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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管理] 国学总裁班,中国式管理,如何将国学融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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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 發表於 2011-6-15 14:3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报记者 唐蓓茗 解放日报/2007年/3月/24日/第015版

“国学热”持续升温,《于丹〈论语〉心得》和《易中天品三国》受追捧,有大学开设了“国学总裁班”,“中国式管理”自去年起也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界的热门话题,甚至堪比前几年的“杰克•韦尔奇热”。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也被中国的企业家当管理书籍来读了。

但是,在这股国学热和中国式管理热里,也存在着许多盲从。上海本原企业咨询研究所所长沈玉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将国学融入管理时切忌断章取义。

以人为主依理而变在沈玉龙教授看来,国学热与其说是社会这个大写的人的精神缺失,不如说是小写的人的精神空虚,因此,热的背后是精神寻根。国学本来就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在中国崛起之际,对精神的追求也是必然之途,这正好是国学复兴的机遇。今天,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价值及其这种精神价值对我们的意义时,国学开始走红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沈教授说,我们眼下最为关注的不应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国学该怎样热的问题。

沈玉龙教授介绍,将国学与企业管理结合,曾仕强是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仕强说,“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他认为,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美国式管理强调“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重视“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崇尚弹性管理是中国式管理的第二个主要观念。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人治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而人治往往会带来弹性管理。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的弹性是由于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而产生的。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第三个主要管理观念是“中庸”———合理。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别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学然而,对于中国企业是否应该将“中国式管理”取代现在的西方式管理,沈玉龙教授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不是存在西方管理与中国管理的区别,应该从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首先,管理是科学,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从科学角度看,确实不存在中国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区别。

所谓管理是科学,指的是管理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尤其在生产、财务、质量、成本等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上,绝对应讲求科学,这样的科学不会因为国界的不同而不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与西方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必须补课。因此,当谈论中国式管理时,我们绝对不能拿“做人、中庸和弹性”取代管理的科学性,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管理从来是两个层面的结合,即“硬管理”与“软管理”的结合,所谓“硬管理”是指制度、流程、标准等;而所谓“软管理”是指文化、思想、价值等。光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西方的企业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而空谈软管理,没有制度、流程、标准等的保障,更是缺乏支撑的。

因此,谈论中国式管理,千万别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学这一点。

第三,先科学后人学的管理思路是中国企业必需的选择。

有人说西方式管理在中国不灵验,这其实不是西方管理本身的错,而是没有把MBA中国化的问题。西学有其科学性,但任何科学的实施,都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中国企业前几年犯的毛病恰恰是把MBA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盲目崇拜,现在,并不是说西学错了而必须找出区别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如果把中国式管理看作是MBA的替代,那样的立足点本身就是错误的。

先学文化再谈中国式管理沈玉龙说,他并不反对对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而且持支持的态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该如何推进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深入?

沈玉龙十分推崇海尔集团CEO张瑞敏,称他是对中国文化和西方式管理都有心得的企业家。

张瑞敏广采中国文化运用于管理,他说“《老子》帮助我树立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勇于进取、刚强有为的浩然之气,《孙子》帮助我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竞争谋略”,因此,人们往往把张瑞敏当作是典型的中国式儒商,更有人称之为“商儒”。

然而,在推崇张瑞敏的同时,沈玉龙强调的是,在张瑞敏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功夫。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他对日本松下文化、管理,对杰克•韦尔奇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这表明他不是一个狭隘的国学论者和盲目的中国式管理者,而是广泛兼容并蓄,有扎实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

因此,沈教授认为当前的国学热本身是一件好事,他只是担心目前肤浅的理解和断章取义式的学风。他说:对待管理的态度比管理本身更重要,面对任何的管理主张,如果只是停留在紧跟流行的层面是十分危险的。

着眼于推动中国企业的进步,针对当前的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热,沈玉龙教授认为:

一是不要把西学和中国式管理对立起来,好像一讲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就认为西方式管理没有用,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必须承认:西方经过上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企业发展的实践,已经总结出适合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经营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隔山不隔理,在许多方面,企业经营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存在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只有如何根据中国企业的实际如何应用的问题。

二是先不谈中国式管理,多学习中国文化。浮躁心态已使得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一本原著都没读通,就开始对国学与管理大发意见和观点,皮毛之见多于真知灼见,十分危险。

面对庞大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宝藏,我们需耐得住性子,理论上说,传统价值系统中的某些具体的价值观念无疑应当也完全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要素,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被继承和弘扬,但问题是理论的认识固然可以简单化,而现实的实践却无法简单化。我们面临一个将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从其价值系统中抽离之后,又该如何诠释国学并与管理结合起来的问题,断章取义和一知半解无助于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的推行。

三是明确国学对于中国式管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在沈玉龙看来,把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定位正确,然后扎实做好研究,是眼下的关键。一是要做传统文化的普及,首先是了解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的弘扬还是个人修养,企业家和经理人得花时间学习传统文化,做一个懂中国文化的企业家和经理人。二是化文化为德行,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做人,儒家的德行修养尤其对今人有启发,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正成为企业发展后的重大问题,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点并适合员工的文化是紧迫工作,同时,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和为人之道是管理的深刻话题。三是化理论为智慧,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转识成智”,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能起到作用,国学中丰富而深刻的智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源泉,无视民族优秀的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是不恰当的。

濑方尧骨 發表於 2013-3-4 11:29 | 顯示全部樓層
不错,顶的人不多啊,快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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