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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書]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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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 發表於 2017-6-17 12:4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苏芃(南京师范文学院副教授

六朝隋唐时典的注释文献中,有以『隐』字命名的,如『隐义』,〖梁书·何点传〗明确记载:『(何胤)注〖〗,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隐义。』〖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论语隐义注〗卷,亡』。从〖梁书〗记载可以看出,所谓『隐义』重在卷背书之,因此又有『背隐义』,如〖隋书·经籍志〗载:『梁有〖背隐义〗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又有『音隐』,如〖隋书·经籍志〗:『〖毛诗音隐〗一卷,干氏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春秋左氏音隐〗一卷,服虔撰。』还有『隐』,如〖隋书·经籍志〗:『梁有〖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亡。』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卷正面和卷背旧注。片均由作者苏芃提供

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按齐、梁时隐士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之隐义、背隐义之义盖如此。由推寻,则称音隐、音义隐之类,大抵皆从卷背录出,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义。当时别无书名,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名之。』可见前人根据著录,对『隐义』『音隐』类文献多有推测,虽有一定的合理,但难于明辨。大体而言,『隐义』类文献多出现在古代经典的纸背,所谓『隐』只是对古书形制的描述,无关古书内容的微言大义,从史志目录著录的卷次以及〖史记解〗〖经典释文〗〖礼记注疏〗援引的情况看,这类古注一般篇幅不大。近百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隐义』『音隐』类文献出现了疑似实物,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S.10〖毛诗郑笺〗、法国巴黎国家书馆藏P.2669〖毛诗诂训传郑氏笺〗纸背的音义材料,潘重规、郑阿财等先生认为当即〖毛诗音隐〗,许建平先生持有异议。另外,俄藏黑城西夏文文献X1〖同音〗(丁种本)背面的注文,小忙先生定名为〖同音背隐音义〗,认为属于『音隐』一类,是12世纪时西夏文献对汉文文献注释形式的承袭。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古籍的装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线装古书,要将每页印有文字的纸张对折,把有字的部分露在外面,无字的部分折到里面,每页纸背已经无处落墨,那么这种注释形式在我国就彻底消失了。所幸古写卷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有所沿用,在日本传抄的汉籍文献中,『隐义』的形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如今通过日本所藏的旧抄本,可以对我国已经消失的『隐义』类文献作出复原性探索。

以〖史记〗为例,平安时期(794—1185)旧抄本〖孝文本纪〗、镰仓时期(1185—1333)旧抄本〖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纸背在正面〖史记集解〗相关对应位置抄有司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张宗品〖〈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史记〉的传写与阅读〗(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认为这些具有『音隐』的性质。近来日本宫内厅公布的文库旧藏文永年(1267—1268)〖春秋经传集解〗抄本共30个卷轴,括春秋十二公的全部内容,其纸背抄有大量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但有删选,主要见于隐公、成公、襄公等卷轴,应当属于节抄,我们认为这些纸背的孔疏也和『隐义』文献具有相关性。

通过简略考察这些纸背的旧注材料,可以看出旧注的内容与纸张正面文字具有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来看,有一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纸背抄错了对应位置,抄写者用朱圈掉,作出更正,这条『索隐曰徐据秦本纪及表而知也』,原当对应的正文是『已而与武安君起有隙,言而杀之』,在纸背误抄至正文『坐法诛』背面对应行,后又圈掉,重新写到正确的对应位置(见配图)。〖春秋经传集解〗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因为有的条目篇幅过长,往往只是起始行对应。

这类纸背与『隐义』相类的旧注文献可以引起我们对于经典古注以及『隐义』文献源流演变的更多思考。

首先,这类〖春秋经传集解〗〖史记集解〗与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从正书写位置上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地位关系。从这种书写形式看,显然正面的〖春秋经传集解〗和〖史记集解〗是处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而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次之,由此可以比较儒家经典魏晋古注与〖史记集解〗的性质,也可以比较经书疏文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

其次,可以从实用性角度作出一些反思,『隐义』『音隐』往往是诠释音义的简注,书写字数相对不多,抄在卷轴装的纸背,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遇有疑难,只要转动卷轴,找出纸背对应行,即可查看,极为方便,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今天古书译注本的拼音注音与简明释义。但是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应该略有不同,也许并不具有这种实用阅读目的。像〖春秋左传正义〗,大多文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所对应〖春秋经传集解〗的篇幅,这样使得抄写者不得不进行删选,不可能再逐行对应。又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样一幅一多长的写卷,连篇累牍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密密麻麻地抄在纸背,无论是按照行格抄写还是翻检阅读都殊为不易,那么这些旧注作为备览资料价值可能大于实用阅读价值。这一点可以与儒家经典的单疏本、〖史记索隐〗单行本作出比与思考,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裴骃〖史记集解〗这类魏晋时期的经典旧注才是流布最为广泛的古注,经典原文与这些古注已经合二为一,通行于世,而其后的义疏,即使如唐代官方颁布的孔颖达〖五经正义〗,可能也只是知识阶层阅读经典的一种备用参考。

再次,对于『隐义』文献的源流发展可以做出一些探讨。文献著录记载的『隐义』虽然多是东汉至六朝时期的,但都和西汉以前的经典有关,如〖毛诗〗〖礼记〗〖左传〗〖史记〗,结合时代考虑,我们推测『隐义』这种注释形式或许并非始于魏晋时期,而是起源于简册形制的古书,因为对于竹简而言,抄写时每支简正反文字对应易于操作,加之『隐义』文字的简短,一两支简即可容纳相关内容。可惜至今出土的各类竹简中尚未有此类实物,只能有待将来的新发现去验证。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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