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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律启蒙

车万育

此文是满清康熙进士车万育所著,仿照明代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而作。它是旧时学校启蒙读物之一,对于今天学习诗词者掌握旧韵平仄、对仗技巧和用韵,仍然很有帮助。它按《平水韵》分部编写,仅平声三十韵。每韵三则文字,每则文字格式相同:十六句,八韵脚,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五七字句多是五言七言律句。

训蒙骈句

司守谦

《训蒙骈句》,明代司守谦撰。骈句,即骈偶句,即对仗句。两马并驾为骈,二人并处为偶,意谓两两相对。古时宫中卫队行列月仗(仪仗),仪仗两两相对,故卞偶亦称对仗。以偶句为主构成字数相等的上下联,上下联词语相对,平仄相对。用这种形式的四六句写成的文章,晚唐时乘作“四六”,宋明沿用,至清改称骈体。对童蒙进行骈句训练,为作文作诗建立根基。 《训蒙骈句》按韵部顺次,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一段,每韵三段。 此书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当可为吟诗作对之基,爱好诗文者,若熟而能诵,必大利于笔。

国语注

韦曜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 纪录时期为周穆王十二年(耶元前990)西征犬戎,至智伯被灭(耶元前453年),共五百三十八年。 纪录内容包括周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等七国记事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 《国语注》为(三国吴)韦昭注,背树谖草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补上缺字。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孔门后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7月,由于残缺不全,故谓之残本。 定州竹简【论语】(以下简称简本)由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所以,该简本论语抄写时代在公元前55年以前。又简本避刘邦讳,凡今本作邦者,皆改为国,所以其抄写时间又必在西汉。 据【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一文介绍,『定简本』【论语】有620枚简,多为残简,简长16.2厘米,宽0.7厘米,每简约书19~21字不等,竹简两端和中简各有一道编绳,出土时尚保留有连缀的痕迹。『定简本』【论语】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定简本』不仅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达七百多处,均有不少的出入。其中残存文字最少的为【学而】篇,仅有20字;残存文字最多的为【卫灵公】篇,有694字,可达到今本本篇的77%。『定简本』【论语】与今本【论语】在篇章的分合上也多有不同:如,『定简本』【乡党】『食不厌精』至『乡人饮酒』,今本分为二、三、五章的都有,而『定简本』仅为一章;『雷风烈必变』与『升车』,今本分为两章,而『定简本』也只是一章。【阳货】『子贡曰 君子有恶乎』今本别为一章,而『定简本』则同上面『子路曰』合为一章。特别是【尧曰】篇,今本为三章,而『定简本』则为两章;今本的第三章在『定简本』中用两个小圆点与上间隔,用两行小字抄写在下面,好像是附加的一些内容。在题写章节与字数的残简中,正有一枚记【尧曰】篇『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则知『定简本』【尧曰】只有两章,与今本不同。 经考古学家,以及古文字研究专家对『定简本』【论语】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郑注本【论语】、熹平石经本【论语】进行对照比勘后,确认『定简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另外,从与熹平石经本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于不同的师传家法。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简本』中作『节戎』,『节』字为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节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节戎』,『即戎』是『参加战争』,『节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论语】有『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大意可如字面讲。但这句话怎么读怎么别扭。历来也有好几种解释。『定简本』的这句话不是『几谏』,而是『儆谏』。儆的意思是警告,警戒。 『定简本』【论语】虽为残本,但为研究【论语】的版本流传、儒家学说内涵,以及古代文字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长期存在的【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之说提供了佐证,值得重视和研究。在40年的时间里,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就是通过此『定简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纠正了先前【论语】多种版本的许多误解,并得出了新的见解,这对推进儒学研究、传承儒学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定简本』【论语】的出土也传达出了另外一种文化信息,儒家学说在西汉时期已受到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当时作为汉中山国都的定州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也是受其深刻影响的。

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寿,何休,徐彦

本站收錄的【春秋公羊傳注疏】,内容實即包括了【春秋】【春秋公羊傳】【春秋公羊傳注疏】三大部分,目的在於方便讀者先閱讀經文,再閱讀公羊傳,最後纔閱讀注疏版,以符合逐步理解的學習模式. 【春秋公羊傳注疏】共二十八卷。戰國公羊高撰,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東漢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彥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傳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諸經,為【春秋公羊傳】制定義例,使成為有條理的今文經學著作。徐彥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舊說。 【隋書·經籍志】記何休【解詁】為十一卷;【文獻通考】記徐彥【疏】為三十卷,今本合刻為二十八卷者,乃為宋人所析。何氏【解詁】單行本較多,有汪氏問禮堂仿宋紹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閩監毛殿江西五本,陸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書局本等。 【春秋公羊傳】又稱【公羊傳】、【公羊春秋】,儒家經典之一,專門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為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傳】作者為公羊高,高為齊人(今山東),相傳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專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第四代孫)公羊壽時,壽始與齊人胡母生將【春秋公羊傳】『著於帛書』。 【春秋公羊傳】雖為公羊氏子孫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內容實際上並非盡出一家,傳者亦並非盡為公羊氏一家。其以問答體逐層逐字闡釋【春秋】經文之書法、義例,主旨為微言與大義,微言為後王立法,使其尊周室,親中國,斥夷狄,宣揚了大一統思想,大義則誅亂臣賊子,辨是非,別嫌疑,明善惡,宣揚德義。 其學傳至兩漢,又與讖緯之說相結合,其說解時陷於荒誕無稽,章句繁瑣蔓蕪。有時數十萬言乃至一百余萬言猶不能解明傳意。 東漢何休受董仲舒餘脈,精研今文經學,凡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傳解詁】。其書合經傳於一帙,廢除章句之學,依胡母生條例為【公羊傳】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為一科三旨;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此為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為三科,統而並之,則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輔、二類、五始者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為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者為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是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乃人事與災異是也。 由此,何氏系統地闡發了【春秋】中的微言大義。 此書既出,遂成為今文經學家議政的主要理論依據,並對後來的儒家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亦為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觀點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徐彥為【公羊傳】作疏,【新唐書·藝文志】失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雲徐彥,【廣川藏書志】亦記世傳為徐彥撰,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其撰疏始末,現亦毋得詳知。【四庫全書總】據疏中『□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據『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谷梁傳疏】,又定其在貞觀以後;據疏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唐末文體,遂依【廣川藏書志】,終定其為貞元、長慶之後人,此疏亦于其時告成。徐疏為公羊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對公羊學的發展有承上啟下之功。

诗经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左傳

左丘明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共三十五卷。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1] 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证明是左丘明,这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史料。有些学者则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但均为质疑,因为【左传】中某些文章的叙事风格与其他不符,并无任何史料佐证,只能归为臆测。 【左传】对后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学方面。它不仅发展了【春秋】的编年体,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给后世应用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仅据宋人陈骙在【文则】中列举,就有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八种之多,实际还远不止此,后人认为檄文也源于【左传】。并且,本书在我国的文学界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史学也有巨大的贡献。

易經〖漢川草廬〗

伏羲,文王,孔子

所謂經者,經典也。【易經】,孔子注解【周易】(【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之一)作十翼(則【易傳】)之後,於漢初列爲五經之首。 【易經】由伏羲所畵八卦,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及卦辭、爻辭,後孔子所作十翼(【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十翼構成。 【周礼·春官·大卜】已有【周易】之名,漢初設五經博士,始稱【易經】,【易傳】成書於戰國至漢初,或托孔子所作。 【易經】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人文實踐的理論根源,是古代漢民族思想、智慧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是華夏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亦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 【易經】囊括了天文、地理、軍事、科學、文學、農學等豐富的知識內容,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為易、詩、書、禮、樂、春秋群經之首,設教之書,在我國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至孔子作傳,始為哲理的書,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亦稱為羲經、周易。

中庸章句

朱熹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重刋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南昌府學

此本爲偽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阮刻《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此為阮刻《十三經注疏》之祖本。 偽清道光六年南昌府學教授朱華臨重校阮本,此本較祖本為善。自此之后,各地書局因阮本較諸本為善良,或據道光本、或據嘉慶本進行翻刻。 此挍栞本刻於偽清時期,收錄於四庫全書。閱覽本書當僅作參考之用,常以質疑態度待之亦不妨。

朱子家訓-朱柏廬治家格言

朱用纯

《朱子家訓》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廬治家格言》。《朱子家訓》版本較多。我看到的《東聽雨堂刊書》版本全書是424個字,而看到另一版本的就是516個字。不過,無論哪種版本,《朱子家訓》的整體內容、形式、面貌無異。 《朱子家訓》是“經典誦讀口袋書”的一種,是以家庭道德為主的啟蒙教材。從內容上看,由於它多是格言警句,道理淺明深刻。《朱子家訓》通篇意在勸人要勤儉持家安分守己。講中國幾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達出來,可以口頭傳訓,也可以寫成對聯條幅掛在大門、廳堂和居室,作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銘,因此,自問世以來很為官宦、士紳和書香門第樂道,被歷代士大夫尊為“治家之經”。從清至民國年間,一度成為童蒙必讀課本之一。書名既為“家訓”,因此,它通篇論述的都是治家之道,諸如持家理財、用度服飾、飲食起居等等。我認為全書的宗旨,在於教人勤儉節約、安分守己。雖然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多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的觀念,但並不感覺僵化,相反我還感到充滿了濃厚的生活氣息。 它的內容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對人們的行為方式有實際的指導作用。比如“毋恃勢力而淩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生禽”,這是要我們平心待人、善待其它動物。這種思想不僅不迂腐,而且還十分切合民生實際。該“家訓”中,不少警世之語在初讀時感覺也很平常,但細一尋思,卻令人有猛然醒悟之感。比如“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見富貴而生讒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等。 可以說《朱子家訓》通篇都是勸誡人們要去惡揚善,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對自己要求要嚴格,不要總去苛求別人;要註重自己的個人品德的培養,做一個不忌妒別人、不怨恨別人、多諒解別人的人;要熱心關心每一個人,做一個胸懷澄明、光明磊落、能將他人冷暖防在自己心上的人。這對於今天的有些人來說,不僅隨意虐殺動物,而且還殘忍地對待自己的同類,拼命地追求外在的感官享受,寡廉鮮恥、巧取豪奪,我認為這倒正好是具有借鑒意義的好教材。 可以說《朱子家訓》精辟地闡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應該是一篇家教名著。其中尊敬師長、勤儉持家、鄰裏和睦等許多內容都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特點,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仍然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尤其在這部“家訓”中反復強調人們要特別重視人的精神生活的富有,而對那些狂熱追求物質享受的人不屑一顧;強調人的欲望是一個無法填滿的溝壑,反復告誡人們必須加以抑制等等,我認為這些都並非是什麽迂腐的妄語,相反,正是現在、以及將來也都是十分必要的良言善語、諄諄教誨。 《朱子家訓》語言上駢散相間、流暢易記、易懂易誦;內容上以“修身”、“齊家”為宗旨,集儒家做人處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義博大精深。今天讀來,依然是朗朗上口,讓我感悟至深。

易传

孔子后学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展易经的易学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而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汉降又称十翼。易传共七种十篇,即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習字入門

民國教材-劉養鋒著 

習字之法,本無專書,前人緒論所及。非失諸高深,即失諸簡略。本編指示較詳,措詞尤極淺近。凡稍通文字者,皆可領會。 本編從點畫起,以至全體結構,一一指示,最為詳盡。 本編所論姿勢精神器具之注意,均由經驗而來,實力行之,效即立見。 行楷普通所尚,本編舉例止此,至篆隸各法,不在本編範圍之內,故不贅。 本編以蔣促和之書法正傳,近日劉君少棠之習字講義為本,間就鄙見刪增,以合程度,不特便於學生,且宜於校外自修。

華夏禮義

徐俊生

本書所以定名為《華夏禮義》,是因為禮的“義”,即其內涵,才是核心價值,所以著重介紹禮的意義,書中也多有描述禮的儀式、辭令、器用等,但這些皆因禮的內涵而定,描述這些,也是為更清楚的說明“禮義”。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大道不器,與時偕行。”在人際交往中,每個人都希望與君子交往。因為君子懂得仁義,會幫助自己和他人;君子懂得禮節,不會做得罪與人之事;君子懂得忠信,不會欺騙別人,等等。期望與君子交往,首先要從自己做起,“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己是君子,自然能交往到君子之友。溫良、恭敬、寬厚的君子,靠優良的品德為基礎。所以本書第一卷著重介紹禮的起源、義理等概念,期望讀者能從中了解古人之德。 人類文明經過無數的動亂和發展,從古至今有許多改變,但真正的“大道”不會以某個時代,某種器物為依存,它始終充斥於天地之間,“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比如說尊老愛幼、禮貌待人等,無論古今中外,只要是健康、文明、向上的社會,都會提倡,只是表達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差異,從空間上看,因風俗、文化的不同所致;從時間上看,因古今器用、社會環境的差異所致。能做到根據“大道”的內涵,根據時代差異來調整行禮的方式,便是“與時偕行”。本書旨在通過對禮義的解讀,使讀者能“與時偕行”的踐行中華禮儀。 本書共分三卷,卷一從禮之源、禮之緣起、禮與德、禮之用等諸方面,總述禮之意義;卷二以朱子《家禮》為本,詳解祭禮、成人禮、婚禮、開筆禮幾項常用禮儀中各儀程涵義及作用;卷三從衣食住行、尊卑揖讓、稱謂雅言、孝親尊老、訪客交友、喜怒哀樂、時令節制七方面,論述禮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及意義。希望籍此書能拋磚引玉,喚起社會文明禮貌之風。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揚雄

舊本題“漢揚雄撰,晉郭璞注”。考《晉書郭璞傳》有注《方言》之文,而《漢書揚雄傳》備列所著之書,不及《方言》一字。《藝文志》亦惟《小學》有雄《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雲“《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皆無《方言》。東漢一百九十年中,亦無稱雄作《方言》者。至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稱:“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棄脫漏,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 又劭注《漢書》,亦引揚雄《方言》一條。是稱雄作《方言》,實自劭始。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沿述,皆無異詞。惟宋洪邁《容齋隨筆》,始考證《漢書》,斷非雄作。然邁所摘劉歆與雄往返書中,既稱在成帝時,不應稱孝成皇帝一條及東漢明帝始諱莊,不應西漢之末即稱莊遵為嚴君平一條,則未深中其要領。 考書首“成帝時”云云,乃後人題下標注之文,傳寫舛訛,致與書連為一,實非歆之本詞,文義尚厘然可辨。書中載楊、莊之名,不作嚴字,實未嘗預為明帝諱。其嚴君平字,或後人傳寫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斷是書之偽。惟後漢許慎《說文解字》,多引雄說,而其文皆不見於《方言》。又慎所注字義,與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標揚雄《方言》字。知當慎之時,此書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為雄作,故馬、鄭諸儒未嘗稱述。至東漢之末,應劭始有是說。魏孫炎注《爾雅》“莫貈、螳螂,蛑”字,晉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句,始遞相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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