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语言形式有自身的演进规律。王国维尝论古典诗歌发展史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曲。』[30]
实际上,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古典诗歌的语言形式演进的历史。
古人起初不懂诗歌的声韵规律之美。因此,远古的诗歌曾是一种没有固定形式的『自由体』,例如: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31]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32]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33]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34]
信口直吟,了无修饰,洒脱自然,除了押韵以外再无格律。
〖诗经〗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种规范格式——相当整齐的四言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35]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36]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37]
在这种四言诗,以及后来的五言乐府诗中,诗人们只是经验地运用着声韵规律,而未能理论地认识之。
魏晋以后,随佛典翻译梵语音韵学乃自印度传入。南北朝时周禺发现『四声』,沈约发现『韵律』。从此以后,诗人开始自觉地运用语言的『平仄』声调,以安排一种高低长短相互交错的节奏韵律及节奏寻找语言的音乐美。这是古代诗歌史一个重大的发明和创举。沈约说:
『自灵均屈原以来,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 匪由思至。』[38]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其可言文。』[39]
由此可看出,沈约认为诗歌音韵规律的发现是中国诗史中的一次革命。这也确非夸矜之词。
在〖诗经〗及『乐府诗』的时代,诗歌主要功能,还是配乐而唱和的辞,而不是独立可吟诵的真正意义的诗篇。只是在音韵规律被认识之后,诗语才出现了被诗人们刻意追求的格律韵律之美,从而以语言为乐谱而从吟诵中找到一种音乐之美。
借助于语言声律的这种发现,再与当时盛行于骈体文赋中的对称修辞方式相结合,在唐代出现了五律、七律等优美的新格律诗。但是,歌词为曲副的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宋词、元曲起初都是配乐而唱的歌词。词和散曲在字数上长短参差,更加口语化,吸收了民歌的传统。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乃是诗的艺术形式不断翻新、不断进化的历史。由不谙声律的原始自由体和四、五言诗,到拘泥于声律的五、七言律诗,最后发展为形式解放并日趋口语化的词、散曲、民歌,这就是中国诗歌所走过的艺术发展道路。
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对旧形式的不断破坏,另一方面,新的更优美的诗歌语言形式,也在这种破坏中不断地提炼出来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