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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造假] 曾亦·内外与夷夏:古代思想中的『中国』观念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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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网 發表於 2018-6-1 07:0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李鸿章卖族

李鸿章卖族

内夏外夷:古代思想『中国』念及其演变

『中国』一词,考诸现存的文献及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然而,『中国』观念或意识却可溯源于更早的时代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恒东亚国际关系中心以『中国』之名一直保留至今。然自晚清以降,随着国人视野的开阔,且尤感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逼,『中国』意识日渐淡化,虽犹存『中国』之旧名,不过只是作近代世界体系中的列国而已,不复旧日『中国』之荣耀矣。

虽然,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本出于十世纪以来西欧杂错争衡之政治格局,彼此皆以列国而平等相待。然自战以后,苏、美两超争霸,各以『中国』自居,纠合一批盟国相抗,从而少恢复了古代『中国』的内涵。其时,泽东提出了『个世界』理论,盖自我而言;然若自苏、美两超视之,则第一世界为『中国』,第二世界为『诸夏』,第三世界为『夷狄』。

今日中华民族欲言伟大复兴,其内涵颇不明瞭,大致有两种选择:其一,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列强』,即列国中较为强盛者;其二,回到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国,此本为『中国』之古义,然二战以后之美、苏皆尝居此种地位也。假以时日,中国虽以列国自谦,然随着综合实力之增强,虽不为旧日之『中国』,又安能辞其责乎!

毛泽东审察中国地图

毛泽东审察中国地图

一、关于『中国』之界定

1.中国与支那

『中国』一词,英译作china,汉文转译则作『支那』。[1]然『支那』一词最早见于佛教籍中对中国的称呼,后来此称呼传入西方。近代以来,由于日本人借用作拉丁文的汉译,逐渐赋予了贬义。

考诸『支那』一词之本义,或以为『秦』之音译[2],或以为称慕中国『文物特盛』之义[3],或以『瓷器』之名代称中国[4],或以为『荆』之音译[5],或以为与中国之『』有关[6],或以为有『边缘』之义,与中心相对。[7]然而,其确切所指,至今尚未有定论也。

不过,就日本而言,其旧称中国为『中土』或『唐土』(Morokoshi),明治维新以后,甚至更晚,日本脱亚入欧,为了让日本国民从心理上彻底割裂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遂取拉丁文『支那』一词以称中国,且逐渐赋予污辱之义;[8]或者,未必有污辱之义,然其实欲自居中国,故称中国为『支那』而夺其旧称也,此种用心,观其建立『大东亚』之野心即极明瞭矣。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支那』称谓当溯源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后,康氏曾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的奏折,其中如此说道:

中国向用朝号,乃以易姓改物,对于前代,若其对外交邻,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而我经典无此二文。臣细绎音义,支那盖即诸夏之音,或即中华之转也。古称诸夏,或曰诸华,频见传记,盖华夏音近而中诸音转,其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文字语言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伏惟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莫若用中华二字。

清末,洋人谓我国有朝名而无国名,故康氏欲定国名为『中华』,盖『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合中国、诸华、中夏而为一名,古今中外皆通,义亦宜也』。[9]

康有为

康有为
康有为

『支那』之名,本周边之称呼吾国也,非吾国之自名也。今康氏定『中华』为国名,又取『支那』之义以通『中华』,则古之『中国』至是而自贬抑矣。盖中国素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周边向慕华风之夷狄而已,故不有国号。然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屡遭败绩,则夷狄始为敌国,而传统之夷夏关系一转而为列国关系。[10]因此,对中国而言,国际关系实在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概念。至此,康氏乃欲清自建国号,而称中华或支那,其意盖以列国自视,虽无贬义,然已稍自卑矣,而不复旧时妄自大之心态。是以追本溯源论之,后来『支那』一词之贬义,盖始诸康氏戊戌间建国号之主张也。

由此可见,不管『支那』作何种解释,皆无『中国』一词本有之含义,即作为『中央帝国』或『世界中心』之义。[11]『支那』无论其褒义或贬义,皆周边视中国也。[12]因此,『支那』不过列国之一而已,绝无万邦来朝之义焉。

2.中国之外的『中国』

『中国』之义,有古今之不同。康有为尝论『中国』一词之本义曰:

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就所见东西南北对言之,非有所夸也。外人或讽吾国有朝名而无国名,若然,更见吾国之大。然三千年来,对外皆称中国,并非无国名也。[13]

可见,『中国』今虽为『中华人共和国』或『中华民国』之简称,自为国号,然本非国号,所以『更见吾国之大』也。

然若就『中国』此义论之,自古以来,不独中国,其它民族亦有自称『中国』者。章太炎即如此说道: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14]

可见,『中国』一词实出乎一种自我中心意识或错觉。此外,如巴比伦人自称『中国』,其宗教圣地乌鲁克神庙认为『世界中心』;古埃及人自认住在『世界中心』,卡那克神庙附近有标志『世界中心』的神柱。黑格尔亦有类似说法:

地中海为旧世界之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想起:那好象罗或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的『市场』(Forum)。[15]

地中海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某种中心的位置,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并且,继续与后来的『欧洲中心论』结合在一起。而在地中海周围,如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雅典、罗马、亚里山大里亚等,曾经被当作『世界中心』。

并且,仅就印度而言,不仅摩揭陀一邦被称为中国。晋〖法显传〗中说到中天竺时写到:

从是(摩头罗国)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而〖佛国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条亦说道,『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清杨守敬、熊会贞〖经注疏〗引此并注曰:

按〖佛国记〗作『中国』。中天竺所谓中国,盖中天竺之国称中国者甚多,故言凡诸中国也。[16]

可见,仅印度一地,即颇有自称中国者。是以『中国』实根诸一自我中心的幻觉,非独吾国有此意识,故就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大范围而言,实有无数『中国』。

3.中国与诸夏

其实,即便就『中国』概念最后定型的春秋时期,不仅周王京称中国,而且诸夏整体亦称中国,甚至某诸侯国亦得称中国。

按照『中国』一词的本来涵义,『中国』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非常早的时期。不过,据现今考古材料,『中国』一词在文献上的据还只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即成王之时。[17]

那么,此时『中国』一词的本意是什么呢?盖『國』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墙围成的地域。因此,『國』最初所指乃城邑,一般由部族首领及族人居住,与之相对,城外近处称做郊。[18]后来,随着部落的发展,拥有的城邑越来越多,所以,一般把首领居住的称为『國』或『都』。

西周时,周王称天子,其分封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

西周时,周王称天子,其分封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

西周时,周王称天,其分封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所居住的城邑都是『国』。其中,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19]

最初,『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周人将原来商的京师(殷)一带也称『中国』。成王时,周公主持扩建了洛邑,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御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西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被杀。次年,平王迁都洛邑。丰镐一带落入戎人之手,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不过,此后周天子不再能号令天下,而降为列国,与一般诸侯国没有什么区别。

战国之乱

战国之乱

与此同时,郑、宋、齐、鲁、晋等诸侯国迅速强大起来,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20]

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王畿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至于齐国,地理位置虽不在中心,但能尊王攘夷,为一时之霸主,故〖春秋〗常以中国视之。

可见,『中国』首先是京师之义,确切指周之王京;其次指诸夏,即主要诸侯国活动范围。不过,如果我们追寻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早于周朝,即作为『中央之国』,亦即『世界中心』。不过,这些用法都是指地域意义上的『中国』。

与『中国』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华夏』。

〖国语·鲁语〗云:『以德荣为国华。』〖尚书·舜典〗云:『蛮夷猾夏。』孔传云:『夏,华夏也。』〖尔雅·释诂〗云:『夏,大也。』〖荀子·儒效〗云:『居夏而夏。』杨注云:『夏,中夏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

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云:『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古文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孔传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华或夏之名颇见于先秦典籍,皆指中国也。

清末,康有为欲定国名,对此说道:

诸夏之名,在中国对外之称,为至古矣。外国多以创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国为禹域,然则称诸夏最宜,不能以汉、唐之后起易之。[21]

康氏盖以为中国称『夏』始于夏朝,与夏人有关,此为一说。而程树德则将夏称推至尧唐之时,谓『中国古称夏』。其〖说文稽古编〗云: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按〖书·舜典〗:『蛮夷滑夏。』传:『夏,华夏。』明尧国号唐,已称中国为『夏』。〖左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时为周代,仍称中国为『夏』。〖秦微〗:『策夏,称夏王。』注:『夏,中国也。』是唐虞至汉,皆称中国为『夏』。[22]

章太炎则以为与夏水有关。其〖中华民国解〗有云:

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而言诸夏。[23]

若以夏为族名,则『中国』一词又有种族之义。而公所言之『诸夏』概念,既有种族之义,又有文化之义,则『中国』一词当兼文化之义也。[24]

至于『华』字之义,一说以为与华山有关,盖伏羲、神农、黄帝之国皆止于华山[25];又一说以华之原义为,盖美也。[26]

章太炎

章太炎
章太炎

南海则以华为夏之转音,其曰:

华字见于左氏〖国语〗,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是诸戎称夏为华之证。华字文义,不知所自。吾粤语多古音,而读华、夏字同韵,音极近,但开口之高下音耳,当是夏之转音。……然则夏之与华为音转无疑。相习成风,或合称曰华夏,或称诸华。[27]

是以〖春秋〗之言『诸夏』,即诸华也。康氏又以诸华转音为中华,外人『支那』之名盖源于此,故诸夏、诸华、中华、支那,其源皆一也。[28]

二、夷夏之辨

1.中国、诸夏与夷狄

春秋之时,中国与诸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何休概括〖春秋〗书法有三科九旨,其中『异内外』之科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即以鲁国为中国,以齐、鲁、晋、宋、卫等中原诸侯国为诸夏,以楚、吴、越等为夷狄。

成十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何注云:

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適见於可殊之时,故独殊吴。

〖春秋〗假鲁以为京师,则鲁为中国也;鲁、齐、宋、卫、郑、邾娄国之会,盖皆诸夏之国也;吴虽强,然不与诸夏之会,而殊会于钟离,以夷狄故也。可见,〖春秋〗是将中国、诸夏、夷狄区别对待,主张内外有别。[29]

中国、诸夏内涵的变化实与春秋之乱有关,其缘由大致有二:其一,礼崩乐坏,所谓『亡国三十有六,弑君五十有二』,坏乱极矣;而周自平王东迁,降为列国,不能号令天下,行天子褒贬继绝之权。[30]故〖春秋〗之作也,以王法寓于鲁[31],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其二,夷狄之祸中国也亟矣,楚、吴、越、秦相继而起,故〖春秋〗假齐桓、晋文以伯讨辞,[32]许管仲以仁,皆以其能存诸夏,而免于『披发左衽』,其功巍巍矣。异外内之科实兼此二义也。

故在公羊家那里,中国的内涵并不确定:

一方面,仅指鲁国。盖周王不能号令天下,然王法存于圣心,形于鲁之行事,故托王于鲁以张治本。至于齐桓、晋文、楚庄之霸,亦常以京师待之。此时之中国乃文化意义上之中国。

另一方面,指诸夏。即就中原诸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夷狄相抗时,则以诸夏称中国。此时中国或诸夏乃相对于夷狄之一种族概念。不过,就〖春秋〗许齐桓、晋文之拒夷狄而言,中国、夷狄皆一种族的概念;而就中国不能拒夷狄,则或进或黜,又常以怀柔之术以驭外,则二者又多为一文化概念。

2.攘夷与种族概念

僖四年,楚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公羊传〗云:『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何注云:『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周王之称天王,吴楚之君贬称子,皆所以尊王攘夷。〖春秋〗许齐桓、晋文,以其能尊王攘夷,行王者之事也。

召陵之盟本在所传闻世,其例当为内其国而外诸夏,然〖春秋〗曰『来盟于师』,盖内辞也,故〖公羊传〗曰『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齐桓本为外,此则从内鲁例也。〖春秋〗所常书,当以鲁为内,至其与夷狄相较,则引诸夏而内之,曰中国。

故〖常棣〗之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又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董子曰:『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春秋繁露·竹林篇〗)故就攘夷义而言,诸夏以同种视之,同为中国,乃比诸兄弟以御外侮也。[33]

故以诸夏能聚合、相救护以攘夷,则许诸夏为中国。至于齐桓、晋文之伯讨,假天子以令诸侯,本属不辞,然〖春秋〗犹许之,亦以其能悍卫中国也。不独如此,〖春秋〗之言及夷狄,常有贱辞。此文辞之攘夷也,大致有三:

其一,不许夷狄执中国。隐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公羊传〗云:『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执之也。执之则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地何?大之也。』

何注云:『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故绝不言执,正之言伐也。执天子大夫而以中国正之者,执中国尚不可,况执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为顺辞。』

所谓治,盖依法而执有罪者,乃狱辞也,今日美国自居人类之普遍价值所在,遂假国际法庭以治其他主权国家之罪,殆类此也。至于〖春秋〗不许夷狄治中国,以当时人类之普遍价值,亦即礼义,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是以中国虽有罪,夷狄安得而执中国哉!

春秋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

其二,中国与夷狄会盟,则殊会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公羊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欑函。

何注云:『离不言会。言会者,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孔广森曰:『会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谓内诸夏也。』殊会夷狄,所以贱之,不以夷狄敌中国也。昔日西方七国本苏联之敌国,其后苏联瓦解,俄罗斯欲融入西方,虽得与七国首脑会议,犹用『7+1』之名,盖以俄罗斯为夷狄,乃殊会之也。

其三,中国与夷狄会,不与夷狄为主。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公羊传〗曰:『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若齐桓、晋文会诸侯,则得为主。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传〗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此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今日中国与其他国家会盟,莫不以中国居首,即此义也。

上述三种对夷狄的态度,概无关于礼义,纯以异类故而贬之也。

晚清之时,革命党人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帜,假排满之名,行革命之实,乃极张〖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34]

刘师培甚至丑诋夷狄非人类,谓夷狄其先始于兽种,其后进化亦迟,至世界递迁,仍守榛狉之俗,乃慨叹夷狄入主区夏,『后世中原不竞,鞑虏凭陵,鸟迹兽蹄交于中国,神州赤莽为牧场,人禽之界荡然泯矣,此长林丰草,禽兽居之,龚仁和所由兴叹也。』[35]至于章太炎,则假儒家复仇之义,极论种族革命为是。

其时南海主保皇,极论满洲为同种,谓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之居吴也。[36]又引〖春秋〗进退夷夏之说,谓满洲『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37],『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38]。

南海又谓满洲之入主中原,『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39],则满清之统治,真大有功于吾华夏中国也。

至革命功成,满洲既逐,而蒙古、西藏新疆以异种故,亦与中央渐行渐远,相继沦入敌手矣。故孙文倡『五族共和』之说,欲摆脱满人压制之汉族又能『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然为时已晚矣。[40]其后,满人忿于种族之卑屈,遂一意复国于关外,致为日人所乘。追寻前因,盖革命党人假排满为帜,其虑非远,其谋非深也。

虽然,春秋时之四夷,本视为别于华夏之异种,至汉以后,则以夷狄进于中国之故,而泯然为汉人矣。

3.进退夷狄与文化概念

〖春秋〗之御夷狄也,或褒进,或贬黜,皆以礼义。其进之也渐,其黜之也缓,怀柔远人之术也。若此,中国与夷狄常取一文化概念。

庄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云:『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注云:『〖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逊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春秋〗之于夷狄,视其行为之合乎礼义与否,以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以进退之。

盖春秋之时,楚、吴、越之势寖盛,时主中国之会,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取怀柔姿态,未若后世排夷之刚烈也。〖春秋〗备七等之法,一则进之有道,故『许夷狄不一而』;一则黜之有道,故勿触其暴,勿逢其怒。[41]

4.王鲁以张治本

〖春秋〗尊王,然周已不复天王之尊,而王法亦不可得而行矣,乃发王鲁之旨,一则以鲁为中国,为天下之化首,一则不欲托诸空言,故借鲁事以明王法。后儒之攻〖公羊〗,多集矢其王鲁之说,实未必深知〖公羊〗者也。盖〖春秋〗王鲁,乃托王以明义,虽非真以鲁为王,然周之不能王亦不容讳焉。

桓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徐彦疏释京师云:『〖春秋〗据鲁为王,故内鲁,若周公制礼,内京师然也。』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鱿、邾人,会吴于锺离。

何注云:『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隐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传云:『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何注云:『我者,谓鲁也,内鲁故言我。』邾娄仪父朝鲁,而鲁亦以内辞。故公羊家以鲁为京师,即内鲁也。内鲁,实王鲁也。然〖春秋〗本以周城为京师[42],传文亦然。[43]然亦有异义焉,如哀四年传文乃以楚为京师。[44]

故诸侯之朝鲁、大夫之聘鲁、诸侯之师与鲁战于近地、失地之君及大夫奔鲁,皆书『来』。来者,内鲁之辞也。而独于召陵之盟,书曰『来盟于师』,与齐桓公为主,亦内辞也。所以内辞者,以其能行王道也。盖鲁本周公之邦,一变则至于道,而邾娄、滕、薛、宿之朝鲁,盖慕鲁为王化之首也,故褒而进之。〖礼运篇〗夫子叹鲁,实期鲁以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也。

可见,〖春秋〗王鲁,皆取礼乐教化之义也。故〖春秋〗之治诸夏、夷狄,悉据王法:其治诸夏也,常以贬辞,[45]盖欲其敦厚同根,故嫉弑绝尤甚;其治夷狄也,常以褒辞,欲其慕义来朝,故嫉凌压尤甚。是以诸夏、夷狄,此时纯为一文化概念:其亲诸夏,其远夷狄,皆以治有详略故也,与同种、异类之概念当无涉焉。

〖春秋〗王鲁,故鲁当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所以详内略外也。[46]此义盖本诸〖公羊传〗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解诂〗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盖言王者当先详于内治也。[47]故就『详内略外』义言之,中国与诸夏不同,常以指鲁国也。

诸夏与我种族同,文化同,情犹兄弟;夷狄与我为异类,文化亦别,乃视若仇雔。故情若兄弟者,虽中国政制措施或有更迭,而不碍其同根也;视若仇雔者,能因政制措施而相投合,则引而进之也。国初出兵朝鲜越南,实欲尽兄弟之谊焉,未可一概以国际主义义务论之。[48]

诸夏观念对于〖春秋〗内外说之成立极重要。康有为认为:

〖禹贡〗以五服分地治之亲疏,〖春秋〗以己国、诸夏、夷狄分三等。后世忘之,岂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则无五服、三世之分者,势将渐弱。盖三代至秦,皆有己国以与他国相对待,又有诸夏以与夷狄相等差。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

罗马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后次第平列,故最爱罗马之民,以执政权,其后渐推权于意大利民而止。其于新定之邦,号曰『布尔宾』,则仅羁縻赋贡焉,所谓藩属,视为诸夏也。其于日耳曼诸部,则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故能致强大。

我国自汉后,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此我国之所以不增大,而罗马则增进无已欤?然罗马自奥古士多之后,亦有闭关专内治之意,与光武略同,但其后诸帝不守之耳。[49]

是以罗马之图霸,亦用诸夏之法,盖治当自近者始也。二战后,苏美争霸,各有卫星、仆从以为亲附,亦用诸夏之法也。吾党自抗战以来,即视『统一战线』为法宝,此后又据『第三世界』为吾兄弟之国,毛泽东之远略如此,盖深得古人遗意焉。惜乎后来政府不复以中国自视,唯求媚美是务,则旧之诸夏不复为我有矣,故当『六·四』之后,美一旦变脸相向,吾即势孤矣。

可以说,夷夏之辨括种族与文化两方面内涵,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皆可由此两方面内涵导出:既以夷夏为种族概念,故须攘夷;又可视为文化概念,故当尊王,而以礼义进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诸义皆从此出。晚清以来,保皇党与革命党人各据一义以相抗。

孙中山同盟会

孙中山同盟会

中山甚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只有『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早已消亡,因此,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略面前,由于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尤其在列强包围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50]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晚期的孙中山那里,不再是推翻满洲统治的工具,而是未来中华民族得以自立、自强的工具。

三、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春秋之时,楚、吴、越相继而起,凌驾诸夏,然诸夏犹能扞御之,是以〖春秋〗处理夷夏关系,尚能采取怀柔之姿态,或进或退,或褒或贬,犹未失自信也。

自北宋以降,〖春秋〗再度兴盛。不过,其学术路数殆与汉唐不同,盖折衷三传乃至舍传求经矣,至于三传对于〖春秋〗『其旨数千』理论的阐发,多阙略不讲,其所关注者主要在两点:尊王与攘夷。这恰恰构成了内外理论的两个方面。

尊王。春秋时,周王不复号令天下,故黜周而王鲁,以〖春秋〗当新兴一统,颇有通三统之义;宋初惩唐末五季之乱,对骄兵悍将防范尤深,其所尊者,乃时王而已,其用意则在塞乱源,非若春秋时天命无所系也。且春秋时王者尚有后治夷狄之义,而宋时则绝无也。是以太祖次第削平宇内,屯重兵于京师,尽收藩镇之权,此乃宋之尊王也。

攘夷。春秋时有中国,有诸夏,彼此因种族、礼义而相亲,以此而抗夷狄也;宋时则不然,唯有中国与夷狄,种族虽绝异,礼义则稍近焉,如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汉化,辽诸帝亦然,且金世宗得号『小尧舜』,则中国与夷狄之间,实未有先治后治之义焉。故宋时中国与夷狄皆纯粹为一种族概念。又,春秋时楚、吴、越之霸,乃中原诸夏之主也,故〖春秋〗能进之,能退之,非若辽宋、金宋之长期对峙可比也。

此间说〖春秋〗者,如孙明复、胡安国之辈,皆严华夷之界,此盖偏取〖春秋〗攘夷之义也,至于〖春秋〗以道德进退夷夏之义,则阙而弗讲焉。是以康长素讥宋儒之说〖春秋〗,以来『尊己则曰神明之胄,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瑶、侗、僮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涂炭,岂非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义,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大同之治终末由至也』。[51]盖〖春秋〗者,王霸之学也,宋时衰弱如此,宜乎不能尽得〖春秋〗之古义焉。

至清世,满洲以关外小夷入主区夏,乃以倡言满汉大同为国策,而常州学者亦颇致意焉。庄、刘、魏、康之徒,阴承泯除满汉畛域之谕旨,而览乎满汉地域、文化之趋同,遂无视满汉种族之差异,宜乎清季革命党人『谄谀满洲』之讥也。虽然,宋儒所忽视之进退夷夏义,至此乃得盛张其帜矣。此时之『中国』概念,盖指同一礼义文化范围下满汉共治之国家,而夷狄则扩大到西洋红毛诸国,尤其至清中叶以后更是如此。

不过,由于内外关系的变化,清人关于『中国』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在魏源(1794-1857)那里,『中国』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所辖的地域,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指西洋红毛诸国[52],以及南洋诸国;不过,有时却只指传统的『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湾在内,这时又偏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53]

民国初年,康有为折衷〖禹贡〗五服之制,乃欲划中国为三服,即以长城以内之中国旧壤为甸服,设府州以尹治之;沿边要地为要服,若滇桂之边、海南岛及东三省之边、四川之边、新疆之近边、内蒙古之近边,设道治之;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三省之边为荒服,以都督治之。

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使用『中国』一词。其后,清朝在与列强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亦使用『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

同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更没有中国人赋予的那层意思。然而,『中国』一词,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Empire(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因此,清朝愿意采用『中国』为国号,却并无与列国相待的意味,正因如此,后来日本不欲从吾『中华』之称,而采用西语china的转译,即『支那』一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至此,中国有了其明确的地理范围,即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然而,『中国』皆不复有过去『中央之国』的内涵,不过列国之一而已,于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开始进入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

我们发现,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中,康有为的公羊学理论起了一种关键的作用。康有为借用公羊三世理论,宣称人类已进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谓『远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间的差异不再重要,即便有差异,亦不过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先后不同,而〖春秋〗讲的种族差异的内涵完全被忽视了。康氏甚至主张,种族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不断的人种改造来加以泯除。[54]

这一时期的夷夏理论宣称孔子主张的大同理论在西方找到了榜样,至于数几千年来中国遵循的先王之道,不过是圣人用以治理衰乱之世的办法,因此,中国欲进入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应该用一套新的办法即西方道路来治理中国。

这样,夷与夏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传统中国成了夷,而西方诸国则成了夏。中国从此不再有文化上的优越性,甚至,传统中国应该放弃旧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趋近。这样,当一种为天下取法的中国观念崩溃以后,并与近代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相结合,从而催生出一种仅仅作为种族或地域的国家观念,即民族国家。

因此,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以『中国』这种简名而自称时,不再有相对于夷狄的文化上的优越感,而仅仅指称一个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区域。其中如果尚有些许文化上的含义的话,也仅仅是消极的,即向西方迈进的。

然而,当中国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时,东邻的日本人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利,颇欲以古之中国自比,并且,出乎与西方列强对抗的目的,又试图建立与之相关的『诸夏』观念,『大东亚共荣』之说盖出乎此也。[55]早在19世纪末,日人近卫笃磨(1863-1904)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已明有此意:

今日之东亚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实为世界之问题。欧洲列强皆为自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美洲之罗主义,乃不外此意也。在东亚,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务者,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在今日之局势下,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虽然如此,但我等最终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56]

可见,在20世纪早期,不仅当时的日本人,而且包括部分中国人,尚有此绝大抱负,即欲举东亚之力以对抗西方异种。

1898年6月,近卫笃磨组织了同文会,其用意即在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相互联结。[57]近卫笃磨甚至在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太阳〗杂志上发了〖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扬种族战争

我认为,东亚将不可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一难点铭记心中。[58]

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会会议中发表演说,宣称:『我相信,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59]

正是在此意义上,南海甚至直接称中国与日本为诸夏:

日本与支那,对宅于大地渤海之中,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60]

南海甚至有『合邦』之说:

若夫东海对居,风教相同,种族为一,则敝邑之与贵国,名虽两国,实为孪生之子。唇齿之切,兄弟一家,存则俱存,将来且为合邦。亡则俱亡,将来同夷于黑人。[61]

康氏视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其意则在对付异种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时又在种族的意义恢复了夷夏理论的另一层内涵。[62]

孙中山亦有中、日唇齿相依的观念。其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上说道:

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日本从前对于中国,行侵略政策,亦见中国国势大不可国,假使受制欧洲,则日本以三岛海国,决难巩固,故不得已而出此。……(日本)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我们中日两国,最宜联合一致进行。……消灭冲突,解释误会,共同谋亚东大陆之,同为东西之主人翁。[63]

此时孙氏犹为日本之侵略开脱也。孙氏甚至还有支持日本建立东亚霸权的主张。民国初年,孙中山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密谈,据戴季陶〖日本论〗载桂太郎谈话要点,其中有云:

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

……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

……此两战者(指中日、日俄之战),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之同盟,以解决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

日本得成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绝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势力如何耳。……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64]

日本论

日本论

可见,日本的扩张意识与本民族存亡的忧惧意识是结合在一起的,与西方帝国主义之扩张不同。而且,日本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自幕末时期就有了,其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亦是出乎此目的。出乎此种目的,乃至于联合中国、土耳其,包括德、奥这类后发的国家。是以其在二战期间打着『解放』之帜出兵东南亚,非其虚语,乃其民族近百年之忧患意识所致。惜乎后来之日本背弃桂太郎的道路。

其后,孙中山〖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云:

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以纳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65]

孙氏呼吁日本支持中国之革命,认为中、日利害相同,中国一旦革命成功,将与日本一道对抗欧美列强。[66]孙氏盖欲引日本为诸夏而共抗西夷,然日本之志,首先则在诸夏内争『中国』地位,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狭小之故,故欲先吞并东亚诸国以强大其『中国』地位。[67]孙氏似颇为之惜,以为其目光短浅,乃失东亚人民之心。

孙氏晚年甚至主张中国、日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联邦之内,以对抗欧洲。[68]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不仅主张亚洲联合的必要,而且又呼吁:

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让中国人是自由身份,中国才可以同日本来亲善。[69]

其时,日本的亚洲主义愈益倾向于首先谋求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孙中山对此亦颇警省矣。[70]

章太炎亦有类似看法。1897年,太炎尝撰〖论学会有大益于黄种〗、〖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二文,其中有云:

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两国斥候,……无相负弃,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71]

然以赤县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72]

显然,太炎主张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尤其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对抗白人帝国主义。其后,1898年,章太炎在〖上李鸿章书〗中以为,『今夫日本,非有深怨于我也。……夫同种之国,……非得日本,论语与共命。以一时之怨视之,乃不如白种,是犹兄弟争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73]

1907年,太炎与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的志士共同成立『亚洲和亲会』,其约章云:

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集庶姓之宗盟,修调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达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于有形。[74]

随着日本渐渐转向帝国主义,太炎又寄希望于中印之联盟,乃至整个亚洲之团结,其目的均在对付白人帝国主义。

至于日本,相关的理论更是丰富。『亚洲主义』发源于十九世纪的日本思想界,其旨在倡导『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号召亚洲人结成黄种人的联盟,共同反对欧美的殖民入侵。此种思想其实是东方的『门罗主义』。而中国与日本则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日本固然主张中日提携,然而,却寻求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此种『亚洲主义』与康、孙等人的主张是有很大区别的。

1933年,石原莞尔提出『东亚联盟论』,认为一战以后形成了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四个集轩,最后世界的竞争将在美洲集团与东亚集团间展开,二者的决战将『决定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来统治世界,决定人类的最后命运。这是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究竟谁来统治世界的战争』。[75]

要取得此决战的胜利,东亚诸国尤其是『同文同种』的中国与日本要互相提携,实现日、满、中三国之联盟:『一、国防。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也必须建立满洲国。二、政治。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三、经济。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四、文化。日中两国民族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新文化,并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人类最高的文明。』[76]其后,近卫文磨的『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东亚联盟论』的政策化而已。

日本战败以后,毛泽东屡屡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美帝国主义,盖视日本为诸夏也。[77]日本侵凌中国如此,而中国犹能以诸夏而恕之,遑论素来为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更当以诸夏相待矣。


【注释】

[1]拉丁文、意大利文、印度梵文均作Cima,法语写作IaChine,英、德、捷克等语则作China。『支那』一词,实为西方语汇之音译,未必日本人杜撰之蔑称也。对此,康有为颇有考证,谓『佛典称我为支那,又曰震旦,又曰真旦。三者不同,皆译者写成,而音实相近。

日本人多传佛典,故称我为支那。吾在南洋,日有印度数十人卫从,与之语,称我国为支那。巫来由人、吉宁人亦称支那,其音甚正,无少差异。印度与希腊、罗马早相通于我殷周时,故意大利语亦谓吾国为支那。

英语稍近,罗马语作猜那,又为支那之音转矣。然支字英音作CHE,猜字英音作CHI,同出于CH,其为音近而转可知。……汉明帝时遣蔡愔、秦景使印度,自白马驮经而还。印度高僧笠法腾之流,接踵而至,译写经文,即称支那,不称汉土。

然则支那之号,必自殷周时流传于印度断然矣。……今考支与诸同齿音为双声,那与华同喉音为叠韵。然则支那即诸华之音转,诸华为诸夏之音转至明。』(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70页)

康氏游印度,谓『印度呼中国人为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即秽窄,与印人杂居』。(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519页)

[2]日本学者高桑驹吉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汉、晋之时,周边夷狄皆以『秦人』为中国人之代称,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大秦传〗、〖佛国记〗等均有所记载。

这样,『秦』就成了中国的代称,而写作Cin、Chin,然后加一个表示地名的后缀a(或e),就成了Cina、IaChine、China。其后,又有『汉人』、『唐人』之称,皆系周边夷狄之称中国也。

清代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认为,『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音译。余谓秦始皇时,国威虽盛,其势固未达今之欧洲,何以欧人乃呼中国为秦?揆厥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今俄、奥、土耳其、日耳曼诸国,未必无匈奴之遗迹存留,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耳』。

不过,此说亦有商榷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河婆多〗的梵文定本虽然编定于纪元后,然其内容却成于西元前5世纪,而其中已有『支那』的称呼。而〖旧经·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支那的异译)国来』,〖旧约〗成书约在西元前12世纪到西元前2世纪,而秦统一六国则在前221年,至其威名传至域外,时当更晚。可见,以『支那』一词源于『秦』之音译,实未见可靠。

[3]『支那』一语,散见于佛教典籍之中。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即认为,『谓吾支那者,佛语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其与戒日王的对话,『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在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是也。」』摩诃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师传〗则如此记载,『三藏至印土,王问:「支那国何若?」对曰:「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可见,玄奘所谓『文教之邦』,正是他对『支那』的具体描,纯取褒义也。

又,玄奘至罽宾国,『到一宿,其夜,众皆神人告曰:此僧从摩诃脂那来,愿学经印度』。至摩揭它国,参戒贤法师,『问:法师从何处来?报云:从支那国来。』(慧立本:〖慈恩法师传〗卷二、三)

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四云:『振旦,或云真丹,并非正音,应言支那,此言汉国也。』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云:『脂那者,一曰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邦,是文物之地。』(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卷24,284条)

义净以『支那』之名不过是『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稍晚于义净的高僧慧苑,在其〖华严经音义〗卷下,对义净的说法作了纠正:『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宋释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则认为,『支那,此云文物国』。皆认为『支那』一词形容中国文物之盛。

至近代,苏曼殊认为,『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度古诗〖摩诃婆罗〗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西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曼殊全集·书札集〗)足证『支那』一词不仅有『义』,而且是古代印度人加给中国的一种尊称。至于希腊、罗马之称中国为支那(Thin、Sinal),当是接受了印度的成说。

[4]中国的瓷器大量传入西方,西人遂称瓷器为china。据英文〖韦氏大辞典〗,瓷器(china)一词最初来源于支那(china)。可见,在西方先有中国之名,后有瓷器之称。换言之,以瓷器(china)作为对中国的代称并不符合实际,只是后人的误解。

[5]苏仲湘在〖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参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里,反对支那出于秦的说法,提出了『支那源于荆』的观点。苏曼殊引〖摩诃婆罗多〗云:『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纪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人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苏仲湘据此说,认为当时印度眼中的中国,是分为两部分的中国大陆

〖罗摩衍那·地德〗列举了北方的20国名,其中标出『支那』和『外支那』,这是荆与中原地区的区分。荆就是楚国,国力盛,地广人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威名显赫,而巴蜀与荆早有来往,荆的信息很可能就是由巴蜀传到印度去的。并且,从语音的角度看,荆为鄂音,秦为齿音,二音比较下来,『荆』也更接近于『支那』的声音。荆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史

诗经·商颂〗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句,说明荆曾与商朝抗衡;至周朝时,荆更有发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至春秋楚庄王时,甚至成为中原认可的霸主;战国时,荆仍名列七雄前茅。因此,荆的声威,足以传到印度。而域外诸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多是从印度再传的。于是,荆之名称就传到了别的国家,成为今天的『支那』。

[6]赵永复在〖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西陆路交通〗(参见〖地理知识〗,1973年第1期)一文说道,古代西方称中国为赛里斯,实从希腊文『赛尔』一词而来。赛尔指蚕丝,因蚕丝出于我国,就把我国称为赛里斯。赛尔写作Ser,加上指地后缀a,也就成了支那、赛尼。何建民的〖随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有类似说法,汉时,似用来指代中国北部地名的Serica,似指华并某地的sera,都发现于希腊罗马之著作中。可证支那出于产丝国的观点。

[7]据冯承钧〖西域地名〗考订,支那(cina)是『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至于有的佛经中出现的『震旦』、『真丹』等,则是『支那地(cinasthana)的省译』。

[8]大致在整个晚清,日、中两国皆使用『支那』之称谓,其初本无贬义也。盖『支那』一词,颇见于当时日、中两国的出版物,譬如,三宅雄太郎著〖支那三百年史〗(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石春攒次郎著〖支那史要〗(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此书另有一译本,名为〖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

此外,梁启超尝用『支那少年』为名,其〖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又有〖爱国论〗一文,其中自称『我支那人』。而宋教仁等人则创办有〖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词典〗收有『支那』和『支那语』条,皆不含有任何厌恶的政治含义。若孙中山在整个1910年代的文告及与日人的通信中,皆自称『支那』。可见,迟至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初期,日本对『支那』的使用似尚未有政治上的贬义。

不过,清末革命党人颇使用『支那』一词,实有否定大清国号的革命意义。留日学生发行的〖大陆〗杂志发刊词中有云:『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当时中国未有国号,而『大清』实朝号也,是以革命党人既不欲以『大清』名中国,故取『支那』一词以自称,亦因西人以『支那』称中国也。

[9]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又参见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八,412、413页。

[10]康氏又曰:『中国昔阻于交通,环我封疆,多为朝贡小蛮,故以天下自居,只有朝号而无国号。今环球百国,舟车大通,亦既并为列国,绝非畴昔闭关之可比。』(〖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八,412页)国号乃列国之称,本当小于朝号,而康氏以国号为姓,朝号不过一人之名而已,此其诡辞以动清廷也。

[11]据1926年5月17日〖申报〗,日本上议院议员三上参次发表演说,认为『今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而我亦以中华呼之,渎吾尊严,莫此为甚。亟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

1930年,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作NationalRepublicofChina,中文则须写作『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角笛专栏读者来函)中,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

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以统属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Republicof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

1930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双方反复辩驳。总之,日本人无意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12]康氏曰:『诸国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义之诸华以定国名。……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71页)

[13]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康有为全集〗第五,171页。

[14]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

[1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书馆,1936,146页。

[16]〖春秋〗以鲁为中国,未必是公羊『新王』之义,很可能鲁史旧文即有此说法。若如此说,则当时称中国者,除周王畿外,其它诸侯国亦各自称『中国』。

[17]于省吾〖释中国〗认为,最早证据见于1963年在陕西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此)辟(治)民」』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1-2页。)

而且,〖尚书·梓材〗篇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付中国民,雩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许多内容出于后人追记,且多真伪莫辨。不过,何尊铭文却证明了〖梓材〗记述的真实。可见在周武王、成王时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

[18]居住在城内的称国人,实为本部族人;而居住在城外的称野人,实为被征服族人。西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实际上居住在周王京的本族人的反抗。

[19]武王灭商,据有商之京师,即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诗经·大雅·民劳篇〗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句,这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公羊家假鲁以为京师,又内之为中国,可见中国本有『京师』之义。

[20]诸国各有国,则极可能『中国』在春秋时未必限于周王京,犹中印度有诸中国,诸夏亦各自视为中国。

[21]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

[22]程树德:〖说文稽古编〗,商务印书馆,1957年,21页。

[23]〖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3页。

[24]汉以后,我华夏民族又称汉人,则以刘邦建国汉中有关。然汉中地属华阳,则犹古华国之地也。是以汉本为国名,其后乃为族名矣。

[25]章太炎即持此说,谓伏羲、神农、黄帝出于雍州,而高阳、高辛、舜、禹起于梁州,『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据此,『华』本为国名,非种族之义也。

[26]亦见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然此义为后起之说。

[27]康有为:〖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1900年2月后,〖康有为全集〗第五,169页。刘师培之说亦类此,谓汉族初兴在帕尔附近,其后东渐,经昆仑,间有花国。花国即大夏一音之转,又转为诸夏,转为诸华。而支那、震旦之名皆由此起。(刘师培:〖攘书·华夏篇〗,〖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290页)章太炎则疑中国上古时曾有帝王都于昆仑者,然史无明征。(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页)

[28]『中华』一名起源稍晚。〖三国志·诸葛亮传〗注云:『若使(诸葛亮)游步中华,骋其文,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这大概是中华称名的起源。

[29]〖春秋〗此种用法有恢复古义之意。盖中国本为京师,即周天子所居也,今周既降为列国,则称中国者众矣。是以〖春秋〗假鲁以为京师,而黜诸中国为诸夏,盖以鲁为天下化首也。〖论语〗谓鲁『一变至于道』,则与〖春秋〗王鲁之旨通矣。

[30]春秋时犹有尊王之义,至春秋末战国初,天子唯事诸侯而苛存,王法亦无所寄焉,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显王三十五年六国以次称王,至此,周在名义上亦等于列国矣。

[31]〖春秋〗当新王与王鲁二说相表里,盖〖春秋〗乃王法所在,而假鲁以王者位号,其表则行天子之权,其里则王法之所寄耳。

[32]不过,许齐桓、晋文以伯讨,以其能尊王,且以霸者身份行王者之法故也。

[33]若诸夏之间不能相救,则讳之、耻之。僖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二年,城楚丘。

〖公羊传〗曰:『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十四年,城缘陵。〖传〗曰:『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桓、文救中国,颇有专封专讨之嫌,故〖春秋〗实与而文不与,以其能合诸夏为中国以拒夷狄也。

[34]刘师培:〖读左劄记〗,〖刘师培论学论政〗,14页。

[35]刘师培:〖攘书·夷种篇〗,〖刘师培学论政〗,296页。

[36]康氏不仅以为革命不必排挤满、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鲁亦我同种,谓『吾今宜兼墨、秘同种而并收之,岂止满、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张革命党人当效元魏之法,改满人姓氏为汉姓,以泯满汉之域,消弥内争之虞。(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年11月9日,〖康有为全集〗第九,207页)

[37]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27页。

[3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30页。

[39]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328页。

[40]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187页。

[41]今之美国欲行霸术,常假联合国之名,然私欲炽盛,有不可掩者。且不通御外之术,指斥伊拉克、朝鲜、伊朗为『邪恶国家』,盖以异种视之也。虽然,犹有进退之法也,若年度皆有人权报告、市场国家评估之类,犹〖春秋〗所以劝夷狄也。

[42]僖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文元年,叔孙得臣如京师。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九年,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宣九年,夏,仲孙蔑如京师。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二十四年,叔孙豹如京师。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定元年,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此皆以周之王所为京师也。

[43]桓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传文释京师云:『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天子所居,得称京师,故〖公羊传〗之京师,据周之都邑言也。又,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传云:『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谢灾。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传文皆云:『据天子之居称京师。』此以王居为京师也。

[44]哀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传〗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何注云:『前此楚比灭顿、胡,诸侯由是畏其威,从而围蔡,蔡迁于州来,遂张中国,京师自置,晋人执戎曼子,不归天子而归于楚,而不名而言归于楚,则与伯执归京师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晋非伯执,而赤微者自归于楚。言归于楚者,起伯晋京师楚。主书者,恶晋背叛,当诛之。』

此本讥晋不尊周王,反事强楚也。然楚既得为京师,则〖春秋〗王鲁,鲁亦自可为京师。传文既有此意,而何劭公遂屡发之。成十五年,〖解诂〗谓『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此以鲁当京师也。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齐莅盟。〖公羊传〗云:『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来盟者何?来盟于我也。』〖解诂〗云:『此亦因鲁都以见王义,使若来之京师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来就鲁,鲁已尊矣。』

[45]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四库提要〗以此言为笃论,谓明复论〖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

[46]鲁之所行,实不足王也。故刘逢禄〖释三科例〗云:『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仇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鄫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朔,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

[47]又,隐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传云:『〖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云:『于内大恶讳,于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此亦发王鲁之义焉。

[48]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有欲郡县朝鲜、越南之志,此未为虚诞之论耳。民国初年,泰国曾有一位外交次长对孙中山说道:『如果中国能够革命,变成国富民强,我们暹罗还是情愿归回中国,做中国的一行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7日,〖孙中山全集〗卷九,228页)泰国尚有此意,遑论汉化程度更深的朝鲜、越南。

[49]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七,389页。

[50]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2月10日,〖孙中山全集〗卷九,215-220页。

[51]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6,〖康有为全集〗第六,179页。

[52]古时常以毛发概括人种之特征,如俗称百姓为『黎民』,秦时称为『黔首』,皆此义也。此外,古时又称老人为『斑白』、『二毛』,称小儿为『黄发』,亦类此也。是以明清以后吾国称西洋人为红毛,未必有贬义,犹今人以肤色称西洋人为『白种』是也。

[53]明、清于行省之外别设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于省外别置自治区,欲少数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实与古人无二。故南海谓有清大一统,却满汉分治,盖『因其旧俗而治之』,此自治之义也。(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全集〗第四,425页)又在省外另设直辖市,亦沿袭明、清直隶之制也。若以〖春秋〗异外内之说视之,则直辖、直隶犹中国、王畿,省、行省犹诸夏,至于土司、自治区之设,则比于夷狄矣。

戊戌间,南海尝上〖请设新京折〗,不仅欲于北京之外而别建新都于沪苏之间,甚至欲建十都,以辐辏天下之文物焉。中国自古常不过两京而已,至本朝,则于北京之外,别建上海、天津两直辖,又于西南别辟重庆为直辖,不独控御陇藏,亦以为『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康有为全集〗第四,444页)

[54]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国之人种。此种改造人种的思想可追溯至康有为。康氏对棕人与黑人极蔑视,以为智力、形貌与道德之低劣者,然后其构建的大同社会又是人类之平等,因此,他设想了四种办法来消除这种人种上的差异,即迁地之法、杂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种、黄种之存,其黑人、棕种殆皆扫地尽矣』。(康有为:〖大同书〗第2,〖全集〗第七,45页)

而且,南海虽以黄、白二种族为优,不过,他仍试图改造黄色人种为白色人种。(同上,43-47页)可见,康氏所主张之种族平等,不是视各种族平等,而是要转变『劣』种,以与『优』种无别。盖上世纪初颇盛行人种改造之说,不独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说实本于达尔文物种进化之『优胜劣汰』说也。

[55]日本早期的大东亚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意识到中日间特殊的历史关系;其二,强烈同情中国的改革事业;其三,强烈反对西方统治亚洲。(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7页)

日本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一文中指出了亚洲主义的三个内涵:『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联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依据,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转引自葛兆光:〖想像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不过,自1870年以后,随着中日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最后终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

[56]康有为:〖与近卫笃磨的谈话〗,〖康有为全集〗第四,41页。不过,民国时,中国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于清末,则东亚门罗主义不免视中国为日本之保护国矣,而康氏乃反对此种门罗主义。(参见康有为:〖共和平议〗卷1,〖康有为全集〗第十一,6、7页)

[57]甚至早在甲午战争时,日本曾发布〖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对关内汉人宣称『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宗方小太郎:〖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见宗泽亚:〖清日战争〗,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75页)

[58]马里乌斯·詹森:〖近卫笃磨〗,载江晃编:〖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113-114页。

[59]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7页。

[60]康有为:〖唇齿忧〗,1899年10月底,〖康有为全集〗第五,141页。孙中山亦屡强调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至于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国,犹能原谅之,『日本不然,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三,26、27页)

孙氏之天真如此,盖从地缘政治视之,日本的扩张绝对只有侵略中国一条路,且随着旧中国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为『新中国』,其意极为明瞭,绝不因中国已建立共和而缓其图谋也。

[61]康有为:〖致大隈伯书〗,1900年1月底,〖康有为全集〗第五,164页。更晚些时候,孙中山犹视日本为兄弟之国,且以维持东亚和平乃两国之义务。(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三,13、14页)就此点而言,康氏与孙氏有着共同的看法。

[62]此种意识不独康氏有之。戊戌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即颇有留其于京以备顾问之议,时军机章京外放松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说者谓日人我之仇雔,不当使之借箸。不知日人与我唇齿相依,我制于西,则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闻彼实有悔心。』(〖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2页)稍早,刑部司员洪汝冲上书主张中、日、英合邦,以对抗俄势之南逼。维新党人杨深、宋伯鲁亦上书,主张中、英、美、日合邦之说。

又据孔祥吉考订,南海『合邦』之议,实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影响,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中国之图存,而且,更主要是当变法陷于危难的后期,欲藉此耸动朝局耳。然李提摩太本人,则颇具政治野心,欲利用康有为遂其控制中国之心而已。(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411-425页)

[63]〖孙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页。

[64]戴季陶:〖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页95-98。

[65]〖孙中山全集〗卷八,401、402页。孙氏又称许中国之免于欧美列强瓜分,赖于日本之崛起也,『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而阻于他强,遂有议而瓜分之者,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而瓜分之谋又不遂。当此之时,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同上,402页)

[66]参见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孙中山全集〗卷八,404页。

[67]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见于日本此种认识,『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菊与——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15、16页)

[6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年4月13日,〖孙中山全集〗卷九,304页。

[69]孙中山:〖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卷十一,第413、414页。

[70]汪精卫投敌后,多次提及孙中山在神户的这次演说。汪氏曾回忆道,孙中山在赴日本当日曾经向他提及,『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谅解,中日俄联合起来,我们东方便有办法』。因此,汪氏自以为不过是贯彻了孙中山一贯的中日合作精神而已,『

民国六年,他所重视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为基础而期望中日两国都得到美国的友谊结合;民国十三年,他所重视的也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为基础,然后联俄才有用处,然后中日俄三国才能联合起来,谋东亚问题之解决』。

汪氏还说道,『中国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担东亚的责任,并且要有力量来分担这个责任。……在日本,为本身着想,为分担东亚的责任着想,也要以先进国的地位,帮助中国做到国家之自由平等』。(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伪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编印:〖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1940年,第121、122页)

[71]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页。

[72]章太炎:〖记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章氏丛书〗,第842页。

[7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61页。

[74]〖亚洲和亲会规章〗,见〖章太炎选集〗,第429页。

[75]〖石原莞尔选集〗3,转引自史桂芳:〖日伪时期北平的东亚联盟协会〗,〖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

[76]史丽华:〖策划『九一八』事迹的元凶石原莞尔〗,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55页。

[77]参见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等文,〖毛泽东文集〗第八,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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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8-6-1 08:50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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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狄入华而华之,不华则出之,华出中国而胡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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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8-6-1 08:52 | 顯示全部樓層
亦有谓『支那』乃是契丹之音译。西人尝知有契丹而以为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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