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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研究] 战国政治制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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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人 發表於 2006-12-27 10: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网络
战国政制的背景,尤其要紧的是“列国的相互关系”、“封建的解体”、“货币经济与商业活动”诸题。此处只需将若干重要的节目点明,而且凡以春秋与战国作对比时,并不意味为两个时期间的制度有一突然转变的转捩点,凡所对比,都无宁是各种特性最盛时的程度与性质。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春秋时代世卿制度的变化。本文作者曾经对此有过专题讨论,发现卿大夫的世家,自春秋中叶以后,数量逐渐减少。用数字来说明《左传》中所见强宗大族,由西元前572至543年的二十三个,逐步跌到西元前542至513年的十四个,西元前512至483年的十三个,以至西元前482至464年的七个。
  这些世卿家族的式微,大半都是互相并吞斗争的结果。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晋国各卿大夫家族的斗争:最先是狐氏的消失于政治舞台(西元前621年);然后是三谷阝的一时覆灭;范氏又出头把栾氏赶出了晋国(西元前552年);祁氏和羊舌氏在西元前514年覆亡,土地被韩、赵、魏及智氏瓜分了;二十二年后,范氏、中行氏也完了,最后,在西元前454年,韩、赵、魏又合力把最强大的智伯消灭。这一类的争夺,春秋各国所在多有,此处也毋需再作赘述。
  殆及战国之世,春秋的世家大族,除了少数变成诸侯,做了真正的国君外,几乎都已烟消云散,不再见于史乘。因此,春秋世卿的消失,在社会意义上说,是整个一个阶层的绝迹;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排列。若以政府组织的观点看,这些世家大族原占的统治阶层,应当有一些新的成分加以代替。他们的性质及职权,自然都不同于世卿。
  另一个要讨论的背景,是战国国家性质与春秋诸国性质的不同。春秋初期和中期的各个封建国家,一级一级分封,所谓“侧室”,“贰宗”,把全国切割成无数的采邑,每一个大夫,都是采邑的领主,一身兼为地主和地方官。大夫私属的官员,主要是邑宰和总管家务的家宰,此外还有一些史官,祝官及管军队的司马。这些邑宰和管家,要掌握的地区不致很大,春秋的普通国家,如鲁卫之类,不过占今天二三县份的面积,而一个大夫的“邑”可以多达数百。据说管仲曾经削减过一位大夫的三百个封邑;一件铜器的铭文显示了一次锡邑二百九十九个的事;另一件铜器也提出了二百个“县”的记载。由此推想,每一个邑宰管理的区域大都异常小,其范围大致与普通的飘荡相去不远。邑宰的职务,在春秋末叶以前,恐怕也不过是监督缫邸⑹占仓储一类,性质上与管庄的庄头相去也差不多。因此之故,即使大封君的家臣――“老”――,并不够资格转任小国家的大夫。
  比及战国之世,分散的政治制度演变成七个大国及五六个较小的势力。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当今日中原一二省的疆域,大国灭国多达数十个,兼有数圻,地域大了,规模便与小国寡民时不同。简单如运输各处缴纳的田粮,在数目大时,距离远时,也会变成很复杂的事。旧日管家庄头式的邑宰家臣,势须面临性质上的改变,改变成官员与僚属。
  第三点背景,是春秋与战国两时期列国间关系的不同。春秋时期多的是列国相砍相杀,多的是攻弱兼小,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华夏诸邦是一个家属的集团,所谓异姓是舅,同姓是伯叔,不为着眼邓为婚媾。春秋的战争,虽有逐渐变大拖长的趋向,在大体上说,规模不算很大,战胜者也不为已甚。因此,春秋时代各国的竞争,并不如战国时代的竞争激烈。战国时代,号为战国者七,纵横捭阖,波谲云诡,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各国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生存而斗争,一毫的差池,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于是各国不能不极度注意、合理的使有才能之士发挥力量。贵族政治有许多成分不算是合理的,例如以出身任官,以地位决定权力,战国时代的各国玩不起这一套花样。一个合于理性的治理机构,也许就该数到官僚制度了。
  第四点有关战国官僚制度的背景,是一群职业性文士和武士的出现。在孔子的时代以前,虽然平民的幸运者,也未尝不可能有若干机会进入统治阶层的较低层位,绝大多数的学者和武士是贵族,而贵族通常必须是文武兼资的,随着春秋社会的变迁,许多世卿大族失去了地位,原本附属于这些世族的“士”,失去了固有的职务,只好待雇于新的主人,他们的子孙,也许也从家庭教育获得了“士”的训练,然而不能像以前一般有所谓“定主”,于是构成一个近于游离的职业人士。最初,这一集团中的分子,大约以武士为多数。晋国的贵族栾氏,在政争中失败了,他家的武士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都逃到齐国去,变成了齐君的帐下勇士。这一个例证,不仅说明了“士”在春秋晚期的转移,由他们的氏名,还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出自晋国其他贵族,如知氏、中行氏,这也恰可表示,庶孽子弟受雇于别的贵族,已是很普通的事。战国的官僚制度,须有一群有能力而缺乏本身社会地位的人士,这一群挟技以胡口于四方的人,自然正是各种政府职位的候选人。
  事务的繁复与影响的重大,使君主不能不渐渐注意用人唯贤。封建制度的解体,也产生了待补之缺及一群等待补缺的人。然而待价而沽的观念,虽然在孔子时代已有了,更发达的商业活动,无疑可以使这一个观念更具顺理成章的环境。城市的出现,使人口比较集中,一落千丈群待价而沽的游士,在挟技未售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寄生的场所,雇主也可以有一个较为集中的人材市场,从中挑选适用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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