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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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沟洫农业时期

　　从虞夏时代起，经商、西周迄春秋止。这一时期包括了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

　　这一时期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占主导地位，因为广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铜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铜农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农具的类型变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经出现，但耒耜和锄无疑是当时的主要农具，虽然这些农具许多已安上金属刃套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耕地主要在华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两岸比较低平地区。当时华北地区沼泽沮洳较多，要在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农业的主导形式。沟洫农业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标志着它的确立。甲骨文中田字和其它有关文字的形象，《诗经》、《周礼》等先春秋古籍中有关沟洫圳亩的记载，证明它的普遍存在。沟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沟洫农业是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与沟洫农业相适应，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闲制所代替，《诗经・尔雅》中的“、新、畲”，《周礼》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闲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区仍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也较普遍地在低平地区经营水田。

　　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当时的农业劳动采取两人简单协作的耦耕方式。在这种形式下，耕地的选择、布置、整治，农时的掌握，品种的选育、播种、管理、除草、治虫等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吕氏春秋》“任地”等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知识。在南方的水田则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往往是与简单的蓄水工程相结合的。这一时期更为完备的天文历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历。在对不同封的辨别和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畜牧业方面，舍饲、阉割、相畜、孕畜保护、牧场管理等项技术都已出现或有所发展。

　　随着各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原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稻、麦、戎菽（良种大豆）等作物向中原华夏族地区发展，但北粟南稻为主的局面没有改变，麻葛与蚕丝仍然是主要的衣着原料。牲畜种类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马、牛等大牲畜有所发展，并广泛用于驾挽，经济价值提高。

　　在广大地区内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畜牧业也有较大规模。水产养殖、人工植树、专业园艺相继出现。“虞衡”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其内容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有些地方还设官管理，所以它既不同于作为原始农业必要补充的、对自然掠取式的原始采猎业，也不同于后世仅供统治阶级消遣的狩猎活动。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华北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区形成了游牧民族，它们迅速向中原地区推进，形成了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本期是由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过渡时期，在生产工具、生产结构等方面保留了原始农业时期的某些痕迹，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亦已在孕育之中。由于与耒耜、耦耕、井田制密切相连的沟洫农业是这一时期农业的主要特征，故以此名之。

　　第三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

　　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迄南北朝，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形成和向上发展的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确立，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战国和前汉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回增，但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在向更大的范围扩展。

　　铁犁和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动力的主要特点。农业具从质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农具获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铁锸铁，而且有铁铧犁、耙、耱、耧车等各种工具，农业动力则由人力发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风力。农业工具和动力的这种变化使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为方改观。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观的某种改变，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牛犁的推广，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这些情况促使了水利建设高潮的出现，一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建。但在北方，旱地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战国以后，虽然休闲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并未绝迹，但连作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制度。适应连作制的需要，我国农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这时复种制也已在局部地区出现了。

　　农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休系形成并臻成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耢―整套耕作措施。人工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人畜粪尿、绿肥作物、墙土等相继被用作肥料。选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培育出众多的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防治技术有了可观的成就。孕育出象《齐民要术》这样代表当时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名著。这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纱已经成型。战国秦汉时代南方仍然是地旷人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比较进步，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火耕水耨的习惯。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酝酿着南方农业技术的跃进。但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尚完成，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

　　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比起前段均无根本改变。但适应连作制换茬的需要，豆类和冬麦在作物构成中的地位提高了。大豆有培肥地力作用，而且“保岁易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与粟并列为主要粮食，耕―耙―耢耕作体系完成，导致旱地农业抗旱防涝能力提高以后，大豆向副食品方向发展，种植面积有所缩小，但豆类作物作为禾谷作物的良好前作，始终被广泛种植。冬麦有利于轮作倒茬和“接绝续乏”，随着石磨推广、面食精细化和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它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作物和牲畜种类的交流，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尤以西亚通路的开辟，促进了国内民族之间以至中外之间的农业交流，一批有经济意义的作物先后引进中原。西域和蒙古草原的良种马和骡、驴、骆驼等“奇畜”，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引入中原地区。

　　在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方面，春秋以前华夷杂处的局面改变了。进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接受了农耕文明，一部分被斥逐于塞北，形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战国时代形成以来，其影响一直及于今天。在本时期内，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农桑并重，多种经营，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由国家经营和地主经营的大规模畜牧业与以养猪养牛为主的、由小农经营的、作为家庭副业一部分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养畜业为主、游猎为辅的，种植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比重很小。在游牧的“行国”的旁边，散居着一此以农耕为主的“土著”民族。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平常通过互市和民间交流进行经济联系，并不时发生战争。秦汉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北地区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农耕经济方式向牧区推进，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一度把部分农田改为牧场。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站稳了脚跟。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