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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語] 对话『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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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 發表於 2016-4-30 09:1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对话嘉宾:陈文新(武汉文学教授)程国赋(暨南大学学院教授)

主持人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时间2016年1月15日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

主持人:2015年以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组织了几场对话,就『文学研究否应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中国文学源头是什么』『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等文学史的基本问题与重要点展开学术史的清理,这无疑对古代文学研究的进步展开有引导意义。我相信,对这些基本问题与重要观点进行基于丰厚学术积累层面的思,有助于我们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关键,从而以新的认识起点,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古代小说领域,也存在诸值得反思的重大命题,『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即唐代以后中国才有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一命题不仅牵涉到唐代小说的定位,又关联着古代小说的文体性质、创作特点以及历史演变等。面上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小说史的一个定论或常识,如董乃斌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和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唐代传小说论〗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看法。但是,由于唐代小说自的丰富性,更由于古代小说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说法并非没有讨论的必要与商榷的空间。仅从小说史上看,早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就已出现了数量不菲的优作品,在叙事特点上并不逊色于唐代传奇。而在唐代以后,记体小说仍然是古代小说的一大宗,并没有因小说达到了所谓有意为之的新高度而消歇。换言之,即使『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一个事实,可能也只是小说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而非一个突如其来且凌驾一切的。怎样恰如其分地看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确实是唐代小说乃至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一个不能绕行的问题。程国赋教授是主张『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观点的,请程教授先发表高见。

程国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在明代胡应麟看法基础上进一步地阐发而来的。胡氏〖少室山笔丛〗卷十六〖酉缀遗中〗指出:『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我认为,鲁迅的这一观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内在规律,其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唐代小说的主体意识增强,他们有意识地采取虚构、夸张、想象等文学手段进行创作,逐步摆脱了和史学的束缚,小说文体趋于成熟;小说表现手段、表现技巧逐步多样化,场面描写、细节描写、人物塑造颇有特色;小说叙事艺术明显提高,叙事视角新颖独特,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上也是独具一格。

主持人:程教授从唐代小说各个方面的特点肯定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判断。我们知道,陈文新教授对小说史、特别是文言小说史作过系统梳理,并且不认同『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请陈教授发表高见。

    陈文新:鲁迅关于唐人传奇的具体论述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则显然不能成立。对这一命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

第一,鲁迅所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其立论前提是:『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所谓『有意』是相对于六朝志怪而言的。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也都认同鲁迅的唐人传奇源出于志怪的判断。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陆续有学者提出就唐传奇的文体渊源而言,应当向汉魏六朝的杂传、杂记类作品追溯,而不是向六朝志怪追溯。从古代书籍的著录情形看,唐人传奇也一向视为传记类作品,〖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等都是这样归类的。〖太平广记〗也在『杂传记』类大量收录唐人传奇。直到清代,纪晓岚在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时还说:『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所谓『小说』,指的是子部小说;所谓『传记』,就括了〖会真记〗(即元稹〖莺莺传〗)这些传奇小说。所以,与其说唐人传奇源出于志怪,不如说唐人传奇源出于传记。

第二,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是否就是『有意为小说』?从〖中国小说史略〗的行文脉络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没有说穿,但确有这样的意思。胡应麟只说唐人与六朝人的区别在于『有意幻设』,鲁迅则由此推出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结论,把『有意幻设』当成了『有意为小说』。事实上,不少学者经常在这样的意义上引用鲁迅的论述,并延伸出一个观点:唐人传奇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成熟;而成熟的小说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意虚构,塑造了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情节完整。有些学者为了提出新观点,往往故意与这个观点唱对戏,其实采取的还是同一路子,都认为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就是成熟的小说。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小说在先秦就已经成熟,先秦的很多作品,如〖庄子·盗跖〗等,都符合有意虚构、人物形象鲜明、情节完整的要求。更进一步,甚至有学者提出传奇小说史要从先秦写起的论断。理由何在呢?很简单,即:一部包含了有意虚构成分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作品,就是成熟的小说,而成熟的小说也就是传奇小说。是否虚构往往成为这一类论述的关注焦点。这些意见有助于唐人传奇虚构手法的溯源研究,但从整体上将旨在说理的子书如〖庄子〗和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史书如〖战国策〗一概纳入传奇小说范畴,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当然不能将这类失误归之于鲁迅,但失误之所以产生,无疑与鲁迅的命题不够严谨有关。

第三,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里包含了一个假定:唐人已有一种与今人小说观相近的小说观念。否则的话,怎么能说『有意为小说』呢?而从历史的事实看,唐人虽有其小说观,但绝不同于今人的小说观,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意』地来写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小说。或者说,唐人传奇的确大体符合现代的小说标准,但唐人传奇不是为了符合这种现代小说标准而『有意』写出来的。

    二

主持人:陈教授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逻辑前提的三点质疑确实是不容回避的。我想,程教授也会认同虚构等文学手段并不是自唐代小说才开始出现的。因此,问题可能还与对虚构等方式的实际运用所达到的程度有关,请问程教授是怎样具体看待『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表现或平呢?

    程国赋:唐人传奇取得了卓越成就,只有『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才与其卓越成就相称。

第一,在对待小说创作虚实关系的问题上,相对于六朝小说而言,唐代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六朝作家对鬼神怪异往往信以为真,因此在小说中采取『实录』法记载鬼神之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曾经公开声称写作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唐人虽然相信鬼神之事者甚多,但是对鬼神之事普遍表示怀疑。六朝作家从信实的角度描写鬼怪,往往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唐人对鬼神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在小说中记载神鬼怪异,并非把它们当成真人真事,而是假托鬼物,以增强小说情节的曲折性。〖氏传〗作者沈既济自称『志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说『稽神语怪,事涉非经』。他们明知狐与世人结合、淳于棼入蚁穴的事情是怪异离奇的,却有意识地对此进行描写,这些做法体现了唐人小说创作的自觉性。

明代谢肇淛〖杂俎〗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情节的处理上,唐代小说创作基本上做到了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唐代小说作家并没有建立像刘勰〖文心雕〗那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小说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子、史附庸的地位,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

第二,唐代小说强调情节的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古典文自〖诗经〗开始,便建立了『寄托』的传统。古典小说在其发生、发展的起初阶段,这种『寄托』的特点不太明显,到了唐代小说才充分体现出来,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曾经指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特点,〖任氏传〗〖李娃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虬髯客传〗等唐代小说作品都清晰地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抒写个人情怀,反映时代背景。〖补江总猿传〗〖周秦行纪〗〖异闻·韦安道〗等更是具有明显的创作动机。这些小说构筑人狐相恋、人仙相恋、人猿结合、梦入蚁穴、弱女报仇等等离奇怪异的情节,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由此可见,唐代小说作家在注重情节传奇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情节的现实性。

第三,唐代小说将情节的虚构、想象与作品的艺术性融为一体。史传作品『实录』的方法要求做到事件真实、用词凝练、语气平缓,这样必然限制了作品艺术的发挥;唐代小说创作突破了『实录』的束缚,在作品的艺术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赵彦卫〖云麓漫钞〗曾对唐人小说的『诗笔』加以称赞,所谓『诗笔』,主要指作品的抒情性。唐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倾注着大量的感情色彩,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如〖霍小传〗成功塑造小玉美丽而痴情的形象,〖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柳氏传〗中的柳氏、〖无双传〗中的刘无双、〖云溪友议·韦皋〗中的玉箫女等女性形象也像霍小玉一样多情、善良,感人至深。唐人小说作家津津乐道于情节之『奇』,往往在情节的跌宕起伏、情感的剧烈冲突之中塑造人物形象,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这是不少史传作品无法与之比拟的。

唐人小说作家还注重细节描写和场面刻。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作品的细节描写,〖任氏传〗有个细节,郑生知道任氏是狐精后,并没有嫌弃她,一天遇到任氏,『郑子连呼前迫,(任氏)方背立,以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任氏爱恋郑生,但身份是狐,为此感到羞怯,所以见到郑生时,『以扇障其后』,以防露出尾巴。作者沈既济在叙述人狐之恋的过程中,刻画这样一处狐女所特有的细节,体现了任氏作为狐女的羞怯与谨慎。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多的,而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合理的艺术想象,一味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很容易陷入荒诞。场面描写也是唐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夸张、白描等艺术手法,烘托小说氛围,如〖柳毅传〗中塘君出场一节,『大声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这里有声音、有色彩,还有动作,构成一幅宏伟、壮观、气势磅礴的场面,有力地衬托出钱塘君威猛、刚烈、神力无边的形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曾经将『唐人以前』与『宋人以后』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唐代小说作家注重想象、虚构,因而使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宋传奇则过分偏爱于人物、事件的真实,所以缺少文采,文学成就远远不如唐人小说。可见,在情节的虚实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作品的艺术性也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

    三

主持人:程教授很全面地总结了『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表现,我记得陈教授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也曾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单独立章,充分肯定了传奇小说成熟于唐代的历史意义。既然您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命题存在诸多可以质疑之处,那么,对于唐人传奇显然具有的重大突破,您觉得怎样表述才更准确?

陈文新:唐人传奇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其辉煌成就有目共睹。要对这种成就作出阐释,有必要提出一个比『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更为妥当、更有阐释空间的命题。我认为,这个命题可以这样表述:唐人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才成就了唐人传奇这一独特的小说文类。换句话说,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基本的文体特征。

第一,传记是历史著作的常用文体,它在叙事上有哪些特点呢?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强调一个事实:历史著作的职能是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总结或揭示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它不是以怡情悦性为宗旨的读物。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对历史著作选材方面的特点就会予以『同情』和认可:一,历史著作必须全心全意地面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面对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私生活自然山水不在史家的关注范围之内。二,实录是对历史著作的核心要求,它涉及到历史文本的取材和表述。就选材而言,史家必须遵守一个原则:他不能编造和虚构。就表述而言,他不能直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他不能写那些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的言行——实际上,这种表述方面的限制也是为了约束史家,不给他提供越轨的便利。不是说没有史家越轨,而是说史家越轨是一种错误,是可以批评的。

与历史著作的宗旨有关,它在艺术表达上也有几个显著特点:一,历史著作从不采用限知叙事,无论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还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其原因在于,所谓限知叙事,表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缺少了解,他只能扮演陌生人角色;如真是这样,就与史家的身份不符了。从理论上说,史家是一个文化阶层的代言人,他具备阐发种种历史事实及其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能力,否则,他就没有资格以史家自。二,注重语言的简洁。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因为这是历史经验的载体,『文』是次要的,所以辞藻的经营一向受到史家的轻视,骈俪辞藻尤其不受待见,文简事繁是史家向往的境界。三,其人物语言,看重的是理性化,而不是个性化。生活中的历史人物,并非总是使用理性化的语言,但历史人物为史家所关注的是其理性化的语言,原因是在传达历史经验方面,理性化语言较之个性化语言具有更多的优势。

第二,唐以前的辞章以诗、赋、骈文为主体,从叙事的角度看又有哪些特点?一,在题材选择上,辞赋对私生活和自然景物倾注了浓厚的兴趣。〖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涉及女性之美的评鉴,属于私生活题材。〖九辩〗〖高唐赋〗〖芜城赋〗描写山川物,在自然景物的描写方面有较大规模拓展。二,辞赋的故事是虚构的。不仅〖高唐赋〗〖神女赋〗所写属于虚构,即使是〖登徒子好色赋〗,想来也绝不会实有其事。三,史家注重语言的简净朴质,辞赋则注重华美、绚烂,注重色彩声韵的讲究,具有显著的骈俪倾向。这表明,辞章与传记各有其理想的语言风格

第三,唐人是如何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的?唐人传奇基本包括传、记两种体制。『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记』不大注意交代人物生平,而是截取人生的某一片段加以记叙。但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六朝人所说『文、笔』中的『笔』,属于史书一脉。这里重复一句:唐人传奇源出于传记。

但是,尚未辞章化的传、记是不具备传奇小说品格的,或者说,只有与『文』(辞章)融合的『笔』(传、记)才算具备了传奇小说品格。唐人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即以『我』的身份叙事),唐人传奇的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即鲁迅说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之于辞章,或者说,主要取之于辞章。所谓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也就是用写作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其情形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但又有所不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并没有改变文体的性质,而以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则使文体的性质有了不同。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为了传奇。唐人传奇的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句:传记辞章化开创了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主持人:从传记辞章化的角度把握唐人传奇,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内在品质出发分析中国小说文体的生成与特征,我很赞成这样的思路。程教授如何看待唐代小说成熟过程呢?

程国赋:我认为,与唐代以前的小说创作相比,唐代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逐步成熟,是小说创作的自觉时代的体现。鲁迅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对唐人小说创作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不过我认为,提出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古典小说创作自唐代才开始。

唐传奇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但是在这个高峰之前,古典小说创作已经大量出现,并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史传作品都对古典小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孕育着小说文体的雏形,提供了大量的创作题材、『寄托』的文学传统以及叙事手法。不过,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史传作品都不是小说,没有具备作为小说的所有要素。

汉魏六朝时期无论在小说观念上还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上,都表明小说这种文体受到时人的一定重视。

首先,我们从小说观念的角度来看,汉代桓谭在其所著〖新论〗一书中指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意思是:作为小说家,是用零碎琐细的语言写作杂记,这些文字对治身治家有一定的帮助。桓谭指明了小说的内容即『以作短书』,何谓短书?秦汉时期,经书、律书用二尺四寸的竹简写成,用短于二尺四寸的竹简写成的称为短书,后来多指小说、杂记之类,包括寓言、神话传说,也夹杂议论,内容庞杂。桓谭认为小说对于治身治家而言,有可观之辞,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比桓谭稍晚一些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家划入诸子的行列,虽然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仍将小说家列在末尾,这在小说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极大的飞跃。应当说,班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六朝时期小说理论的发展较为薄弱,东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自己创作此书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也』,以信实的眼光将鬼神之事写入小说,这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虽然六朝的小说理论建树不太突出,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实践却大放异彩,张华的〖博物志〗、嘉的〖拾遗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一批相当成熟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并非意味着古典小说创作自唐代开始,而是早在唐代之前,小说已经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唐代小说作为成熟文体的出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陈文新:古典小说创作是否始于唐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有许多种明显不同而又各有理由的答案,原因在于,古今人的小说观念不同,或者说中西小说观念不同,讨论问题的标准也就不同。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为了简化问题,我采取回到古人语境的方法。得出的答案有两个:一,有意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这一文学风尚是唐代才形成的,因而传奇小说只能成熟于唐代;二,就子部小说而言,唐代以前不仅有了稳定的术语,实际创作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说新语〗就是一部历久弥新的名著

在唐人传奇兴起的时代,以辞章的风格写作论说文、叙事文,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其典型例就是『以辞章为古文』的愈。如果说唐人传奇是以辞章为传记,那么,韩愈古文的主要特征则是以辞章为论说,即论说的辞章化。在今人看来,论说出于子部,传记出于史部,两者区别很大,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说与传记都划在『笔』一类,而与划在『文』一类的辞章相对。所以,尽管韩愈古文与唐人传奇在现代文体分类中,一个是散文,一个是小说,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不过,在唐人看来,论说与传记都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用辞章的手法来写传记,和用辞章的手法来写论说文,其实没有大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文、笔的融合。

说唐人传奇成熟于唐代,并不是说在唐代之前,就没有出现过带辞章意味的传记作品。其实六朝时就有了这样的作品。程毅中先生在〖唐代小说史话〗中举过几个六朝的例子,『如〖赵飞燕外传〗〖神女传〗〖杜兰香别传〗等,就可以看作传奇文的早期作品,与六朝志怪有所不同』。其他作品如王嘉的〖拾遗记〗,用的是史家体例,写法上却颇多辞章风味。这说明,用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并不始于唐人。但是必须强调,六朝时期那些带辞章意味的传记作品,只是个别现象,具有偶然性。用辞章的手法改造传记,在唐代才成为一种风气。

就子部小说的概念而言,正如程教授说的那样,这一术语在汉代就已定型并且广泛使用,表明汉人写作子部小说是自觉的,是有明确理念的,王瑶先生的〖小说与方术〗一文曾就此作过讨论。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的概念沿用不衰,表明子部小说在大传统中长期保持了清晰而稳固的身份。

就子部小说的创作而言,〖世说新语〗体现了子部小说的一些重要特点:第一,子部小说的职能是传达人生智慧,〖世说新语〗就是教人如何做名士的,所以一向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第二,子部小说并不关注军国大政,而是关注日常生活,所以它虽大量涉及军政要人,但视野总在朝政之外;第三,讲究可读性,所以重视语言的隽永,重视细节的魅力。

就子部小说而言,唐代之前就已成熟,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以往的小说史著述常常将六朝的〖世说新语〗等作品作为『小说雏形』来看待,其实并不妥当,〖世说新语〗作为子部小说的经典之作,它不是『雏形』,它代表了一种成熟的小说类型。

    主持人:陈教授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子部小说』的概念,这又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古代小说的文体认定本身就存在争议,上面的讨论中,『唐人小说』『唐传奇』等概念的兼用并陈,虽是学界惯例,是否恰当,却值得考虑,可惜没有时间和篇幅请二位展开了。依拙见,一个文学史命题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它揭示了确凿的真理,而在于它是引导我们探究真理的路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许就是小说史研究中一个这样的路标,循着这一路标,我们发现的可能不只是唐人是否『有意为』小说,而是他们在怎样『为』,即怎样创作小说或创作了怎样的小说。也就是说,『为』不仅仅受制于是否『有意』的主体意识,也与各种创作效果的客观呈现有关。宋人洪迈有一段评论唐人小说的话也屡见称引,他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凡例〗)我们知道,洪迈的〖夷坚志〗同样在继承传统小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是对小说文体有着良好自觉的优秀小说家。洪迈对唐人小说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小说家的会心之见。不过,这又是一个难以落实为小说史定论的看法。很难说唐以前的小说绝对没有『小小情事,凄婉欲绝』的描写,洪迈这一说法的意义,主要可能在于敏锐地捕捉到了唐人小说的一个艺术特征。而深入探究唐人选择怎样的『小小情事』、又如何将其敷演得『凄婉欲绝』,有可能需要从文本内部确立考察唐人小说时代特点与价值的角度。历史的真相,有时就潜藏在这种细节之中。

我注意到,二位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对唐人小说具体特点的认知与分析上,又有一致的地方,比如都强调了唐人小说的细节描写。我一直相信,一旦小说史深入到小说文本构成的细节中去,必将呈现出更为真实、可靠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前因后果。

谢谢二位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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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恳 發表於 2020-8-18 18:25 手機頻道 | 顯示全部樓層
在古代小说领域,也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重大命题,『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即唐代以后中国才有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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