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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 如何准确确定中药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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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道化 發表於 2016-11-22 05: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声明 / 聲明 医学内容仅供参考,不能视作专业意见。网上任何关于疾病的建议都不能替代执业医师的当面诊断。
醫學內容僅供參考,不能視作專業意見。網上任何關於疾病的建議都不能替代執業醫師的當面診斷。

关于中药由来,一个公认的『源于生活实践』,一个基本的说法是『药食同源』,即古代先民腹之需,往往饥不择食,其间难免会误食一些有毒或有剧烈生理效应的动、植物,以致引起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过无数次试验,逐渐形成了对某些动、植物可食或不可食的认识,并又从中慢慢发现,某种病痛发作时在吃了或误食了某种动、植物后,病痛得以减轻或解除,进而有了药物的认识和积累。这就说明中药与食物是同时发现的,药、食之间起初并无明显的或绝对的界线。至于矿物药的发现,则与采矿与冶炼业的兴起有关,也可能存在着误食的现象;人工制品如、神曲等的发明,则与火的应用、烹调术的进步有关。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艰辛而危险的过程。古人要通过复积累,从无意识的偶然体验,到有意识的试验、观察,才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此后,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并在其指导下使用,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药。

对于中药起源及其功效认识的说法,其实还存在着诸疑问,者兹提出有关思考与同道商榷。

现存最早的中专著是约成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该书显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补充和完善过程,是对其前的中药学知识的整理与总结。书中提出了药物的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七情和合与君臣佐使)、服药方法型选择等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药上具有代的〖本草经注〗〖新修本草〗〖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与〖本经〗有着很深的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本经〗的话语体系与此前成书的〖帝内经〗已实现了基本契合,弥补了〖黄帝内经〗方药匮乏的不。对中药功效确认的基本方法是以效定功,即通过反复观察应用后的反应,来确定某种药物的功能。这一过程即使撇开受用者的年龄、性别、饮食、性情等复杂因素,也还至少需要具备条件:使用单味药物;治疗同一病症;临证反复应用。若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确认的某种药物的功效就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而是不准确的。平心而论,〖本经〗中记述的药物的功能、主治真正符合上述条件的恐怕并不多,那么对〖本经〗内容的澄清、验证也就成为其后历代药学医学家的重要务。

纵观中药学史,尽管有发展,但对药物的研究认识方法并没有根本改进,多是在〖本经〗基础上的修订、更正和补充,且补充明显多于更正。也就是说,后世本草大都沿用了〖本经〗的说法,而补充的大量药物——由〖本经〗的365种至〖本草纲目〗的1892种,也同样带有过多的主观因素,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很多当属于一家之言,且有些认识经不起推敲与验证。如〖本草纲目〗中记述了很多未经系统观察,仅属于偶然之见的内容,以至于成为现今一些人非难或诟病中医药学的常用理由。

由于对单味中药功效认识的不一致,加之药物配伍带来的千变万化,这就给历代医家的临应用提供了见仁见智的机会。中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中,除了表现在对病证的病因病机的见解上外,更多地还是见于选方用药上,即所谓用药经验。

用药治病,首要悉其性能。清代医家徐大椿形象地提出『用药如用兵论』。他指出:『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殒命之忧……孙武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他还指出:『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功力,而后能用之以治病。』

关于这一点,历代医家有颇多心得。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或记述的方剂,用药大都精当,成为后世典范,反映出他对所用药物认识之精深。李东垣对类药有独到的认识,在脾胃病中的应用颇显匠心。〖景岳全书〗中有〖本草正〗2卷,列常用药300味,但对人参、附子、熟地、大黄叙述尤详,并模仿儒家四维(礼、义、廉、耻)之式,而将其称为『药中四维』。当代医家施今墨先生用对药的心得,焦树德先生的〖用药心得十讲〗等,对药物的认知都可谓细致入微,表述生动贴切,实用性很强,值得研习效法。

此外,一些医家还有着鲜明的用药特色,表现为对某一药物的偏爱,甚至为此而得新的称呼,如『张熟地』(张景岳)、『严附子』(严观)、『余石膏』(余师愚)、『陈柴胡』(陈平伯)、『乌梅先生』(刘鸿恩)、『石膏大』(张锡纯)、『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黄』(徐小圃)、『严北沙』(严苍山)、『陆黄芪』(陆仲安)、『石膏孔』(孔伯华)、『吴附子』(吴佩衡)等等。

然而,因缺乏明晰、严格的标准,系统细致的临床验证,这类用药经验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简单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显弊。

中药普遍存在着『一药多能』的现象,如黄芪有补气升阳、益卫固表、利消肿、托生肌的功效,大黄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鹤草有收敛止血、补虚、消积、止痢、杀虫的功效等等。显而易见,这应是由其性味、归经或所含成分所决定的。客观地说,以中医学的认知条件和认知方法,能把药物的功效认识到如此细致,委实不易。

关于药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异者并不鲜见。如芍一药,〖本经〗谓之『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伤寒论〗的真武汤中即有所体现。而现行教材对此功效并未认定,言其能『养血调经,平止痛,敛阴止汗』。再如当归,〖本经〗言其『主咳逆上气』,而教材中也未采用。这种取舍不知所依何在?

现在面临的是,无论是一药一能或一药多能,对这些药之功效怎样去验证?因为临床单药治病几无可能,而在复方中要验证某一药物的功效则难之又难。如此说来,寻找恰当的方法确认中药的功效将是中药研究中的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策。

对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个时期以来研究中药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过对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质基础,并认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一条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实践却证实,这种方法忽略了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和整体性,除了有个别建立起了有效成分与功效的对应关系外,多数都未达到这一目的。一些中药提取物,虽然在临床治疗中的针对性有所提高,但适应范围却大大缩小,严格说来已不再属于中药。

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无疑有利于对中药功效的识别与认定,但这种将有效成分与功效对应的方法并不符合中医学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异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药外,如常山截疟、茵陈退黄、鸦胆子杀阿巴原虫等,还是应强调辨证用药,而对药物的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只能作为临床参考。

目前,『中医西化』现象很明显,突出表现在对『病』的认识及对『药』的运用上。不少医者用药的依据是病理而非病机、是药理而非性能,在组方用药时经常要考虑药物的降压、降、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强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药的一体性,辨证论治的理念未得到体现,临床自然难获佳效。

毋庸置疑,现行教材及〖药典〗中记述的中药功效是经千百年应用认定的结果,是能经得起临床检验的,但还远未达到严谨、规范、清晰、无疑的程度。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系统整理古今文献,力求去伪存真,从中发现确有价值的中药功效,并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建立符合中医药理论特色的中药功效评价体系;将有效成分的研究与中药功效的临床研究有机结合;重视中药功效术语的规范化研究。

(文中所载处方、治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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