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村』与乡野聚落

东汉之前，今天意义上的村落，常以『聚』『里』『格』或『庐』等来命名。其中，『聚』最为常见，它又与『落』连用，称为『聚落』。〖汉书·沟洫志〗载，民众沿黄河边上可耕田之处，『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赵充国在青海一带招抚罕羌，行军至当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从其实指来看，『聚落』并非城邑，而是后世意义上的村落。汉代开始，聚落进入国家行政视野的频率越来越高。〖汉书·地理志〗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聚落名；〖后汉书·郡国志〗中，聚落名增至五十七个。不过，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尚未见到『村』字。

现存典籍中，『村』字最早出现于〖三国志〗，共两次。其一为〖郑浑传〗载：『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其二为〖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两处记载至少说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村』字已经开始被使用。东晋的文献中，『村』字也时有出现，如法显的〖佛国记〗载：『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葛洪的〖抱朴子〗卷五〖茅君〗载：『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文人诗歌中也有一些，如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等等。诸如此类，既不太多，也不罕见，这是『村』字开始出现时的状态。

关于以『村』作为乡野聚落名称的起源，很多学者作了相关考证。日本的宫崎市定认为，『村』字由『邨』演变而成，后世所谓的『村』与屯田产生有关。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中进一步指出：『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此后演变成征税、治安等施政对象。』两位学者都将『村』的起源归结于军事原因。从魏晋时一部分村落的形成来看，确实如此。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实力雄厚的乡里大族多率领百姓逃亡山野之间，修筑坞壁以求自保，有时也称『坞』『壁』『垒』『坞堡』『壁垒』等。由于『坞壁』在选址时，就将耕作生产的因素考虑进来了，所以即使与外界隔绝，民众也可以自给自足。

『村』字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通常与堡、坞等并称，也可见其军事防御性特征。〖魏书·尔朱荣传〗载：『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晋书·李特传〗载：『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时，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而战乱消除之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遭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变成了普通的乡野聚落。这一影响甚远，有些文献中，即使是『村』字被单独使用时，仍可见到其军事痕迹。〖魏书·杨播传〗载，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杨侃前往讨伐，并昭告被围困村民：『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从『各自还村』『不降之村』等表述来看，此处被围困之村显然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村』字的起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村落的形成，都与军事战乱原因有关，这一点当毫无疑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被广泛应用于乡野聚落的命名，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世家大族向乡野蔓延，出现了许多新的聚落；二是新出现的汉字『村』字逐渐普及。新兴的事物需要一个新的名称，于是原本与军事相关的『村』字就被用来命名新起的聚落，并对传统的聚落产生了影响。〖颜氏家训·勉学〗记载了某处由『聚』变成『村』的故实：『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猎余聚。』北齐皇帝与颜之推起初都不清楚『猎闾村』是由『猎余聚』而来，这说明由『聚』变『村』可能是民间的自发性行为。而『猎闾村』原先不叫『猎余堡』或者『猎余壁』，则表明它的改名与军事原因无关，而恰恰可能是『村』字开始在民间普及的缘故。尽管〖颜氏家训〗中记载的事例发生在北朝，但是以『村』命名聚落的习气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出现了许多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如〖魏书〗列传第十二：『至刺史陆龙成时谋叛，聚城北高柳村。』〖北周书〗帝纪第八：『太上……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南齐时，以『村』命名的村落，见于正史的，更是多达十余处。其中，以〖南齐书·祥瑞志〗所载最多，如：『升明三年三月，白虎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中兴二年二月，白虎见东平寿张安乐村。』『山阳县界若邪村有一綍木，合为连理。』等等。〖水经注〗记录的村名则共有19处，分布于全国各地，位于山东的有薛村，河北的有北城村，陕西的长柳村，湖北的有须导村、射堂村、平乐村、东亭村，浙江的有徐村、木客村，安徽的有烽村，巴蜀地区的有博村、阳村、故陵村、巴乡村、七谷村，湖南的有乌林村、石塘村、万岁村、湘陂村，等等。

在这一时期的某些石刻资料中，还有很多传统典籍文献中未见或未录入的村名。侯旭东在〖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一文中，搜集了45个以『村』命名的聚落。它表明了『村』字在当时民间流行的广泛程度。另外，从名称上来看，此时的某些村落可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如大吴村、新王村等。而赵村出现了两次，一个位于河南洛阳，另一个位于陕西咸阳。虽然可能同样迫于迁徙，但在迁徙过程中可能演变成了一种以姓氏为单元的集体行为。这或许可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地方豪强为首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仍然有着顽强的态势，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是如此，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承认自然形成的村落形态，并在某些情况下设立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行政管理架构，与郡县相协调。很多基层的事务，都表明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税收。〖晋书·刘超传〗载，刘超征收地方税时，『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南齐政府官吏进行征税时，『暮宿村县，威福便行』。其二，行政管理。〖宋书·谢方明传〗载，南朝宋时，江东实行『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南史·郭祖深传〗载，南朝梁时，以村为单位，严禁村民当兵叛逃，『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三，社会事务。包括流民的安置、荒田的开垦、政府的救助等，也都以村为单位进行。〖梁书·武帝纪中〗载，梁武帝曾下诏安抚流民：『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戚，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其四，村成为分封单位。南朝宋时，晋熙蛮梅式生被封为高山侯，领地即为牛冈、下柴二村三十户（〖宋书·蛮夷传〗）。此事虽然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是偶然行为，但仍值得注意。

当然，这四点还很难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村』已经被纳入正式的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村』已经成为当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对于民间聚落的习惯性称呼，并进入了国家管理的视野。正是这一时期以『村』命名乡野聚落风气的盛行与普及，所以到唐代的时候，它才最终成为国家管理体系中被正式规定的基层行政单位（〖通典〗卷三〖乡党〗）。

整体而言，在中国村落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以『村』命名乡野民众聚居之所的方式，并逐渐被广泛运用，初步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宗族观念与乡里观念，这对中国村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的一千多年以来，这种对于乡野聚落的命名方式再未发生大的变化，并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吴灿；单位：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