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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这种定居化趋向及实践，还带来了这样一种社会局面：即并非本地户籍的外来商人在全国大小城镇中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
大都市乃“万国梯航鳞次毕集”，那里“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146]，繁忙的市场的确需要众多固定商人来支撑。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147]。“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148]。南京“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晚明）与段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149]。“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大中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 其中”[150]。新兴的工商城市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151]，“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152]，也藉外方人生色。湖广承天府，万历时“商游工作者赁田以耕，僦屋以居，岁久渐为土著。而土著小民，恒以赋役烦重，为之称贷，倍息而偿之，质以田宅，久即为其所有”[153]。江西南昌出外经商者视他邑为多，但作为会府，南北商民寓居者，也不在少数，且“多占籍焉”[154]。山东境内 “土人列肆屈指可数”。不少临清大贾“皆侨居”，只为逃避政府“房号钱”，才“不领于有司板籍”[155]。尽管如此，临清还有“什九皆徽商占籍”[156]。“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157]。扬州府为行盐热土，更是“聚四方之民，新都（新安）最，关以西、山右次之……田（地主）较贾十之一，土著较流寓二十之一”[158]。
大中城市如此，小城镇也同样。据方志载，地处僻远的淮安海州，“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159]。并不繁荣的江苏靖江县城，“惟市肆列贾半出他邦”[160]。湖北竟陵（天门）东的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161]，占全市人口八成的商贾，绝大多数是外埠寓居者。江西清江县有个人口不多、商贸平平，只是“稍居杂货”的小镇―樟镇，但那里的从商之人居然也“大抵多广人”，“市人多异民杂处，有客胜主之患。闻往时市风甚朴，土人危服入肆，则市人拱立起敬；今市人既僭侈逾分，而士人或Z身市籍矣。古道不复可胜，叹哉！”[162] 这是众多外地商贾侨居一地后 对当地民俗、民风、民习等文化积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众多商人异地侨居引起的另一个更为主要、也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对当地封建赋役的完成构成了威胁。因为外地商人不在本地注籍，理论上他就不用承担客地的赋役。这是直接影响到统治者们切身利益和封建政权安危的大事，自然会引起官府、朝廷的担忧。万历初工部尚书林R奏称，目下大批商贾侨居通邑大都，“以四方计之，盖不下数十万户也。中户三男子，乘富厚，交王公大人，而质贫民子钱，乃县官不得其粒粟寸帛”，政府收入因此锐减，为此，他提议朝廷对侨居商贾施行“征庸以抑末”[163]政策，即加强对他们的封建盘剥和超经济强制，抑阻商业发展。但无论是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还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一点点牵动，这些已经发生的现象都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商人的定居化倾向已经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对它们产生深刻影响，并引发它们更深层次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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