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3)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张国华

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

　　嘉v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为台官的首领。这个变动，说明仁宗还是想让包拯这样的人发挥点作用，这样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国。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包拯当御史台长官，对当时的政治是有所建议有所改革的，比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人们明显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显然不像当谏官时那样锋芒毕露，敢说敢为，无所顾忌。谏官包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史家认为，这时包拯的思想比过去来得更加平稳些。

　　任何皇权给予臣子的权力都有个限度，这个限度不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是依靠掌权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数几个未受到过大的政治冲击、未遭贬逐的官僚。纵观中国历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对现政权构成威胁，就是由于在实际权位上危及到了当朝的统治者。如与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屡遭贬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实干家。

　　包拯在北宋复杂的仕宦生涯中，总的说官运畅通，波折不多。这同他“犯颜抗谏”、“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个中原因值得特殊关注。

　　在所有论述中，张田评论可谓独到。张田是包拯的门生，包拯奏议集就是由他负责编纂的。他在这个文集题辞中指出，在先朝担任谏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这些人就升到侍从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独包拯，是进无他吝，天下又不得异议的人。这原因何在？张田以为，包拯一生忠于皇帝，尽力干事，尽管有时谏言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纳他的奏议；由于他刚直，不与人结成朋党，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党之争，免遭攻击；因为他办事公道，因而没有把柄被人抓住，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牵制。我们从张田的评论中似乎知晓了性格刚毅、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多于不信任与不支持的个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谏的方面，一般说来，君主起先导作用。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从历史来看，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纳谏的肯定。

　　实际上，“刚直、干事、干净”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得宠也好，失信也罢，他都会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可能是他给自己订下的最低标准。史家认为这也是仁宗对他进一步认识并再次任用的一个根据。包拯“刚直、干事、干净”当时就获得朝野多数人的赞扬。就连他的反对者也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尝言正次，闻于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旧时官僚一个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最大统一，自然与他长期坚守忠孝观有关，也同他“匡正阙失，尽心报国”的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