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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書] 王文元先生:文言文是華夏文化的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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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相對于文言其劣勢全方位

我們歷過一個不堪回首的時代,一個自毀長城的時代。那時,在胡適等人個蠱惑下,文言文廢棄,『寫作口語化』成為時尚。一次,一個叫作嚴獨鶴的文人探訪一位白話詩作者,恰巧那人不,嚴被請進屋裡等候。嚴獨鶴無意發現桌子上放著一張稿紙,稿紙上有一首新詩,其中有這樣兩句:『越開越紅的石榴,紅得不能再紅了。』他忍不住在這句後邊續寫了兩句:『越做越白的白話詩,白得不能再白了。』

當時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胡適在做批判文言文的報告時,下面一位同學駁道:文言文簡潔,比如,『無能為力』只有個字就生動地達出一種沒有辦法的情緒。胡適立即狡辯說:白話文只需要個字——幹不了!北京大學教授竟然看不出來『幹不了』與『無能為力』表達的不是同一種情緒,當時的文化環境之惡劣、文字表達準之低下可見一斑。

白話文與文言文相比,白話文的劣勢是全方位的,一言以蔽之,白話文缺少了『場』。歸納起來,文言文的『場』主要括雅、文、禮、中庸與天人合一。

『雅』是形成文言文氣場的首要元素。雅是相對於俗的。俗字由人與谷組成,顧名思義,人吃穀為俗。【編按:正體字中「山谷」之「谷」與「稻穀」之「穀」不同字。【說文解字·人部】:「俗,習也。从人,谷聲。」【說文解字·谷部】:「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於口。」由此可知,「谷」為合體象形字,「俗」的字面義應該是:喝泉水的人。】俗對於人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人會的。正因為如此,超越俗的層次達到雅是人的更高追求。『雅』從牙從隹。牙就是牙齒,隹代表鳥類。雅本指一種楚鳥(這種鳥並非生活在楚國,而是生活在秦國)。『雅』的篆字與現在的字形區別不大。『雅』轉義為高尚、美好,還是與牙齒有密切關係。造『雅』字時,鳥類的牙齒已經退化為喙,早期的一些鳥類如始祖鳥、黃昏鳥、魚鳥、不翼鳥等都是有牙齒的,有的牙齒還很鋒利。鳥沒有了牙齒,人類就不必時刻防範它。鳥兒悠閒地在天空飛翔,令人頓生一種美好的情愫,這種情愫叫做優雅、高雅、雅致。像鳥蛻去牙齒變得溫和起來一樣,士有度量不與人爭,不與天鬥,是為雅士。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鳥喻人再平常不過:言談舉止溫文爾雅,不以攻擊為能事,是為雅。寫文章進入雅的狀態,不為辯論寫文章,不以攻擊別人為寫作目的,這樣的文章很容易獲得共時,因為無論遣詞造句還是佈局謀篇上都不會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不會睚眥必報,也不會使用俚語罵人。

語言學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經過精雕細琢的文字融合性強,而未經雕琢的口語化表達很容易粗暴與極端。現在流行一個詞彙叫做『語言暴力』。語言暴力最容易在網路語中出現,因為網路語是無拘無束的。不用說語言暴力絕對不會出現在文言文中,文言文高手即使在口語中也不輕易動粗口。這是因為『雅』具有規範的作用。『規範』也與鳥的牙齒有關係。鳥類牙齒的退化幾乎是劃一的,有鋒利牙齒的鳥類幾乎同時發生了牙齒退化,這樣幾乎所有鳥類就可以建構共同的生存規則。文章亦如此,都以雅為準則,文章就有了共性,這種共性貫通於不同的作者,也貫通於古今不同時代。

『雅』的氣場作用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如同【論語·述而】所言:『子所雅言,【詩】【】,執禮,皆雅言也。』也就是說,古之士皆使用雅言,不用粗語;

,京畿之言為雅,【詩經】中的『雅』指的就是京畿及其周邊產生的詩歌,京畿的語言習慣能夠成為整個國家的規範,雖然這種規範不是強制性的;

其三,『雅』是『鴉』的本字,後來分為兩個字,但意思仍舊關聯:烏鴉是有名的孝鳥,烏鴉社會的規矩是:先是母鳥哺育雛鳥,待雛鳥長大,母鳥老了,長大了的雛鳥再為母鳥捕食,為母鳥養老送終。

孔子被這種現象感動建立了孝文化。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可以認為,『雅』中含有『孝』的因素。在一定意義上,文言文就是後人在對前人盡孝。使用能夠流傳後世的文體記載先人的事蹟與功德,讓後人知曉,這與烏鴉反哺的性質完全相同。換言之,中國人用雅言記為的是讓千年之後的子孫讀的。今天,國人懷疑正史乃是因為崇洋媚外的情緒在作怪。

『文』是組成文言文氣場的第二個元素。『文』的本義是彩色交錯,引申意思是文飾,『言』是表達,所謂文言就在在文字上進行修飾,讓所表達的內容既高雅又規範。文言文區別於平庸的語體。漢字的與眾不同與中國人記錄歷史方法與眾不同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的朝廷總是設置兩名史官,一名負責記事的左史(即大史),一名負責記言的右史(即內史)。

【說文解字】是這樣定義左史與右史的:『史,記事者也。注: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云記言者,以記事包之也。』這段話出自於【禮記·玉藻第十三】。藻的本意是古代君或貴族冠冕前垂旒上所穿的玉,後轉意為文飾,修飾。左右史的主要分工區別是,左史記錄君王身邊發生事情,記錄是要經過文飾的(即要用文言文書寫);右史是記錄君王言論的,要忠於原話,所以要用語體(即今人所說的白話文體)。顯然左史的寫作難度更大,要求寫出的文字規範、簡約而且富有感染力。除了要忠實於史實而外還要有美學價值。

記事與記言的區分也旁及歷史之外的領域,比如文學歷來也有文言與白話之分。文言的文學作品使用雅言,為傳世而作;白話的文學作品使用語體,是為了影響當代以及為贏得社會底層讀者共鳴。司馬相如、王充、李白、王梵志等都很擅長白話文。有趣的是,同一個作者所寫,文言文作品與白話文作品的命運卻截然不同:

司馬相如寫的白話作品數量很,但一篇也未傳世,傳世的都是文言作品;王充的白話文著作也未傳世,只有文言作品【論衡】得以傳世;李白總共寫過一百多首白話詩,但大部分失傳,僅存【前明月光】等少數幾首;王梵志愛寫白話詩,屬於白話詩專業戶,生前名望較高,然而死後寂寂無聞,只有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一書中極力吹捧他,把他吹捧為唐朝第一大詩人,卻沒有人買他賬,胡適自己也出版了一本白話詩——【嘗試集】,想自封為現代白話詩鼻祖,卻流傳不下來,沒有人讀,也沒有人評。【三言兩拍】【夢】等係白話文小說,但這些作品中含有不少文言的因素,有較強的共時性,所以能夠流傳至今。

記事與記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寫作方式,主要區別就是前者具有穩定性而後者很容易與時消息。關於這個特點,孔子給予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而蘇東坡根據孔子的解釋進行了展開說明: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指謂辭達。

『言之不文(另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一語中的!文就像一種場,一種親和力,中國人世世代代都認同這種場,認同這種親和力,所以,今人讀經並不覺得太困難。不妨進行逆向思考:如違反『文』的原則,像今日網路寫手那樣,文章中充斥諸如屌絲、哇塞、打醬、亞歷山大之類的詞彙,詞序意顛倒,行文中夾雜英文字母,經常出現莫名其妙的句子……後人讀這樣的文章怎麼讀得下去,又如何讀得懂?

文飾的必要性來自於自然。自然的天象都是經過文飾的:星辰的排列以及衛星的數量也都經過精心的安排,自然中不存在雜亂無章的角落;昆蟲與鳥類的翅膀、野獸的皮無不經過文飾,生物中不存在違反美學基本原則的個體。文言文體效法自然,也拒絕使用未經文飾的粗野詞語,即便是敵對軍事集團對話時用的詞語也要經過文飾。

左傳·僖公·四年】中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的句子。這是楚國使臣說的一句話,意思為:『沒有想貴軍涉水渡河到我國境內,這是為了什麼?齊國的軍事行動路線明明是在陸地,沒有江河阻隔,可是楚國使臣使用了『涉』這個動詞,這就是典型的『文飾』,為的是緩和氣氛,增加和平解決邊界危機的可能性。如果楚國使臣直接表白:你們侵犯我國,為的是什麼?如此對方則下不來,氣氛一下子就會僵持,不利於調解矛盾。使用委婉的表述,以『涉』代『侵』,效果絕佳。【左傳】中類似這樣的例子不知幾。

『禮』是構成文言文氣場的第三個元素。中國古代社會奉行禮治,禮的影響充斥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對漢字的影響尤其大。可以說,漢字是按照禮的精神造的,是按照禮的原則使用的,也是按照禮的原則設置文體的。所有的漢字單字都在禮的體系之中,文言文體乃是禮的生動再現。

禮者理也,禮含有講道理的意思。簡單是宇宙的原則,中國人將這個原則運用到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簡約也成為文言文的一個外在特徵。古代,往往一部書只有數千字,最薄的書只有幾百字。不變也是宇宙的重要原則,文言文也效法之,儘量不變動寫作規則。禮者裡也,禮含有按照事物自身內在要求做的意思;禮者立也,禮含有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等意思;禮者利也,禮乃是為了人的根本利益而設置的……作者心中牢記禮,也會形成一種規範。如果把寫作比作遊戲,有了禮,就有了統一的遊戲規則,有了規則,文章的優劣立見。

在文言文的世界,絕對不會發生王婆賣瓜的情形,而這種情形在白話文的場合則屢見不鮮。通過標新立異等不武的手段獲得作家稱號,這在語體文的場合屢見不鮮。語體文沒有統一的評價標準,通過攪局獲取利益比較容易。頓深諳此理,所以他在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時,故意寫得艱澀難懂。【原理】面世之後有人問牛頓為什麼把書寫得如此難懂。牛頓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鏡。牛頓說:我這樣做是為了堵住那些總愛與作者辯論的外行們的嘴!免得他們攪亂我的研究。確實,牛頓很討厭與不懂物理學的人辯論物理學問題。

同樣的惡作劇也發生在愛因斯坦身上,【相對論】的艱澀難懂也有故意為之的因素。這樣的事情絕不會發生在中國古人身上。因為文言文已經以把那些沒有發言資本又急著發言的人擋在『作家』群體之外了。使用文言文體著書立說必須遵守禮,否則不僅作品不能傳世,就是進入寫家行列也是很困難的。

『中庸』是文言文氣場中的第四個元素。【禮記·中庸】開首一段提綱挈領: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就是中庸的氣場。當一個人處於平和狀態,與道合而為一,此時就可以動手寫文言文了。寫文言文基本不使用邏輯思維,因為文言文要求人隨著『道』走,不隨著大腦定出的邏輯走。中國人最忌諱對自己未見到的事情、未聽到的話想當然,也忌諱辯論。中國人認為真知是從自然那裡察來的,在非理性領域辯論出不了真知,只能將水攪渾。

所以我一直強調,同樣是寫作,中國古人用腦的部位與今人不同,與西方人更不同。儒家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合度則宜,過猶不及。中庸思想經得起現代物理學的拷問:微觀世界是不可知的,宏觀世界也是不可知的,人類能夠認知的不過是處於中間的一小部分而已。這個原則適用於做事,也適用于寫文章,特別是適用於寫文言文。在處理文與質、虛與實、詳與略、美與達等都具有指導意義。

中庸是造漢字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文言文寫作的指導原則。標新立異是美學的大敵,也是共時性的大敵。標新立異者總想通過發一些驚人之語、出一些驚駭之論,讓世人注意力轉向自己。在中國人看來這樣做是會壞事的。

厚古薄今是文言文氣場中的第四個元素。厚古薄今是古人的共識,不僅孔子厚古薄今,老子孟子莊子等無不厚古薄今。【潛夫論·交際】說;『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皇帝內經】開篇就是對古人的讚揚:『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儒家先哲除去荀子都主張法先王,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這是著名的規矩方圓論。

規矩方圓不僅適用於政治思想學術,也適用於語言文字。它酷似一種氣場,進入規矩方圓的氣場就不得不照章辦事。我們常說,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規矩方圓就是文化傳統得以延續的基本保障。因為大多數規矩方圓是古人建立的,所以必須重古人。判斷規矩方圓是積極的抑或是消極的,要看規矩方圓是維護的對象。中國的規矩方圓是維護天人合一方針的,所以可以斷定它是積極的。

無論哪個民族,擺脫蒙昧之後首先都要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思考的核心是:人類對自然中森林、野獸、魚蝦、蟲鳥是否可以予取予奪,人類利用自然資源應該不應該受到約束與限制?顯然東西方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國古人認為人類面對上蒼的恩賜要感恩戴德,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要有節制,人類必須與自然共生共榮,實現天人合一。在中國,那些發現這些道理的人被尊稱為聖人。後人都應該尊重聖人。這就是法先王的道理之所在。這種保守性乃是漢字穩定之最大保證。不過,只有將漢字置於文言文體之中才能充分體現出這種保守性。

天人合一是文言文氣場中的第五個元素,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人類的生存方式只有敬天與戡天兩種選擇。中國人堅定不移地選擇了與天恒舞、敬天保民之路,而西方選擇了以天為征服物件的戡天之路。這就註定了文言文體也要打上天人合一的烙印。對於自然來說新寓於舊,變寓於不變,複雜寓於簡易,個體寓於整體。文言文通過用典實現『新寓於舊』,通過虛詞實現『變寓於不變』,通過比興等修辭手段實現『複雜寓於簡易』,通過強大的文化傳統實現『個體寓於整體』。文言文體與天道是合一的。天人合一是華夏民族的一面旗幟,旗幟上的文字是用文言文體書寫的。

乾隆十年(西元1745年)是一個重要轉捩點,華夏民族由於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捩點,標誌就是乾隆丟棄了中國人高舉了數千年的天人合一大旗。文言文首當其衝,成為重災區。在乾隆的誘導下,中國人由信仰禮教轉為信仰喇嘛教,由治國學轉為治拓樸學,由熱衷於高雅文學轉為熱衷於小說與紅學,由熱衷於文字創作轉為熱衷於欣賞字畫古玩,由君主制政治轉為寡頭政治(乾隆公然在朝廷上說:朕自今日起要獨斷朝綱),由依禮治國轉為依照個人意願治國,由重用漢臣轉為重用滿臣打擊漢臣。

更要命的是,自乾隆始,將傳統的國家大典轉變為愛新覺羅家族的大典,將國家大事變為愛新覺羅家族的私事,將國家的軍隊變為為愛新覺羅家族看門護院的軍隊……中國在其後的二百多年時間裡迅速地沉淪了。

滿清覆滅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戊戌變法以來,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把孔子、儒學、禮教、文化傳統——當然也包括文言文視為導致中國沉淪的不祥之物,無視近代中國的沉淪恰恰是因為中國從乾隆開始放棄了儒家,放棄了文化傳統,放棄了對高雅文化的追求,使得中國人沒有了精神信仰,才變為一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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