的基 礎上重輯爲【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存眞】和【輯校】兩書，就 是郭沬若同志所說的朱右曾、王國維關於【竹書紀年】的硏究。 解放後，范祥雍先生又對【輯校】加以校訂增補，編爲【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這種從古代典籍中匯輯【竹書紀年】原本佚文編校而成的 本子，如【存眞】、【輯校】，都稱爲『古本』。本書也是如此。現存的【竹書紀年】，則被稱爲『今本』。 現在能看到的今本【竹書紀年】，較早的有明代天一閣刻本。因此，有人認爲『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閣主人范欽重編 的。但淸代雷學淇在【考訂竹書紀年】中說，他曾經見過一部 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見『今本』不是出於明代中葉的范欽所重 編。南宋人羅泌【路史】所引【紀年】中，有一條與『今本』全同， 淸代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因此認爲『羅泌已見「今本」 』。如果此說可信，則『今本』的出現最遲當在南宋時期。今本【竹書紀年】中很多條也是從古注、類書中所引『古本』輯錄出來的， 但是輯錄得很不忠實，幷增加了一些顯然不是『古本』的佚文， 又鈔錄梁沈約的【宋書•符瑞志】，改頭換面，作爲沈約的注。 經過重編，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春秋、戰國部分全部用東周紀 年，與『古本』用晉國和魏國紀年完全不同。由於『今本』出現的時代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們看到的爲多，如商紀大戊一代的原注說『【竹書】作太宗』，所據就可能是現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盡管是重編的，仍有 其一定的史料價値。淸代硏究『今本』的著作頗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最後出，總結了前人的成果，因此，這裏一併收入，以供讀者參閱。 這部輯證，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閱，特此誌謝。我們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專家和讀者們的指正。

王弼

本书由三本相对独立的著作合并而成。内容主要包括对王弼在其注释中所用的解释学方法的分析，王弼《老子》本及注释的批判性版本和“推论性”翻译（即通过王弼的注释解读《老子》的文本），以及对作为王弼《老子注》核心的哲学问题的分析。通过审慎地重构王弼的《老子》本及《老子注》，《王弼《老子注》研究(上下)》探讨了王弼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注释者的注释技艺。在将王弼《老子注》置入与其他竞争性注释并存的语境、并抽绎出这些竞争性注释的解读方式的过程中，《王弼《老子注》研究(上下)》呈示了理解《老子》的众多路径：从根本性的哲学创作、特定的政治理论到长生术的指南，以及在如此众多的路径中王弼的哲学取径所达至的高度。

忽思慧

【饮膳正要】为元蒙殖民朝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所撰，该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此书著成于元蒙殖民朝代天历三年（西元1330年）。 全书共三卷。卷一讲的是诸般禁忌，聚珍品撰。卷二讲的是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卷三讲的是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菜品和料物等。 【饮膳正要】记载药膳方和食疗方非常丰富，特别注重阐述各种饮撰的性味与滋补作用，并有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等内容。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 【饮膳正要】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作者强调营养学的医疗作用，他认为最好少吃药，平时注意营养调剂；不吃药也能治病。 【饮膳正要】对春、夏、秋、冬四时所宜"吃什么东西，都有论述。书中还附有许多插图，如每种食物的性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疾病等，都一一加以说明。书中还提倡讲究个人卫生，如对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晚上洗脚、薄滋味、戒暴怒等，都有论述。 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

王雪华

《金匮要略方论》是我国东汉时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所说专书，就意味着它是专讲杂病治疗学的。作者认为，它既是杂病治疗学，也是张仲景杂病的辨证治疗学。这本书是张仲景在东汉末年完成并问世，具有首创性，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称其为经典著作，是我们中医药后学者、从业者、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本书是王雪华《金匮要略》文字稿，共八十全集。

懋基

道德經傳為老子所著，而傳世之本，不一而異。今人常尊王弼註本為正，謂其近于老子。 而現代出土之古本，如郭店楚簡，漢墓帛書，卻亦同亦異。或曰，愈古者愈幾于老子也。今校以簡帛二本，注以圓其前後之說，作是文以紀，僅供參考。 此本乃漢帛出土以來，首部基于漢帛、楚簡，最深入，最接近解讀作者原旨的道德經挍注本；作者吸收陽明心學，另行構建了心、意理論系统，并以此作為解讀道德經的基礎，一反歴史上以通假名義歪曲原文意旨的研究方式，基于漢帛楚簡原文進行解讀，如史上眇字往往被通假為妙，但實際上眇才是符合原旨。 作者解讀切入角度雖然得以令作者更接近原旨，但作者研究水平有限，未免在挍注過程中出現失誤，歡迎指正。

郭庆藩

满清大兴文字狱，学界多从考据。部分清儒，因不满于满清殖民政权对学术的操控，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学术近代化的标志。【庄子集释】是满清时期关于【庄子】的注疏、训诂的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将之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多年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 本书的庄子本文，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但校刻不精，错误很多。现在根据古逸丛书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凡原刻显著错误衍夺的字，用小一号字体，外加圆括号，校改校补的字，外加方括号，以资识别，校记附于每节之后，阙疑之处，不径改原文，只注明文字异同。此外，又把陆德明的庄子序录和焦竑庄子翼所附阙误一并列入。校勘以外，还标点分段。小段另行起排，大段并留空一行，注解和正文分开，用数字标出，排在各段之后。整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王羲之,房弘毅

【笔势论十二章】又名【笔阵图十二章】，传王羲之撰，又传後人杂烩而成，是对写字技法的揭秘的书论名篇。初载唐代·韦续【墨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不知何代所辑』。孙过庭【书谱】云『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疑似【笔阵图十二章】在初唐已流传坊间。 孙过庭认为『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而【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所以他断定此文绝非出于右军之手。孙过庭所说的【笔势十章】是否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二章已无从查考。【笔势论十二章】是否是王羲之所撰仍值得探讨，但认为是王羲之一派的书论，则无大的争议。 【笔势论十二章】对写字技法的揭秘，其从用笔而方，论及藏锋、侧笔、结笔、翻笔、起笔、打笔等方法和笔势；从结体而言，合体字，则有『并不宜阔，重不宜长，单不宜小，复不宜大，密胜乎疏，短胜乎长』；若大小，则『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从布白而言，则论『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等等。

张岱

【夜航船】是明朝史学家张岱所写的一部文言典故总集，类似于现代百科全书，收集了中国历史上有明确典载的故事。【夜航船】并非高深莫测的文言文书籍，而是用语接近古代白话（半文言半口语），内容类似『文化段子』的文学作品。其中『段子』有四千多个，绝大部分是平常『白丁』也应该了解的社科知识。只有很少的部分语言荒诞不经，只能作为『情趣笑谈』浅读品味。 张岱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 那么，为何张岱要将其著作取名【夜航船】呢？夜航船在南方象征着『水乡苦途长旅』。将书名起为夜航船，表示读者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可以此书闲谈消遣。而面对各色各样的读者乘客，供作谈资的书籍内容自然也要包罗万象。 【夜航船】序文有纪述这么一个故事： 昔日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鉴于此故，张岱编写了本书，专述中华文化常识，免于类似的夜航船失醜之事。【夜航船】的内容上囊天文地理，下括经史百家，贤至三教九流，而诞及神仙鬼怪，广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涉及的现代学科知识极为广泛，可谓是较有规模的古代百科全书。

陈玉秀

欲知明朝法治环境一二，必读此书。 【律条公案】，全名【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明朝陈玉秀所著，全书七卷，卷首一卷，共四十六则。 【律条公案】所录案件，共分十四类：谋害类、强奸类、奸情类、强盗类、窃盗类、淫僧类、除精类、除害类、婚姻类、妒杀类、谋产类、混争类、拐带类、节孝类。但每卷或一类、或两类、或三五类不等，亦无规律，大抵以故事长短多少划分。 现存版本缺第二卷『强奸类』四则故事，仅存则目，即：【赵代巡断问奸杀贞妇】、【陈代巡断问强奸杀死】、【杨县尹断问强奸返害】、【刘太府断问强奸寡妇】。类中又分则，每类中则数亦不相等，正文共计四十六则。 卷首一卷所载均为法律案文，与小说内容无关，但可见白话公案小说发展初期作者之观念，在同类小说中可谓绝无仅有，今附于正文之后。此外，附录中『杖刑』、『杂犯』罚银数额，疑有误，未便擅改，姑存疑。 每则故事大多有叙述、有状词、有诉词、有判词、有撰者按语五部分内容，与明代其它公案小说大同小异。至于作品内容，与【详刑公案】、【详情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诸书互有出入，可见是辗转稗贩，殊少创作。主旨不外歌颂清官善断，造福百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除个别案件曲折复杂，饶有情致外，大多借助动刑和异兆破案，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使作品本身缺乏艺术性。

宋_李清照

《李清照词全集》，作者李清照，本书收录了所有李清照见传于世的词作。包括：点绛唇,如梦令,浣溪沙,诉衷情,菩萨蛮,好事近,清平乐,忆秦娥,添字采桑子,摊破浣溪沙,武陵春,醉花阴,南歌子,怨王孙,鹧鸪天,玉楼春,小重山,临江仙,蝶恋花,一剪梅,渔家傲,减字木兰花,瑞鹧鸪,念奴娇,长寿乐,行香子,孤雁儿,满庭芳,凤凰台上忆吹箫,声声慢,庆清朝慢,永遇乐,多丽等。 分两卷，一卷为词作原文，一卷为後人赏析，赏析内容来源于网络，华韵国学经典书库整理收录，以饗众人。

王秀楚

〖扬州十日记〗是一篇详细描述明末民族悲剧的奇文。明末王秀楚所写关于清兵在扬州屠城的一本约八千字左右的小书。 〖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和萧一山著〖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国外，如苏联齐赫文斯基地也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引用。诸书引用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控诉清军在扬州的「屠杀」，并加以谴责。 有人认为「由于清廷禁止〖扬州十日记〗流通导致人们对此丝毫不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有心人士将此书从日本印了带回中国，故此书真伪长期以来有所争议。」但是清朝咸丰年间公开编纂的史书〖小腆纪年.卷十〗里作者就引用了〖扬州十日记〗的内容 ：「 臣鼒曰，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言可法抑万里长城之黄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杰，至谓坏东南之天下者，史道邻也。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可见在清朝时期中国是有〖扬州十日记〗这本书的。甚至更早时期清朝道光年间公开刊印的〖荆驼逸史〗中就收录有〖扬州十日记〗的全文，后来刊印的〖明季稗史汇编〗中也有〖扬州十日记〗全文。

朱之瑜

籍　名：舜水先生文集 別　名：舜水文集 作　者：(明)朱之瑜撰 版　本：日本正德二年刻本 來　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清·惜红居士

《李公案奇闻》共三十四回，伪满清光绪二十八年（耶元一九零二年）文光书坊刊，下注：“二续嗣出”，第十八回又说：“其中有许多情节，与李公毕生事业有关，不但为此书后半部张本，且与二集、三集、四集各案均有关系。”可见这是初集。后三集可能只是计划中的事，未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