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学文化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取者必以昏时，故因谓之婚，或加以女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谓之熏，《楚辞》犹作╂熏黄，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糸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故言婚者不知其为昏时，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言╂熏帛者，不知其为赤黑。它如厉疾之厉，别作疠，则无以知其为凶厉之鬼，梦厌之厌别作魇，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厌塞，邕且之邕别作痈，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邕悖挥栏柚永别作┭杂廓，则无以知其声犹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别作璨，则无以知其色犹米之精粲。惟《国语》、《史记》、《汉书》传写者希，故古字犹有不改者，后人类聚为《班马字类》、《汉韵》等书，不过以资奇字，初未得其要领也。所谓多学而识之，非贯之道也。
戴侗所举例字有“曛、醺、疠、魇、痈、璨”等13字。他认为，学者们之所以昧于它们的本义，在于不明白它们的根本所在，不明了它们的产生及分化过程。这些字的根就是它们的声符，即“昏、熏、厉、厌、邕、永、粲”等字，最初只有这7个字，它们一身担负了相关的几种意义，后来才增加了意义偏旁――形符，分化出新的谐声字，这是部分谐声字分化的一般情况。学者们明白了这一点，考求谐声字意义时就应从谐声声符入手，推求它们的根，进而把握它们的确切意义。不明了这一点就会“昧于本义”。戴侗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右文”表义的本质(注：王宁先生用“词源意义是同源词在滋生过程中由词根(或称语根)带给同族词或由源词直接带给派生词的构词理据”一句话给“右文”表义的本质特征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参王宁《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综合《六书通释》及正文中的论述，《六书故》所做的推阐有以下三种系列：
1.本义分化系列
如上所举《通释》中“昏、熏、厉”等七例均属此列。其他如：
张炅记校弓拖弦也。张之满曰张，去声。……张帷幕亦曰张。……后人加巾作帐。肌肉掌鹨嘣徽拧！…别作胀。水张盛亦曰张，别作涨。(卷29)
2.“正义夺于借义”系列
这一组字的分化很有意思。正义(本义)被借义所夺，另造谐声字以表示正义。如云与云。“云，地气上腾为云也，古文……从上，象云气上腾。……云借为云曰之云，云为借义所夺，故加雨为云。”(卷2)。云本象云状，借为云曰之云，久借不归，成了云曰专用字，于是另造“云”字代替“云”的本义。(今天简化后“云彩”又恢复用“云”)。
3.书传义及假借义分化系列
戴侗在无法考求分化系列字根的本来意义时就从书传用例归纳其意义，用书传义系联同声符而意义相关的一组谐声字。如卷29“童”，本义未达，书传义为儿童。由此而有“僮、瞳、┡Ｍ”等。
戴侗看出了谐声字后起，而意义起于右文，即声符。从文字分化看，谐声字的职能最初是由声符一个承担的，后来才增加各种偏旁(形符)，孳乳分化出一组新的谐声字，它们各自分担声符原来所承担的各个义项(这一点从古文字发生学的角度看，符合汉字发展的事实。)初文和分化字声符(即分化字字根)的相一致，体现了初文(字根)和分化字的族属关系，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先后继承和孳乳相生、繁衍的渊源关系。即在新的谐声字中，初文(字根)作了它的声符，也就把它原来的意义、声音一同带入谐声分化字内，这样谐声字就有了初文的某种意义，它们之间而且声音相同或相近。同声符的字往往声音相近，意义相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字根”。后来的“音近义通”的学说就“是以同根词为前提的”，“在同族词中，派生词的音和义是从其语根的早已约定俗成而结合在一起的音和义发展而来的，因此带有了历史的可以追索的必然性。”[2]64
与“右文说”相比，《六书故》的“六书推类而用之”的长处是什么呢?“右文说”所谓的“右文”，指的是谐声字的声符。王子韶的作法主要是比较许多声符相同、形符相异的字，因而能看出这些字的共同意义。这种作法从方法上讲是可取的，但结论却不一定完全可靠。因为谐声字产生的时代、地域不同，加上声音表义的多元性，即同一语音形式可以表示几个互不相关的意义。“右文说”的最大弊病在于认为声符表义是必然的，凡从某声必有某义，实践中难免牵强附会，或结论与谐声所表词义不符。有清以及近代学者运用“右文”研究词义都难免犯这样的错误。在“右文”上要下“凡”、“皆”这样的全称肯定判断，应建立在分析全部同一声符的谐声字基础之上，建立在文献根据上，否则是以偏概全。戴侗“六书推类而用之”虽也从右文入手，但与一般所谓的“右文说”有所不同，也与王观国的“字母”说有所不同，其高于“字母”说之处在于，戴侗清楚这些形声字的历时分化过程，他看出了形声字后起，其形符偏旁为后加，而其义则起于右文，故他能从谐声字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分析谐声字的意义，找到了这些字的根，以字根贯通同声符的同族字[3]。戴侗的研究为“右文说”科学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我们今天推寻汉字同族字字根，系联同源字，研究同族字的关系有借鉴意义。
三、右文说的总结与转型
清代以及近代是“右文说”的理论总结以及转型阶段。明末清初黄生《字诂》、《义府》有许多地方是有关右文的，如《字诂・纷讵┓帜癃衤分棼》云：“物分则乱，故诸字从分者皆有乱义。纷，丝乱也；冢雨雪之乱也；┓帜癃，鸟聚而乱也；衤分，衣乱也；棼棼，乱貌也。”黄氏已注意从声音贯通语词，如《义府・朐忍》云：“蚯蚓即朐忍之转音。”后来清代钱大昕、钱塘、钱坫、桂馥、姚文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黄承吉、朱骏声、王筠、陈澧等都有关于“右文”求义的论述。如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屡言“凡从×之字皆有××之义”，段氏援用“右文”材料达68条[4]94。如《说文解字注・齿部》段注曰：“凡从‘奇’之字多训‘偏’。”清时朱骏声《小学识余・形声多兼会意之字》归纳出了30多条“右文”材料，如“凡从卓声多有高大意”、“凡从斯声多有散意”等。黄承吉是清代“右文”研究中的又一大家，黄氏是一位高举“右文”大旗的学者，其《梦陔堂文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代表了他关于“右文说”的基本主张。黄氏的学说基本上承继段玉裁、朱骏声，但比他们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这一全称肯定判断过于绝对，但黄氏关于声符与形符纲目关系的论述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为由纲之声义而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持相同看法的学者还有陈澧，其在《说文声表・自序》中说：“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也。”
清代学者研究“右文”而又能超越“右文”，能摆脱形体的拘牵而探讨音义关系，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所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从字源转向词源，这是“右文”研究上的转型，这一倾向与历史上的“音转说”相结合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音近义通”的词义探求理论。近代以来对“右文”以及汉语词源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过开拓性研究的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黄季刚先生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历来“右文说”问题做出过集大成研究的是近代学者沈兼士先生。他的《右文说在训诂学史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是“右文说”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一篇经典文献。他对“右文说”的历史作了回顾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右文说”的基本理论思路。如右文分化的一般公式：其一、借音分化(声符非语根，乃借音字，另有本字)，其二、本义分化式(声符即语根)。用这两个公式分析右文，把无系统的右文资料统率在一个系统之中，条理井然。从对“右文”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今后训诂研究、汉语语根探讨的设想，为在“右文说”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国训诂学、语言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杨树达先生在“右文”的探讨、同源词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杨先生认为研究语源必须以形声字作对象，他总结出“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的观点。杨先生的主要观点见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文说》等著述。当代学者如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张舜徽先生的《导读》与《约注》、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以及系列汉语词源研究论文、刘又辛先生的《“右文说”说》与《训诂学新论》，才逐步把“右文说”引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为汉语词源学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作者：党怀兴)
[参考文献]
[1]徐莉莉.《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声符替代字研究[M]∥语言文字学刊.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党怀兴.声转――汉语音转问题的关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4]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M]∥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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