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潜在及其运动(1)

  来源: 中国汉学网

一、问题的提出
　　

　　“语词”，是汉语研究和辞书编纂中常用的一个术语，是和专科词相对而言的。它和语言学中的“词”是什么关系，却从来没有认真界定过。现在既然要讨论它的潜在及其运动，就必须先给它一个界定。首先，它的所指范围要比“词”大。我们都知道，“词”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它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我们汉语中的“字”是一个书写单位，和“词”不在同一个逻辑平面上(但由于 “字”都有音且大多数有独立的意义，于是也就带着字形进入语言层面，所以徐通锵等名家就提出了“字本位”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而我们所说的“语词”，却和“词”在同一个逻辑平面上。“语词”和“词”有两个方面的共同点：(1)都是有意义的；(2)都是可以独立运用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句子中充当一个句子成分，回答一个问题。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词”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而“语词”不一定是最小的，它可以是最小的，也可以是组合的，可以继续分析的。但是，这种组合不是无上限的。它的上限是，组合的结果只能做一个语法成分，回答一个问题。这里，有许多是我们称之为“复词”的，还有成语等。总之，“语词”是“词”的非专科部分的最邻近的上一个层次的概念。我在长期的汉语词汇和训诂研究中，觉得就汉语而言，给“语词”以确定的地位，对研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带来许多便利。这是因为，汉语中有些字与字的组合，到底是不是词，有时是难以断定的，而确定是不是语词，却是比较清楚，易于操作的。如汉代文献《说苑》中，“人民”有用例4个(引用《诗经》1例不计在内)，“民人”用例2个，其指称义相同，在句子中只充当一个成分，我们可以视为“语词”。由于其结构的不稳定性，二字可以前后互易，其义等于“人”、“民”两个同义词的综合，不具备今天的和“敌人”相对立的含义，所以，看作“词”就不一定妥当了。汉语中这类现象甚多，用“语词”来称呼比较科学些。
　　汉语语词的形成及其意义的演变，既是在历史中进行的，也是在地域中进行的。而反映这些语词的文献材料，反映的情况并非是完全的，也不能说这种反映没有一点误差(我看过一个反映潮汕方言的材料，说那地方的人很奇怪，将“人”称为“狼”。实际上，是这个作者n、l不分，潮汕是用[ Ínαŋ阳平调](注：本文为便于阅读和排印，凡是能用汉语拼音表示的读音，就直接用汉语拼音；不方便表示的，就用国际音标，置于[ ]内。)来称人的，写作“人”是用了训读字，按其音义，应该写作“侬”，黄典诚先生已经有文说清楚这个字了[1]。我的博士生杨思范说，他的家乡浙南蛮话中，也是这样的)。而汉语文献，往往是用通用语而杂有某些方言且两者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因此，即使将研究者本人也免不了存在所见不广的局限这一点放在考虑之外，这些情况的存在就给我们的语词历史研究带来3个方面的困难：
　　第一，对某个确定区域作某一语词或某类语词的历史研究，似乎比较容易梳理清楚，但也需要考虑文献反映不全面或混杂其他方言的情况。做历时研究而能遇上纯粹的状况，是很难的。专书的语词研究固然比较纯粹，但是上述的复杂情况仍然存在。如表示“迟”义，在先秦，用“晏”、“晚”、“迟”都见到，《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战国策・楚策四》：“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但在今日口语中，普通话用“晚”和“迟”，吴语和闽南语中用“晏”，天色晚也是用“晏了”。然而《初刻拍案惊奇》中，却“晚”、“迟”、“晏”都用。“晏”有3个用例：“晏起”(卷2)，“晏了些”(卷4)，“茶迟饭晏”(卷22)。而用于天色的晚，却一律用“晚”字，例子甚多，“天色晚”有3例(卷13、22、31)，“天晚”有8例(卷1、6、8、14各1例，卷31、34各2例)。书中“晚”有140多处，都是用于表示天晚或夜晚的(表示何时或责其太迟的“早晚”不计在内，少数几例如“晚婆”即晚娘、“前亲晚后”谓后娘欺负前妻之子，以及“相见之晚”这类习语不计在内)，“迟”有70余例(除去“迟迟丽日”、“说时迟，那时快”这些习语，可注意的是有“来迟”而无“迟来”，也无“去迟”和“迟去”)，所用范围和“晏”相近，但不用于天色。是冯梦龙的语言环境中“晏”、“迟”和“晚”有这样的分工呢，还是“迟”和“晚”的用法是受通用语的影响呢?也就是说，这3个词，是明代吴语和今天的吴语表现不同呢，还是明代吴语实和今天相同而只是由于文献混杂通用语而引起我们的怀疑呢?今天要说个清楚恐怕是不容易的了。专书的语词研究尚且如此，关于先秦的“晏”、“晚”、“迟”的同时出现是否有方言上的差别，就更难判断了。何况专书的研究毕竟不是历时的研究，而如果缺乏历时材料的比较，其结果就容易出些误差。自然，专书的语词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材料也比较容易穷尽。多部专书的语词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历史和地域上的语词变化及其特点。
　　第二，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方言区域，某一语词或某类语词的表现是不大相同的，也许在一些地区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地区依然存在。不同方言区域的语词的变化，往往是不同步的，而文献反映的缺失或误差，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容易梳理清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 “走”的奔跑义，在普通话地区已经消失，在闽南话中却仍保留，但是，在闽南人所写的书面语中，却也不容易见到“走”的奔跑义的痕迹，这是由普通话对书面语言的巨大影响决定的。假如千年后，人们来研究汉语语词的历史，说到千年前闽南话中“走”有奔跑义，也会由于文献难徵而存疑(假如现时的那些方言词典已经不存在的话)。又如“进”用于进入义(不是进退义)，汪维辉先生说是在东汉时出现的[2]。但这只能说是文献中反映出来的通用语(或称雅言，类似于民国时期的国语，今天的普通话)的情况，如果考虑到方言，那就复杂许多了。在潮汕口语中，迄今有“入”无“进”。然而潮汕人的书面语中，却会有“进”的。文献对口语反映的缺失和误差，是我们用文献来说明问题时必须警觉的。
　　第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方言区域，这种复杂性就表现得更为充分。我们的汉语语词历史的研究，就往往处在这种状况之中。这时必须同时考虑4个方面的情况：(1)历史的变化；(2)地域的变化；(3)文献反映上的问题；(4)当今口语的情况。
　　固然，地域的变化有时是因应于历史的变化的，诚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第七讲《方言跟标准语》中所说：“原则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见的差别往往也代表历史演进上的阶段。所以横里头的差别往往就代表竖里头的差别，一大部分的语言的历史往往在地理上的散布看得见。”但是，这仅仅是个原则，我们迄今为止还无法断定某种方言就代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我们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听到广州话就以为是听到唐时的音。这是因为，不管哪种方言，它都经过许多历史时代的积淀。因此，它的某些部分，会反映历史上的某个时代的语言现象(比如，亲戚谓之“亲情”，唐代有此语词，今潮汕话中还有)，但要将整个方言和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完全对应起来，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对语词历史的研究，还是得一个一个地进行，一类一类地进行。
　　由于存在历史的、地域的移动和变化，由于文献反映的缺失和误差，由于地域活生生语言的存在，我们对某些语词的解释，对某些语词意义演变的研究，对某些字是否可组成语词的探讨，等等问题，就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语词是有时代特征的，语词或某个语义的产生、发展、变化以至消亡，在通用话的系统中，总是在某个时代或若干个时代中进行的。有的语词或语义存在的时间很短，有些则很长，一些基本词汇则古今没有什么变化。这些，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但是，语词还有地域的特征，某个语词或某个语义，在通用话中可能已经消亡，但在某个地域中，却可能存在，甚至还在发展新的用法，发展引申义。而且说不定某一天，它会重新进入通用话系统。或者，在历史上，这些乍看已经消失的语词或语义，也许仅仅是文献反映的缺漏，而实际上通用话口语中依然存在，等到某一天，它又突然在某个文献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了“语词的潜在及其运动”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