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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汉学网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１９１５年，吸收西方语言的外语词计２４３１条；《辞海》出版于１９３７年，吸收外语词计１２８７９条。根据耿军（１９９０）的统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 词 ３０５ １２．５６％
专 词 １１８７ ４８．８２％
意译词 ９３９ ３８．６２％
《辞海》
借 词
５２１８ ４０．５１％
专 词
意译词 ７６６１ ５９．４８％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１９９１，７３），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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