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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百代诗话之祖』，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章学诚语），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诗品〗中的诗学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都垂远百世，沾溉后人，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以及日本和歌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
〖诗品〗的作者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永明三年(485)秋天，钟嵘入国子学。因好学，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但长期充当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
〖诗品〗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当时五言诗蓬勃发展；社会上文学鉴赏、文学批评风气兴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书文化风气。同时是钟嵘富于天才的创造。
〖诗品〗共品评汉迄齐梁一百二十三位诗人：『上品』十二人（古诗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数字实包含了钟嵘的结构思想与良苦用心。
〖诗品〗的体例，分三品论诗人。『上品』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略次；『下品』则为次要诗人。在论述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较略；重要诗人专论，次要诗人合论。大抵以源流相同，风格类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诗人、沙门僧侣为归。
整个〖诗品〗分序言与品语两部，互为表里，互相发明。其整体框架，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先溯其流别，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于齐梁的诗人。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发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阶段，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轴心，辅之以刘桢、王粲、潘岳、张协和颜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诗人连成一个流动的整体，勾勒出一幅自汉迄梁的诗歌史。
钟嵘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主要包括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和诗学理想等几个方面。
诗歌发生的根源，钟嵘认为首先是『气』的作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的性情受气的感荡、物的触动，就形成独特细腻的内心感受，用吟咏的形式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气』，既是抽象的东西，是充盈于天地宇宙间蓬蓬勃勃的元气；又是具象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萌动，能触于物而感于心。〖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四季感荡人心的诗歌发生论，已是西晋以来诗论家的共识。如陆机〖文赋〗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但诗歌发生，并不仅仅是由于四季感荡，在四季感荡之外，社会生活中的人际感荡，同样是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是钟嵘。他在阐述四季感荡之后，〖诗品序〗又说：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盻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
由于气的发动，四季迭相更递，万物盛衰变化；社会动荡不宁，人际悲欢离合。这一切，都使人心变得更敏感，使情愫变得更丰富，最后产生了驰骋情志、抒发情愫的诗歌。
与此紧密关联，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的，是人内心情感自然地流露。基于对诗这一本质的认识，诗当与经国文符、撰德驳奏有本质的区别。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张华断句），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在创作论上，钟嵘强调诗中『赋、比、兴』的作用。与汉儒的诠释不同，钟嵘给『赋、比、兴』下了新的定义，使它更接近审美，更接近表情达意。他重新解释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钟嵘主张『赋、比、兴』三种方法应酌而用之，避免因单用某种方法而带来的弊端。〖诗品序〗阐释说：
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诗经〗是四言体，出于对〖诗经〗的信奉和崇拜，不少诗论家仍视四言为正宗，瞧不起五言。包括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这么认为。钟嵘则以为五言是四言发展的必然结果，今人多习五言，是因为五言形式在表达感情方面比四言更为优越，更有回旋的余地，也更具滋味，其摹状写物，也更详切，更具审美价值。
在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最能体现钟嵘诗学理想的诗人是曹植。钟嵘从曹植的诗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想，又以对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理想的诗学得到体现。其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正是钟嵘诗学理想的核心。钟嵘在内容情感上要求『雅』与『怨』的结合。在诗歌的体制风格上，他又要求『质』与『文』，『风力』与『丹彩』等美学要素的统一。在批评实践中，钟嵘正是以这些美学尺度来品衡古今诗人的。
钟嵘重视的『滋味』说，说五言诗体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刘勰对『味』的论述，只是论某个作家或论其他问题涉及到，钟嵘把『滋味』放在〖诗品〗的中心，贯穿始终，且与诗歌的本质论、发生论、文体论、创作论等交融在一起，成为诗歌审美和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钟嵘〖诗品〗批评方法论垂式千秋。
〖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诗品〗用得最多的是『比较批评』『历史批评』和『摘句批评』法。
在运用『历史批评』法时，钟嵘把所有的诗人总属〖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隶〖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按时代先后，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如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评刘桢诗：『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钟嵘追溯了三十六位诗人的礼貌特征和风格渊源，包罗了〖诗品〗中重要和相对重要的作家，来代表整体、系列和完美。
『摘句评论法』的核心在于『断章取义』，无论景语、情语，只要凝炼，概括性强，可断章取义即可。可以个别代一般，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举例、鉴赏等作用；〖诗品序〗末标举历代五言警策者，或举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为其例。此外，〖诗品〗有时也兼用孟子的『知人论世法』等等。
〖诗品〗流传千载，对后世文论、诗论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对唐诗和唐代诗论的影响，除影响的外在形式和诗歌美学，还通过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皎然〖诗式〗等显示出来。他们的品评，多有祖袭、搬用〖诗品〗的痕迹。
除了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滋味说』以外，在批评方法上，〖诗品〗对后世的影响也同样重要。〖诗品〗被推为『百代诗话之祖』。明毛晋汲古阁本〖诗品〗跋称〖诗品〗为『诗话之伐山』。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
〖诗品〗不仅对我国齐梁以后的诗论产生影响，还流布海外，对日本的汉诗，特别是和歌，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天长四年（八二七），良峰安世等总其成的日本汉诗〖经国集序〗中，就有模拟〖诗品〗成句的痕迹，表明其时已有传入的可能。
日本宽平三年（890），陆奥守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就有对〖诗品〗的著录。
日本〖古今和歌集〗是继〖万叶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响的和歌总集。延喜五年（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诏编选，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纪贯之等进呈；选诗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纪贯之所作『真名序』（汉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这两篇序文论述和歌的起源、社会功用和本质特征，揭示了和歌发展的历史，品评历代歌人的优劣，划时代地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创作及和歌批评的理论；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学的基础。因此，一千多年以来，不仅『二序』被日本人奉为圭臬，视为珍宝，每每称引；纪贯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诗学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为和歌理论和散文文学的开山祖师。但纪贯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学习、继承、祖袭钟嵘〖诗品〗的基础上构建的。
纪贯之〖古今和歌集序〗对〖诗品〗亦步亦趋地模仿，对诗人的品评，都与钟嵘〖诗品〗的语言相同。
〖古今和歌集〗开其端，历代日本天皇都下诏编纂和歌，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诗品〗影响。可见钟嵘〖诗品〗传入日本，已与日本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合，并已和谐地进人日本民族独特的美学结构之中，成为日本和歌精神与日本民族审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解〖诗品〗东渐及对日本汉诗、和歌的影响，正可考察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影响和形成『周边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诗国，清理我们的诗歌理论尤其重要。而钟嵘〖诗品〗的理论价值及在文学批评史上与刘勰〖文心雕龙〗并称双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论。
研读〖诗品〗，可资参考的书目主要有：台湾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日本高木正一〖钟嵘诗品〗、韩国李徽教〖诗品汇注〗、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诗品研究〗〖诗品笺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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