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格建构的理性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问题的核心则是理想人格的建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培养和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构建形成了独特的 理想人格体系，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取法师表的人生目标。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理性特征，对当代人的人生修养和人格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取法乎上，效行相宜

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基型，最早可上溯至上古的帝尧时代。《尚书·尧典》开宗明义就塑造了帝尧这位“道德圣王”，他敬事明达、温文尔雅、诚实恭 谨、谦和礼让、选贤任能、明察百官、敦睦九族、协和万邦、光被四表、引领天下……这些上古“圣王”后来常被人以“大人”“圣人”相称。从孔子开始，先秦诸 子对上古帝王予以理想化，至孟子时，形成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系列。

中国的传统人格追求彰显了至高的理想性。从取法乎上的人生境界而言，儒者仰“圣”，道者崇“仙”，墨者尚“侠”，悟禅者敬“佛”。这些理想人格 是他们各自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和人生境界，可敬仰师表，但往往可望不可即。所以，中国古代的传统人格建构，非常注重理想人格培育和践行的现实可行性，从上 至下构建了一个差等有序的理想人格系列。比如，儒家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圣人”（尽善尽美者），次为“贤人”（执着行善者），再次为“君子”（德才兼备、修 己安人者），又次为“士”（学以立志、知耻有为者）。

同时，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设计又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理想人格潜质者就是称之为“士”的阶层，他们是具有独 立人格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追求和实践理想人格的人。不过，儒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行仁为己任的“贤士”，道家心目中的“士”是返璞归真、逍遥自在的“隐 士”，墨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身赴义、义无反顾的“义士”，魏晋以来释家心目中的“士”是有心向佛、心存善念的“居士”。先秦的士子处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 变革时代，逐渐开始分野。从社会流向的态势上看，儒者向上，走向上层，成为入世有为的士大夫；道者向外，走向山林，成为飘逸无羁的隐形人；墨者向下，走向 民间，成为侠肝义胆的平民代言人。释家作为外来宗教，融入人世间，成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无论他们的人生走向如何，但都有自我的独立人格。 士子阶层这种相对独立与分野，为诸家人格的取法、践行和跃升，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反身内求，自我超越

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在提升主体自觉、追求精神超越和实现人生价值上，东西方各个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路径走向或超越方式上，却有着明显 的差异。相比西方人追求“绝对理性”、“上帝的天堂”这种外在的精神超越方式，中国人则是立足现实世界来追求人生的价值实现和精神境界，走向人生自身内在 的自我超越之路。

其一，人生价值目标是人之主体的理想人格。先秦诸子言论中的尧、舜、禹等圣人，后世虽有所神化，但他们既不是人格神，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融“圣 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稣、伊斯兰教“真主”的代言人“先知”，而是可称之为“人伦之至”“百世之师”的人。儒家所推崇的“贤人”“君子”，是 居仁行义守礼、入世有为的“内圣外王”的道德模范；墨家的“任侠”“义士”，是以身赴义、义无反顾的英雄豪杰。即便是道家的“神人”“至人”“真人”乃至 释家的“佛陀”，其实也都不是人的世界之外的“神仙”“上帝”，而是返璞归真、长生久视的人，是看破红尘、内心安详的觉悟者。这些理想人格在本质上还是人 的道德品质、精神境界、气节情操的再现。

其二，人生终极归宿是人之本体的精神世界。在解决人的灵魂安顿和精神、情感需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皈依的不是彼岸的“伊甸园”“极 乐净土”“天堂”，而是超越个体自我从而与社会或自然合一的此岸世界，是人之本体的精神世界。这个理想中的精神世界，概而言之，是儒家“尽心、知性、知 天”后的“圣镜”，是道家“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真性”，是释家“一切唯心所现”的“本心”，其本质上是人自身修养、修为而升华所 要达到的“天人合一”“涅槃解脱”的理想境界，并外化为“无忧”“不惑”“不惧”“自在消遥”“宁静安祥”的精神状态。这种终极追求体现了中国人“止于至 善”的道德信念以及“和合”“自然”“空灵”的审美理想。

其三，人生超越路径是人之个体的自我修为。如何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越，基督徒寄托于“上帝”的救赎，穆斯林信赖“先知”的启示，而中国的传统人生 哲学则强调，主体自我的价值实现，是人自身“为学”“为道”的结果。儒家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而且，“人皆可以为尧舜”。而 能否成为理想中的人，重要的不在于结果，重在追求“成仁”的过程。这种内在的自我超越，体现了人生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与精神超越的无限性的有机统一。

顺天应人，守正创新

一个民族的理想人格从本质上是其文化精神的集中表达。在中国古代先哲的眼里，人的存在与天地自然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而他们所构想与设 计的理想人格，其人生的理想境界是“顺天应人”“乐天知命”“天人合一”。这种领略自然、参悟人生的“顺天应人”之道，为中国古代先哲们思考人生哲学的要 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智慧之源。其中，作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时至今日仍然是当代中国人向往取法的人格修养的楷模。

理想人格也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中国自先秦诸子时代建构理想人格基型以来，既有儒家心忧天下、济世有为的“圣贤”“君子”主导型人格一以贯之，又适应社会变迁与时俱进而不断开新，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从中国人格精神嬗变的流向上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转型期：

第一次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圣王人格”时代走向“士子人格”时代。随着周王室衰微，官、师开始分离，社会的急剧变革促使士人走向民间，各 诸侯国都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礼贤下士”之风泛起。而游说之士也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士子们或游说列国，或聚徒讲学， 逐渐形成舆论开放、自由争鸣的氛围，迎来了士子的黄金时代。诸子根据各自的政治主张，构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无论儒家的“君子”、道家的“真人”、 墨家的“任侠”，皆非古代的道德“帝王”“圣人”“大人”，而是士子的人格理想，实际上是士子们的理想化身。及至秦汉大一统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以后，纲常名教大兴，儒家的“圣贤”“君子”型理想人格被统治者尊奉为人格典范加以倡导，成为主流形象。

第二次转型是在魏晋时期，由倡导“内圣外王”的儒家贤人君子，到崇尚“魏晋风度”的风流名士，最终走向认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 复合型的士大夫人格。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动荡的时代，儒生们所标榜的纲常名教已经丧失了稳定社会的功效。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子们，对先秦 儒家憧憬的社会理想及其仰慕的理想人格也开始动摇并趋于幻灭，老庄玄学则风行其道，在天地宇宙的大自然中寻找人生的真谛，体现了精神上觉醒者的风骨，史称 “魏晋风度”。它既是这个时代的一种人格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特点是：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淡泊宦情、冥于自然，通脱世俗、率性而行，雅重自持、处 变不惊，超脱飘逸、贵生全身。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儒家纲常名教伦理的一种人格“异化”与反叛，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自魏晋以后，持续四百余年的 士族文化由盛而衰，及至隋唐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特别是中唐以来，儒家道统开始复兴，两宋以后，儒、道、释开始走向合流，经过儒家士大夫的改造，形成以儒为 主、兼容释、道的理学，在人格取法上，也逐渐形成了认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士大夫人格。

第三次转型是近代以来，由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人格向新型的现代人格转型。晚明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士人阶层开始对理学提出质疑、反思和批 判。晚明泛起的这股启蒙思潮，随着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之变局”而中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人从初识“技不如人”兴洋务，到深究“制不如人”搞变 法，再到自觉开启新文化运动，强力批判封建礼教，形成了近代启蒙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潮流。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平台，以“新青年”为代言倡导现代新型人 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型人格，引导人们追求青春之 中国、青春之世界。以此为起点，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开始走上了培育和塑造现代人格之路。然而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对新型的现 代人格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体现了民族利益、社会价值至上的 人生取向，这与传统儒家的“心忧天下”“入世有为”的主导性人格精神形成了高度的契合。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厅）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问题的核心则是理想人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