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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儒融合论

贾陆英

《马儒融合论》是贾陆英先生的作品,内容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即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及其成果。 《马儒融合论》辨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个话题既是一个敏感的热点话题,又是一个不容回避,也回避不了,必须正面做出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个问题,由于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共鸣和反响。 近些年,贾陆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持续探讨和研究,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中华文化百年走势探析》,于2012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在华韵国学网重新发布,依据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在原著基础上,作了适当充实、完善、修改和调整。 在《马儒融合论》中,贾陆英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辨析,其基本思路是:抓住哲学层面这个核心和切入点,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历史走势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对立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水火不相容。二是并存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三是融合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包括双向建构的两个方面:其一,儒学经过自我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吸取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坚持融合说,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问题。

孔子家语

孔子,弟子

《孔子家语》,是在王肃注本基础上,参校明朝万历十七年吴嘉谟集校的《孔圣家语图》而成。篇次排序及内容俱以吴嘉谟集校本为准。 《孔子家语》书中有王肃注语,用土黄色小字书写,也有吴嘉谟及延章注语,俱用淡蓝小字书写,其中吴嘉谟注语,又吴曰开头。 《孔子家语》或谓伪书,主要是其中有许多章句与《论语》及《礼记》等意旨有异,甚至冲突。为此,延章决定以明朝吴嘉谟集校本为正本,逐篇解读《孔氏家语》,希望能从前贤的注解中,甄别《孔子家语》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伪文,并解读、阐发、实证、应用《孔子家语》中符合《论语》及《礼记》意旨语句,以便对于读者学习《孔子家语》能有所帮助。 《孔子家语》也称《孔氏家语》或《孔圣家语》,现代考古挖掘文献发现,《孔子家语》极可能原名《儒家者言》。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语录,《论语》是其精粹版本,但《孔子家语》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与《论语》有很大出入,许多地方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但也有许多时候,《家语》相当于对《论语》的注解。历代均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但近代考古发掘的《儒家者言》,在一些章句上与《孔子家语》是相近或相符的。我们认为,《孔子家语》是经过了大量篡改的,或许其原始版本,在言行思想上与《论语》是一致的,但後世添加或篡改了许多章句,比如书中大量出现孔子师询老子的语句,而老子究竟是否是东周的老聃,没有确切的史载说明,《道德经》也是汉朝才出现的,最早版本虽然是战国楚简,但内容与流行本很不同,而且“绝圣弃智”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战国思想印记(反礼制),却少了许多三代到春秋时期官学礼制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家语》中孔子问道老聃的语句,是十分明显的伪造痕迹。我们建议读者在学习《孔子家语》时,应当以《论语》为准则,但凡与《论语》冲突的章句,都应当谨慎对待。 《孔子家语》最早流行版本是三国时期,曹魏王肃注本,共十卷,而最早的相关记录,则在《汉书·艺文志》,谓之孔子门人编撰,共二十七卷。二者显然差别很大,唐朝顔师古注解《汉书》时就指出,《艺文志》记录的《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家语》版本繁杂,再加上历代不入主流,并没有形成广泛采用的流行版本,因此《孔子家语》历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也可能是由于一些人所谓的“诸弟子各自为记,不尽相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的古籍,特别是儒家道家经典,一些人随意篡改内容,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孔子家语PDF

孔子,弟子

《孔子家语》,也称《孔氏家语》《孔圣家语》《儒家者言》,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语录,《论语》是其精粹版本,但《孔子家语》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思想,与《论语》有很大出入,许多地方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但也有许多时候,《家语》相当于对《论语》的注解。历代均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但近代考古发掘的《儒家者言》,在一些章句上与《孔子家语》是相近或相符的。我们认为,《孔子家语》是经过了大量篡改的,或许其原始版本,在言行思想上与《论语》是一致的,但後世添加或篡改了许多章句,比如书中大量出现孔子师询老子的语句,而老子究竟是否是东周的老聃,没有确切的史载说明,《道德经》也是汉朝才出现的,最早版本虽然是战国楚简,但内容与流行本很不同,而且“绝圣弃智”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战国思想印记(反礼制),却少了许多三代到春秋时期官学礼制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家语》中孔子问道老聃的语句,是十分明显的伪造痕迹。我们建议读者在学习《孔子家语》时,应当以《论语》为准则,但凡与《论语》冲突的章句,都应当谨慎对待。 《孔子家语》最早流行版本是三国时期,曹魏王肃注本,共十卷,而最早的相关记录,则在《汉书·艺文志》,谓之孔子门人编撰,共二十七卷。二者显然差别很大,唐朝顔师古注解《汉书》时就指出,《艺文志》记录的《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家语》版本繁杂,再加上历代不入主流,并没有形成广泛采用的流行版本,因此《孔子家语》历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也可能是由于一些人所谓的“诸弟子各自为记,不尽相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的古籍,特别是儒家道家经典,一些人随意篡改内容,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本书特地选取了两本明代的《孔子家语》,这两个版本均做了句读标点,再加上明代学者的注疏,能尽量帮助读者理解其中内容,因此,这两个版本,都极具阅读价值。

后汉书

范晔

《后汉书》是一部记录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著,内容有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纪》及《列传》作者是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人范晔,《志》的作者是西晋司马彪。《本纪》及《列传》由唐朝高宗时怀章太子李贤作注,《志》由五胡乱华时期南朝梁国人刘昭作注。范本与司马本,其初各自独立流传,宋朝乾兴时,才合刊。 本电子书《后汉书》本纪、志、列传的次序排列,遵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著述惯例,先列本纪,再列志,後列列传,因为范本既与司马本合辑,即无需再按作者区分,依据纪传体史书一贯次序排列最为便宜。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注疏列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大小的字体,颜色进行区分,标点方面不采用现代汉语的逗号句号叹号问号等,只使用点号进行断读。 《后汉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范晔的编著思想上:向《史记》看齐,肯定“守节”、“死节”,肯定“正直”,贊誉“杀身成仁之美”。并在书中开创了多个类传:《独行》、《逸民》、《方术》、《列女传》、《党锢》等。 《后汉书》处处体现儒家学术的主体地位,而抑压宗教、谶纬思想:“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又宏扬无神论,在《宋书·范晔传》就说:“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 范晔对“王道”、“勤政爱民”、“扬善抑恶”等儒家正统思想的宣扬,主要体现在《后汉书·列传》中,而对于《后汉书》的评价,范晔曾自评:“体大而思精”、“天下之奇作”。

史记三家注

裴骃,司马贞,张守节

《史记三家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宋裴骃注解《史记》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注解《史记》的《史记索隐》,以及唐朝张守节注解《史记》的《史记正义》,三注的合集,其合集始撰于北宋,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 历史上《史记》的版本十分繁多,但善本是《三家注》本,不但因为该版本有充分的校勘、注解,也因为阅读《三家注》本,三者的注解有助于理解。 此本《史记三家注》,基于互联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纠错补漏,重校标点,并将注解重新混排于原文之後,以达到方便阅读、理解的效果。 《史记三家注》的版本也不一,其中现存最早的古本是南宋黄善夫刻本,另外还有满清官刻本武英殿本,而此本《史记三家注》电子书所采用的是金陵书局刊行本,在该版本基础上进行标点、排版。 裴骃的《史记集解》主要合集当时及之前的注解,裴注优势在于,其采集各家注解时,不偏不弃,不对各注解加以自己的臆断、见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除采集了裴骃以後诸家的注解,参阅了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史记索隐》对後世史学的影响十分重大;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主要贡献在地理考证、诠释及音义注明上,主要引用了《括地志》。

三国志

陈寿,裴松之

《三国志》裴松之注,是五胡乱华时期,南朝宋国裴松之,注解西晋史家陈寿所著《三国志》所得的作品。《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正史著作,本书记录了东汉末年,中国政治局面,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过程,是人们研究东汉至西晋期间,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满清时期,史学界将《三国志》列为廿四史之一。相对于其他正史,《三国志》的内容较为简略,缺少一般纪传体史书具备的“年表”“志”等部分。 《三国志》初为三部独立的史书:《魏书》《蜀书》《吴书》。直到北宋,才合并为《三国志》。合并的原因是在五胡乱华时,北魏也出了一部《魏书》,北宋咸平六年,也就是西元1003年,为了避免曹魏与北魏相混,将三部史书合为一部,并取名《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共有六十五卷,其中包括曹魏的《魏书》三十卷,刘备《蜀书》十五卷,并孙吴的《吴书》二十卷。由于《三国志》是西晋史家所著,西晋承自曹魏,因此,《三国志》只为曹魏做了本纪,以示其正统,而刘蜀、孙吴皆只有列传。 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前,学界已经出现了关于三国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均有参考这三本史作,而其後的裴松之注,亦有参考。 《三国志》关于当时的各国帝王传纪,《魏书》中有曹操的武帝纪,曹丕的文帝纪,曹叡的明帝纪,《蜀书》中有刘备的先主传,刘禅的后主传,《吴书》中有孙权的吴主传,孙亮的嗣主传,孙休的嗣主传,孙皓的嗣主传。 《三国志》作为一部正史,作者对于史料的记载,也是十分谨慎的,并对选用的史料,作了考订。由于参考材料的有限,及宁缺勿滥的原则,《三国志》显得简约而精短。而裴松之的校注,则为《三国志》添加了更丰富的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人物传记史料不足的遗憾。 裴松之由东晋入宋後,任中书侍郎,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原书记述过简,就命令其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的注主在“寻详”“周悉”,即补充缺乏的史实,并纠正一些谬误。其所收集的关于东汉三国时期的史料竟达一百五十多种,其注文字数,甚至达到《三国志》原文的数倍。而民国後,有出学者统计发现,裴注字数其实只有三十二万左右,而《三国志》字数达到三十六万。关于这些字数统计,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今日的《三国志》原文,有许多原是裴注,後混为正文。 本站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以汉川草庐版本为基本,参校中华书局的版本,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本站的排版,将裴注混插入正文中,并以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区别之。又将除冒号、引号以外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重新变更为点号,以美化版面,避免读者阅读疲劳。

汉书

班固,颜师古

此本《汉书》,实则是《汉书注》,东汉班固著《汉书》,隋唐颜师古作注。《汉书》原以叙传置于最後,而又概述本书之纲目,因此,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本电子书将之置于最前,读者在阅读《汉书》之前,先阅读叙传,即有利于对全书有总体的内容认知。 本电子书以汉川草庐版《汉书》为基本,部分参校汲古阁十七史本《汉书》,部分参校中华书局版《汉书》。校订工作,除文字(主要是偏僻字)补正,其次是标点,为了避免阅读疲劳、培养读者文言文阅读能力,全文采用点号,并修正了部分句读失误的地方。 排版上,以汲古阁本的模式为主,即注文跟随于原文之後,并以不同字体、颜色将原文与注文区别开,一些校勘文字亦以独有颜色显示,以避免与注文、原文混淆;这样排版的好处是,读者在长期阅读的过程中,能逐步形成阅读、理解文言文的能力,《汉书》作为中国正史著作“前四史”之一,其内容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个吸引力的引导之下,读者坚持阅读注文原文混排的作品,其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会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但由于校订时间的紧迫性,肯定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指出。 在颜师古注《汉书》以前,已经有多家注本,如服虔、应劭、晋灼、瓒、蔡谟等,师古在作注时,也参考,并采用了部分其认为中肯的注解。师古注本《汉书》,在音义上对一些难解字辭注了训诂,在文义上也多有注疏,在历代都得到学者的肯定及采用。 颜师古在参酌前人注解时,其甄别办法对各家有所不同。用师古自己的话来说,“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例如第五十一卷的《邹阳传》,其中“有白头如新”,只用了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这个注解深刻透彻,因此师古不再多加注解。而像第五十七卷下,《司马相如传》中的文句“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应劭的注未能透彻文意:“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师古则对文意做了注疏:“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

论语章句集注

朱熹

《论语章句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之一,由南宋经学大家朱熹编著。 《论语章句集注》是《论语》的章句注疏集汇本,主要征引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经说》、邢昺《论语》疏,魏晋何晏《论语》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马融《论语》注,另外还援引了北宋尹淳的《论语解》、吕大临的《四书注》、侯仲良的《论语说》以及谢良佐的《论语说》等等。 《论语》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关于人文学说,伦理纲常,王道政治等学术论说的语录。《论语》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著作,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问题,生产生活问题。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及完善,儒家人文学说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及道德规范起到了主要的定型作用。《论语》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时期的贤明学者的佐证、实践及发展。可以说,《论语》对于建立并完善人类人文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学术理论,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仍然无人出其右,历史上所有的理论创新,均建立在《论语》所包含的学术理论的基础之上。 《论语》一书自其诞生之日起,直至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中国人启蒙学习,科举仕途所必读的书籍。 南宋时期,朱熹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开创的理学基础上,通过编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承并发展了理学,这其中列于四书之首的,便是《论语章句集注》。 《论语章句集注》主要是通过汇集前人的注疏,加以系统化论证并阐发其义理,以佐证周程开创的理学。理学的核心立论是“理气说”,认为“理”(道)、“气”(器)二者对立统一,互为阴阳。

中庸章句

朱熹

中庸章句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 《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它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大学章句

曾参,朱熹

本书为精校本,参考《大学章句》宋刊本、《儒学精华·大学章句》等版本,排版编录而成。 《大学章句》是《大学》的注疏本。《大学》由曾子及其门人编著,内容包括孔子、曾子的语录。《大学章句》由朱熹编著,内容包括程子、朱熹的注疏。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即第四十二篇。北宋时期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将《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加以注疏成篇。南宋的淳熙年间,朱熹集毕生之精力,编撰《四书集注》,由是《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大学》全书主旨有两部分:一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二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

大学赏析

贾陆英

贾陆英先生所著《大学赏析》一书,针对《四书》之一的《大学》,用现代汉语,作了注释、翻译,及赏析。赏析的内容,主要立足现实生活,基于《大学》的学说理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大学》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先生从《礼记》独立出来的一本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此《大学》在儒学经典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成为後代科举考试必读经典。 《大学赏析》共分为四部分:原文 、注释、译文、赏析,其中原文及注释整合一体,以字体大小及颜色区别开来,以方便读者理解原文,译文及赏析分别独立为一个段落。 作者将《大学》一书,按原章节,分为十五讲,其中前十章,分别作十讲。这十讲分别为:大学之道、克明峻德、弃旧图新、知其所止、贵在知本、格物致知、真诚做人、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第十一讲至第十五讲,为原第十一章分析成五讲:平天下之絜矩之道、平天下之民心为重、平天下之德本财末、平天下之举用贤才、平天下之生财有道。 《大学赏析》原书最後一讲“全篇的中心和要点”,在本电子书中提前为前言。读者在阅读原书之前,预先阅读“全篇的中心和要点”,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作者的主旨。 贾陆英先生认为,《大学》全书的中心思想是阐述儒家的政治理论,以修身为根本,建构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其中《经一章》是全书的纲目,《传十章》是对纲目的展开论述。 并指出,《大学》一书在儒学传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及其原则和方法。

毛诗正义PDF

李学勤

《毛诗正义》是《毛诗》的注疏,由汉代郑玄作笺,唐代孔颖达作疏,《毛诗》是《诗经》的传,由汉代毛亨训传。 《毛诗正义》PDF电子是《毛诗正义》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本书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由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肖永明、夏先培共同整理,以满清嘉庆时期阮刻本为底本,进行内容、文字的校勘,并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 《毛诗正义》所作传者,初或不定。郑玄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小毛公为博士”,是有二毛之说。《隋书·经籍志》谓“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谓孔子授卜商(子夏),商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享,毛享作训诂传授毛苌。因此,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此得出,《诗经》的传是毛亨所作。 《毛诗正义》的郑笺。郑玄发明《毛诗》,并谓之笺,《博物志》:“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这种说法忽略了时间的错位,郑玄是汉末之人,毛太守却是四百年前之人。由此可见,郑玄为笺,与“毛公”并无太大关系。 《诗》的名称演变。《诗》不是一开始就称为《诗经》的,孔子删《诗》,得“诗三百”,以授弟子。孔子所传的《诗》,躲过秦朝焚书之劫,得以流传下来,汉代立为官学五经之一,是谓《诗经》。《诗经》在毛亨作传後得《毛诗》,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唐孔颖达为《毛诗》及笺作疏,得《毛诗正义》。 《诗经》,主要记述了三代时期的“风、雅、颂”,其主旨是提倡淳朴、正义的民风,防止邪僻的世风。当时政通和,诗歌即表现得欢乐,且朝野皆然,当时政暴塞,诗歌即表现出怨愤,多刺其弊。诗歌都能发于性情,谐于韵律,无论是唱的人,还是听的人,都能沁其心肺,因此,孔子概括《诗经》,谓“性无邪”。

春秋左传正义

李学勤

此本《春秋左传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底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左传正义》,由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电子书采取简体横排版,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保留李学勤本的【经】【传】分离结构,则【经文】及其注文、疏文编排在前,【传文】及其注文、疏文编列于後,中间以分隔线分隔。 又,李学勤本《春秋左传正义》部分疏文原文并无“正义曰”三字,本电子书即统一添加。本书虽经严谨校对,然而,未能免除文字或内容上的错漏,恳请读者在阅读时,如若发现有错漏之处,不吝指出、斧正。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左传正义PDF

李学勤

《春秋左传正义》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龚抗云、于振波等五人,以满清嘉庆阮本《重刊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标点,校勘,排版而成。本书有两种版本,一是简体横排版,二是繁体竖排版,是本《春秋左传正义》PDF电子书同时收录了两个版本,以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 东周左丘明为《春秋》作传,魏晋时期杜预又为其传作注,唐朝孔颖达为杜注作疏,终得《春秋左传正义》。唐人赵匡谓为《春秋》作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宋代以後学者,也多有怀疑。 《春秋左传》见世,不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据可依,传脈清晰。《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说,“春秋左氏传,汉初未审献于何时......《说文解字序》分别言之曰:‘....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然后《左氏经传》所自出,始大白于世。”由此看来,《左传》是否伪作未可定论。唯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一致认同《左传》为左丘明所作。 曹魏西晋时,杜预专研于《左传》,其以汉儒之注《左传》,大多是相互传述,又杂引《公羊传》《穀梁传》以佐证《左传》,其认为汉儒皆不能通透《左传》,于是就重新给《春秋左传》作注。 《春秋》是记录君王日常政务言行的书。而《左传》实际叙事时期,比《春秋》经文多十三年,比其他两部传即多廿六年,结束于“三家灭晋”,古今学者以此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隐隐暗喻《左传》似是一部独立的史书。 在“书法”上,《春秋》笔法是“微言大义”,以“尊王攘夷”“华夷大防”“民本”等儒学核心思想来评叙史实,而《左传》更倾向于纪而不评。用西晋王接的话来说就是:“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 西元2009年,浙江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楚简,该楚简内容与《左传》基本相符,由此可以定论《春秋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之前。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

李学勤

《春秋谷梁传注疏》是谷梁子再传弟子为《春秋》作传,晋代范甯为《谷梁传》撰集解,唐代杨士勋再为《集解》作疏乃成。 《春秋谷梁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本之一。由今人夏先培先生整理,杨向奎先生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整理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阮元奉旨主持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简称阮本,据称该书收录各种典籍时,对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虽阮元自称是依据前人校勘结论对典籍进行取舍修订,但任何一种学说,前人的观点都可能相去迥远,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因此,依据前人之说,只是为自己随便篡改典籍找个藉口罢了。 夏先培先生的整理主要是在阮本底本之上借用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进行标点,然后分繁简两种版本进行排版,简体版本是横排的,繁体版本是仿宋竖排的。 《春秋谷梁传》的传,有人说是谷梁子所作,但书中有引用後人的语句,故必不可能是谷梁子为之传。如“尸子曰”,尸子是秦人商鞅的老师,在谷梁子之後。谷梁子是子夏的学生,其《春秋》就是受诸子夏。 谷梁学远不及于公羊学、左传学,因此《谷梁传》一书有所错佚,甚至後人为之所作的注疏,亦有错佚,即不足为奇。 谷梁学在现代人的解读来看,认为其强调的是君王的权威,且王权不应受到限制;又注重君臣职分之别、尊卑之定,并由此各循其礼,达到平治的状态。又有人说谷梁学并不认可政权的更迭。 这些只是现代人的解读,有时是十分浅显而谬误的,比如现代人就将公羊学解读为为中央集权服务,这是十分可笑的,由此可见现代人对儒家学派,往往局限于时代,而无法探得其实质。 读者在阅读《春秋谷梁传注疏》时,应当多注重《谷梁传》的原文意旨,再辨识注解的合理及谬误之处。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

李学勤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代公羊寿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何休为《公羊传》解诂作《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又为《公羊传解诂》作疏,乃成《春秋公羊传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整理的底本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夷夏大防”是中国人文历史的基本原则,“尊王攘夷”是兴复尧舜文武王道的核心理论,“大一统”只是这些原则、理论的结果之一,“大一统”在失去“夷夏大防”原则,“尊王攘夷”理论的基础,对现代根本无借鉴的意义,或者说,这样的“大一统”理论与中国人文历史上的“大一统”毫不相干。 有人将公羊学解说为“大义灭亲”“拨乱反正”“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强枝弱幹、强词夺理、歪曲偏颇之说,“尊王攘夷”,尊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王道,攘的不是诸侯地方,而是野蛮不化的族群,攘的是背经叛道,施行暴政,违背王道的势力。 阅读《春秋公羊传注疏》时,读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是无法理解公羊学的。 《春秋》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始于春秋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元),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 《春秋》之传,据何注、徐疏记载: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才写在竹帛上。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序》说,“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由此可见,春秋之学,孝经之学,其要不亚于《论语》。然而,《论语》作为圣贤论道之著述,其为道义也,而志、行,乃是器用之术。又说:“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则可见往世不重《春秋》,是出于不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是为了避免“背经”“任意”“反传”。 但公羊之学,义在尊王,务在攘夷,凡乱世皆当用,未可废置。

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

此本【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公羊传注疏】,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春秋公羊传注疏】,是汉朝公羊寿所传【春秋】,即【春秋公羊传】,同朝何休为【春秋公羊传】解诂,得【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为【春秋公羊解诂】作疏,得【春秋公羊传注疏】。 李学勤主编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其底本是是满清嘉庆时期,南昌大学堂重印的宋本【十三经注疏】,该书由阮元奉旨主编,虽说是重印,实际上在校注方面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如采纳了後世的注疏,增删主编者认为伪作的地方。满清对经典史籍的篡改是举世皆知的,为了控制道统的话语权,可谓是不择手段,如将“大一统”理论从春秋学中独立出来,剔除了其前提如“夷夏大防”基本原则及“尊王攘夷”等核心理论,意图以满清疆域的大一统,正当化其政权性质。 本电子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及理解,在编录排版上用字体的颜色、粗细来区别经、传、注(解诂)、疏四部分内容,甚至在内容结构上也做了一些修订,如原文“释曰”,统一修改为“解云”,而一些没有“解云”二字开关的疏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也添加了此二字。以求本文字版【春秋公羊传注疏】比纸质书籍更便于阅读。 其中经文用粗体大字,传文用细体大字,注文用土黄色小字,疏文用灰色小字,以便读者对四部分内容一目了然,能轻松地连贯阅读各部分内容。 【春秋公羊传注疏】共二十八卷。战国公羊高撰,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东汉何休着【春秋公羊解诂】(为方便阅读,本站归十一编);唐代徐彦疏,得二十八卷,因名【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研究今文诸经,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徐彦作疏也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 【隋书·经籍志】记何休【解诂】为十一卷;【文献通考】记徐彦【疏】为三十卷,今本合刻为二十八卷者,乃为宋人所析。何氏【解诂】单行本较多,有汪氏问礼堂仿宋绍熙宋仁仲十二卷本,闽监毛殿江西五本,陆有宋刊十行本,明刊九行本以及同文书局本等。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春秋公羊传】作者为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第四代孙)公羊寿时,寿始与齐人胡母生将【春秋公羊传】『着于帛书』。 【春秋公羊传】虽为公羊氏子孙世代口耳相授,但其内容实际上并非尽出一家,传者亦并非尽为公羊氏一家。其以问答体逐层逐字阐释【春秋】经文之书法、义例,主旨为微言与大义,微言为后王立法,使其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了大一统思想,大义则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恶,宣扬德义。 其学传至两汉,又与谶纬之说相结合,其说解时陷于荒诞无稽,章句繁琐蔓芜。有时数十万言乃至一百余万言犹不能解明传意。 东汉何休受董仲舒余脉,精研今文经学,凡历十七年乃成【春秋公羊传解诂】。其书合经传于一帙,废除章句之学,依胡母生条例为【公羊传】定三科九旨凡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为一科三旨;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为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为三科,统而并之,则是三科九旨。此外,尚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五始者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为州、国、氏、人、名、字、子;六辅者为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是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二类者乃人事与灾异是也。 由此,何氏系统地阐发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此书既出,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并对后来的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亦为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观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数据。 徐彦为【公羊传】作疏,【新唐书·艺文志】失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广川藏书志】亦记世传为徐彦撰,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其撰疏始末,现亦毋得详知。【四库全书总】据疏中『□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定其在宋以前;又据『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又定其在贞观以后;据疏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唐末文体,遂依【广川藏书志】,终定其为贞元、长庆之后人,此疏亦于其时告成。徐疏为公羊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之作,对公羊学的发展有承上启下之功。

尚书注译PDF

周秉钧

本PDF电子书《尚书》是周秉钧先生注译的岳麓书社版本。书中分经文、今注、今译三部分,与网络上流传的原文、说明、注释、译文四部分在行文而已上并不相同。本书仅限于研究学习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途径,推荐读者购买本书的纸质书籍,绝对值得! 〖经文〗即是《尚书》原文,作者并不是整篇地注译的,而是化整为零,按文旨分段进行注译。 〖今注〗主要是解析该篇题旨、大概意译,并分析该段落的主旨等。 〖今译〗对原文用白话重新写作,白话文是翻译者对《尚书》原文的理解,不一定符合原文意旨,读者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的政史类史书,是政事相关史料的汇编。 《尚书》的内容,主要是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代君王的一些文告,以及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谈录。这些史料,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尚书》的版本不一。在先秦时期,《尚书》是有定本的,《论语》述而篇就提到了《尚书》的初始名称《书》: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庄子》天下篇也有提及: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而先秦的《尚书》是古文本,到了汉代,有了今文本(隶书所写),由汉代伏生(即伏胜)所传。伏生是秦朝的博士,才使得《尚书》在秦祸中得以幸存,但仍然丢失数十篇,而剩下廿九篇。 而古文本又是哪个版本呢?汉武帝时期,孔子住宅被刘余拆毁,得先秦古文所写的《尚书》共四十五篇,可见此部《尚书》是孔子教授弟子时所用。孔安国对古本《尚书》进行研究,发现有廿九篇与伏生的今本重叠,是见伏生本必为真本。 孔安国遂将另外十六篇亦用隶书重写,并流传下来。 隋唐时,古本《尚书》被伪古文本《尚书》取代,而今本即于西晋失传。今天所用的《尚书》版本,即伪古文本。 其余仔细,还请读者阅读本电子书了解。

尚书正义

李学勤

《尚书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尚书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尚书正义》原本是汉代孔安国为发现于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作传,又经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满清嘉庆时,阮元奉旨编撰并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历称阮本。 《尚书正义》在唐代孔颖达作疏成书後,衍生的版本众多,阮本及今人整理本,都是取其某版本为主,参校其他版本编撰而成。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正义PDF

李学勤

《尚书正义》是汉代孔安国所传孔子宅壁的《古文尚书》,唐孔颖达作疏,今人廖名春、陈明标点整理,吕绍纲审定,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PDF电子书是其第一版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尚书正义》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其底本是满清嘉庆廿一年,即西元1816年,阮元主持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学界简称“阮本”。 《尚书正义》乃是在阮本的基础上,採博其他诸家注疏之善者,再用现代汉语标点标示句读、书名、人名等,若是简体字本,用横排,若是繁体字本用竖排。 对于学历水平低,或普通读者,我们建议阅读简体横排版本,对于高学历,或汉语水平稍高的读者,我们建议使用繁体竖排版本。相对而言,繁体坚持版本在用字、标点等方面更准确,对于电子书阅读,也更加友善,放大字体的时候,竖排版本的阅读体验更加好。 《尚书正义》依托孔安国传,然而,宋朝朱熹以降,尝有学者以地名人事之後出而有记载为由,斥其为伪书。如梅鷟在《尚书考异》中认为,《禹贡》所记“瀍水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其地名俱在孔安国之後才设立。又朱彝尊在《经义考》中,认为《尚书·序》的“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有误,驹骊是汉元帝时始建国,汉武帝时的孔安国必未识其名。以上之确凿证据,证明《尚书正义》并非孔安国所传,乃是後人所伪托。 不管如何,我们今天是要学习《尚书正义》的知识,至于真伪,又是他学了,于此当无为碍。

尚书集注PDF

王鸣盛

《尚书集注》原名《尚书后案》,满清王鸣盛著,今人顾宝田、刘连朋校点。共三十卷,其后附有《尚书后辨》。 本PDF电子书《尚书集注》仅供读者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用作商业用途。 《尚书后案》主要是解说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廿八篇,以及《泰誓》(又名《太誓》),所附的《尚书后辨》即是辨析晋出的伪古文《尚书》廿五篇。 《尚书集注》所收集的注疏,均是汉代及以前的,以郑注为主,马融、王肃、伪孔安国、孔颖达等注、疏补之,对于两晋以後的伪古文另编并分别。因此将原名《尚书后案》重新命名为《尚书集注》,亦可命名为《今文尚书集注》。 《尚书集注》对晋唐宋以後的注疏不收编,主要是因为作者认为孔传、孔疏、宋儒之说均基于伪古文《尚书》,内容甚至义理均有失实。这种创作态度,导致了《尚书集注》在学术上有失客观,有学者指出,王鸣盛在编撰本书时,“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由此看来,阅读本书时,应当保持充分的思辨意识。 《尚书集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经学著作丛刊》之一。其底本是《續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之“礼堂本”,所谓礼堂本,是指《尚书后案》在伪清乾隆四十五年秋刊刻的版本。 《尚书集注》因何而作呢?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要发挥郑氏康成的一家之学。作者在本书自序中也明确表示,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以孔子宅壁所出的古文《尚书》做注後,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亦皆作注,但只有郑氏师祖孔子之学。作者认为西晋之後的《尚书》是伪本,但是之前汉代的郑玄、马融注疏的《尚书》却是孔子宅壁真本,因此希望搜罗郑玄、马融、王肃传疏以增补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并由此而得《尚书后案》。 《尚书后案》草创于伪清乾隆十年,彼时作者方廿四岁,而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作者年已五十八,足见作者对于《尚书后案》的倾心倾力。 今收录《尚书后案》于此,并更名之《尚书集注》,希望对人们学习研究《尚书》有所帮助。

仪礼注疏PDF

李学勤

《仪礼注疏》是汉代郑玄为《仪礼》作注,唐代贾公彦又为郑注作疏而成,是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与其他十二经一样, 本书也同时编录了简体横排本与繁体竖排本,简体本目录置前,繁体本目录置後。 《仪礼注疏》PDF电子书,是今人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的,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仪礼注疏》的影印本。本书仅供读者学习研究,不得用于非法商业用途。 《仪礼》也是汉代“复出”经典之一,与古文《尚书》同时由刘歆在 孔子宅壁中发现,亦谓古文《仪礼》。今文《仪礼》有三版本,一是 戴德本,二是戴圣本,三是刘向别录本。二戴本不别尊卑吉凶次第伦 序,郑玄弃之,而注刘向别录本,同时又参考校对于古文本。有时取 古文本,则今文本旁注解释,有时取今文本,则古文本旁注解释。郑 玄之後,贾公彦之前,《仪礼》义疏注解者并不止一家,只是多数亡 佚罢了。 《仪礼》历来难读,至于《仪礼注疏》,历代也往往不能得其正解,导致该书在传写过程中,脱文误句不时出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以唐石刻九经,校对明监本,发现《仪礼》的伪、脱情况特别严重。比如,《士昏礼》脱了“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乡射礼》脱去“士鹿中翿旌以獲”,《士虞礼》又脱失“哭止告事毕宾出”,等等。这些脱失,都被顾炎武收录于其《日知錄》中。 《仪礼注疏》的整理,是以满清时期的《重刋宋本十三经》,即阮刻本为底本,再标示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其出版分简体本、繁体本两种,简体以中国大陆的简化汉字重写全文,并以横排、现代标点的方式进行排版刊发;繁体本即保持原文原字原汁,并以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即竖排并标点句读进行排版刊发。本书,即《仪礼注疏》PDF电子书兼录两种版本,简体本足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繁体本即可以流传后世。 《仪礼注疏》的阅读理解,其文义应当以繁体本为准。

礼记正义PDF

李学勤

《礼记正义》,汉郑玄为《礼记》作注,唐孔颖达又为郑注作疏,乃成。《礼记正义》PDF电子书,是今人李学勤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一,该书由今人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阮刻本,所谓阮刻本,即是阮元奉满清朝旨编纂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的编纂方式是,征集民间及官方的相关古籍,对其中内容进行篡改之後录入《四库全书》,然後对原古籍集中销毁。其整理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原文按中国大陆简化字标准进行全文简化重写,并标以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横排;二是保留原文,仅标以台港等地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竖排。 《礼记正义》的来源。《礼记》是一部礼义经典,是研习、阐发《仪礼》的义理文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求自民间得百三十一篇孔子门人及其後学所记的《仪礼》学习论记。刘向考校经学典籍时,检校得百三十篇,于是为之次第并叙述。刘向後来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卅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廿一篇,《乐记》廿三篇,并前所得百三十篇,乃为两百一十四篇。戴德时,将以上的两百余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後人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将其删并为卌九篇,这就是《小戴记》了。有人说《小戴记》应该是卌六篇,後来的马融补充为卌九篇的,但马融的学生郑玄却记述,谓戴圣授桥季卿《礼记章句》四十九篇。郑玄在《六艺论》中明确说到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礼记正义

李学勤

《礼记正义》文字版电子书,是孔门弟子发明《仪礼》义理的笔记文集,汉代郑玄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疏而成。 此本《礼记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 李学勤本《礼记正义》由今人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其整理底本是满清时期的阮刻本,所谓阮刻本,即是阮元奉旨编纂的《重刋宋本十三经注疏》,由于阮元编纂过程中,对宋本进行了大量的校订修改,又将原书集中销毁。因此今人整理时,又参校了其他版本,而其排版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原文按中国大陆简化字标准进行全文简化重写,并标以中国大陆通行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横排;二是保留原文,仅标以台港等地的现代汉语标点符号,印刷排版模式是竖排。 《礼记正义》是《礼记》的注疏版本,《礼记》是一部礼义经典,是研习、阐发《仪礼》的义理文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河间献王求自民间得百三十一篇孔子门人及其後学所记的《仪礼》学习论记。刘向考校经学典籍时,检校得百三十篇,于是为之次第并叙述。刘向後来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卅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廿一篇,《乐记》廿三篇,并前所得百三十篇,乃为两百一十四篇。戴德时,将以上的两百余篇,删减为八十五篇,後人谓之《大戴记》。戴圣又将其删并为卌九篇,这就是《小戴记》了。有人说《小戴记》应该是卌六篇,後来的马融补充为卌九篇的,但马融的学生郑玄却记述,谓戴圣授桥季卿《礼记章句》四十九篇。郑玄在《六艺论》中明确说到 :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诗经

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都因音乐得名。『风』是地方乐调,收录当时十五国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约成书于 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后因传世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叙述方便,又称【诗三百】。 西汉时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史记集解PDF

裴骃

《史记》是西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所著,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集解》PDF影印本,是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史记》影印本。《史记裴骃集解》收录了张守节正义、司马贞索隐、裴骃注解。本书仅限于个人学习研究之用,不得下载并用于商业用途,如喜欢本书,请购买正版纸质书籍! 《史记》虽然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但并不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之前已经存在的如《尚书》是纪录君王言行的政事史,《春秋》是编年史,《国语》及《战国策》是国别史。这些史书纪史时都是带有一定的思想角度的,所纪录的史事,是经过史官的思想角度筛选下来的,比如《春秋》就有春秋笔法之说。而《史记》开创了纪实的先河,即尽量纪录所有重大史事,而不以某种角度或立场进行筛选。 《史记》的篇幅,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总共录有百卅篇: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又有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今日《史记》的百卅卷,亦即是司马迁所说的百卅篇。虽然篇数相同,但其中十篇,亦即十卷是在司马迁殁後亡佚,而後人补回的。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晏说,原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又称律书)、西汉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等十篇皆亡,(汉代)元成年间的褚少孙补了武帝纪、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等四篇,并在文中有标明“褚先生曰”,其他即是後世所补,也有人说武帝本纪没有标明“褚先生曰”可能是褚本亦亡,後世再补。 北宋时,首次将张守节、司马贞、裴骃刘宋三家注散列于《史记》正文之後,而今尚存的有南宋黄善夫刻本,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满清武英殿十二四史本,满清後期金陵书局刊本(该版本依据之前各种版本加以校考)。其中南宋黄善夫刻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而本电子书,是中华书局以金陵书局刊本为底本,进行标点排版刊行的《史记》影印本。 为方便读者检索阅读,将原文档按卷拆分,并重命名为《史记集解》,又将诸《序》提前,以作导读之用。

易传

孔子后学

易传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和发展易经的易学论文集,其学说本于孔子而成于孔子后学之手。汉降又称十翼。易传共七种十篇,即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 《系辞》是今本《易传》的第4种,它总论《易经》大义,是今本《易传》7种中思想水平最高的作品。《系辞》解释了卦爻辞的意义及卦象爻位,所用的方法有取义说、取象说、爻位说;又论述了揲著求卦的过程,用数学方法解释了《周易》筮法和卦画的产生和形成。《系辞》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圣人之道的典籍,它有4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卜占。《周易》是忧患之书,是道德教训之书,读《易》要于优患中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化凶为吉的手段。 对《易经》的基本原理,《系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两卦、八经卦、六十四卦,都由一阴一阳构成,没有阴阳对立,就没有《周易》。它把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阴阳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它特别强调了宇宙变化生生不已的性质,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发挥了“物极必反”的思想,强调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肯定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张自强不息,通过变革以完成功业。同时,它又以“保合太和”为最高的理想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和谐的思想。《系辞》肯定了“《易》与天地准”,以为《周易》及其筮法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模写,其根源在于自然界;同时也含有夸大《周易》筮法功能的成分,认为易卦包罗万象,囊括了一切变化法则。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家,四家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将以箸求卦的过程理论化,实际涵含着宇宙生成论,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易传》,较好的古注本是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收在《十三经注疏》中,今人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都是较好的参考书。重点读《系辞》上下篇。

周易集解

李鼎祚

《周易集解》,又称《易传集解》,是唐朝李鼎祚编撰的象数易学集作,汇集了唐朝以前,汉朝以後,多位学者的疏解。本书是研究汉代象数易学的必读之书。 本电子书是《周易集解》的文字版,采取简体横排版式。为便于读者阅读及理解,本书将《周易》原文以黑色大字书写,而集合的众家之解,以灰色中字书写,并以“疏解”二字题头,李鼎祚先生的案语,则以淡蓝色中字区别开来,以便读者釐清诸解及案语。原书中双排小字的内容,则以下标的土黄小字书写。其他後人案注类内容,俱以土黄色字书写。 《周易集解》凡十卷,或谓十七卷,朱睦㮮考曰十卷,而文无缺于十七卷者。 《周易集解》主要援引子夏的传注,又集合了马融、荀爽、孟喜、焦赣、京房、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虞、张瑶、向秀、王凯仲、侯梁、蜀才、翟元、韩康伯、刘谳、何妥、崔憬、沈瞵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吾等三十四家注解。这三十五家注解中,主要是以荀爽、虞翻、干宝等人的象数易解为主,而对于义理派如王弼、韩康等人的援引较少,或作佐证之解。 《周易集解》的文献价值在于,其援引汉朝学者虞翻的易解较多,弥补了《周易正义》的空缺。 李鼎祚编撰《周易集解》,所博引的注解主次分明,以虞翻、荀爽二家为主,兼引其他,而且独专己意,亦不独专某家,许多章句的注解,各家的见解甚至是相左的,而其自己的见解,往往以案语列于诸家注解之後,足见其治学的严谨作风。

周易正义

李学勤

原本《周易正义》由魏晋王弼注,唐朝孔颖达疏。采取横排简体的排版方式。 此本《周易正义》是以网上公开流行的版本为基本,再参校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正义》,纠误补漏,标点、排版则根据电子书的特点,以便于阅读理解为原则,排版发布。李学勤先生主编本的底本是满清四库阮元刻本,整理方法包括参校更多版本、句读标点、并简化原文等。阮本在重刊时对原本《周易正义》进行过修订。 此本《周易正义》电子书即是以今本《周易正义》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文字化,但在一些文字内容、标点、排版上有所修改,以便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 今本《周易正义》,虽以阮本为基础,但博采前人注记,择其善者而录之。校勘方面,主要收录的除了阮本校勘记,还有孙诒让的注疏校记,值得注意的是,阮本在校勘过程中,有刻意依据满清朝廷要求,对唐宋版本进行篡改增删的行为,在阅读的过程中,务必保持思辨,切勿以为标准版本。 《周易》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又是儒家经典之首,想要研习儒家经典,《周易》的学习首当其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的复归,《周易正义》等十三经正义也逐步重返学者之堂。 《周易正义》的注疏较为通俗易懂,对于有一定文言文阅读能力,而又是初学的读者,较为合适。 《易》本是卜筮之书,以象类思维为主,是圣贤察天以象物的重典。王弼注後,历代常有人难其义,至孔颖达奉诏作疏,才又推崇王弼之注,而前人难王弼义者,其说皆废,盖以王弼所注为是。今人学《周易》,从《周易正义》入手,亦可研习其象类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取象于客观事物,而指导自己的处事行为。

周易白话文

今人·佚

《周易白话文》原名《周易注释版》,也可称为《白话易经》,是一部较为粗糙的,流传于互联网的电子书,书中多处存在文字错漏或内容错漏,因之稍作修订排版,公布于此。 网上流传的书中并没有作者署名,因此,本书的署名为“今人·佚”。因本书对原书作了一定的修订及排版,为避免网络上粗糙的采集复制,导致反复的文字、内容错漏,本书将对部分章节设置象征性的收费,该费用并不表示本书的价值。 《周易白话文》是一部对《周易》的白话翻译,及词语解释的著作。 《周易白话文》对于《周易》原文的词语解释及内容翻译,一般而言较为浅显,对于初入门,或无深造计划的读者而言,有助于其理解《周易》原文。 而且,本书在内容主旨上,有其可取之处: 一、从《序言》中作者对于《周易》的起源及名词论述来看,作者对于《周易》是有一定的研究功力的; 二、作者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演绎及理解,符合主流的学术论调; 三、作者认为《周易》反映了春秋以前諸子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这是较独到的见解,并非“二百五”见解。作者列的《周易》思维三方面特征也很周到:(1)观物取象;(2)万物交感;(3)发展变化。 《周易》作为一部由高度抽象的“象(卦)”、高度简洁的“经(卦辞爻辞)”以及简单解说的“传(十翼)”所组成的学术理论,给予後人非常大的解读、发挥空间。因此,汉代以降,对于《周易》的注疏解读著作,汗牛充栋,良莠不齐。更发展出了数理、象数等学派,不同的学派,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是千差万别。最显著的差异是,民间一般传承《周易》的象数学说,其应用主要有算命、风水等,而学界一般传承《周易》的数理学说,并利用其理论,发展充实自身学说,像作者说到的,《周易》对于春秋三代时期诸子学术思想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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