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1)

  来源: 光明日报

魏晋之际，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着一群文士，他们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也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们就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称谓的由来
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称为竹林七贤的，是西晋左将军阴澹。他在《魏纪》中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由于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王戎卒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与阴澹生活的时代约略相同，而之后紧接着便是“永嘉之乱”。所以，竹林七贤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到了东晋，竹林七贤之称才广为流行。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写道：“（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e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对竹林七贤行实多有记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述魏晋名士风流，特拈出竹林七贤：“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可见，自东晋开始，竹林七贤之称已广为传响。这一时期，也有称竹林七贤为竹林名士的。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称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等人称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传》三卷。
《世说新语》述袁宏作《名士传》的一段话，使后人对“竹林七贤”之称产生了争议：“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依谢安之说，所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时戏言，而袁宏却信以为真，写成了《名士传》。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贤”之说，谢安自称“特作狡狯”，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若谓为虚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缘何聚于山阳
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
以今之区划而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来自安徽省宿州，王戎来自山东省临沂，阮籍和阮咸叔侄来自河南尉氏，山涛和向秀来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区隔，年齿相悬，既无旧谊，亦无姻亲，原本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晋书・阮籍传》所说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贤相聚于山阳，共游于竹林，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使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汉末形成的“处士横议”之风，在魏晋之际演变为清议，并内化为文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携入林，谈玄清议，把酒言欢，该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晋时期盛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诗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而在古山阳，不论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阳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许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长生的所谓“上药”，嵇康和隐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药”石髓的奇遇。既然这里有酒和“上药”，文士焉有不趋之若鹜之理？所以，魏晋之际，山阳曾经是名士的集聚地，不仅有竹林七贤，还有吕安、吕巽兄弟以及阮侃、赵至等人。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与山阳的地理形势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脉，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称。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比德于君子”，成为君子之友。东晋名士王徽之非常喜爱竹子，曾言：“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种植竹林，何尝不是出于对竹子象征意义的认同呢？阮籍等人与嵇康畅游于嵇公竹林，不仅因为他们有《魏纪》所说的“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等共同点，同时也有他们对竹林象征意义的心有灵犀。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嵇康。尽管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有的以嵇康领起，有的以阮籍领起，有的将嵇康、阮籍、山涛三人并列。但最早记述竹林七贤事迹的《魏纪》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则皆是以嵇康领起。这是一种叙述方式，更是对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晋书》和《资治通鉴》叙及竹林七贤，也是以嵇康领起，表明其作者已经认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导作用。嵇康虽是魏室女婿，但他对政治并不热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态度。他既具有“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风度，又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高洁品格，以至于当时许多文士皆欲与之交，吕安、赵至为见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驾；钟会携书欲与之交而不得，因而衔怨构隙。阮籍、山涛虽年长于嵇康，但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倾心与之交，《竹林七贤论》所谓“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