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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 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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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土伯呀 發表於 2012-10-22 18:5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档案春秋
王氏注意到,严复即“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他认为严复以“天演”译evolution,便不如日本人之译为“进化”。尤其严复于“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他举例指出,“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赅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赅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王氏慨叹道,“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然王国维自己为了文字的对仗以“新名”对“古语”,显系因文害意,恰与其眼中的严复类;夫Space与time非“西洋之新名”,正不必深通西文而后知。这部分或是他无意识的失误,然从潜意识层面看,凡“西洋之名”必“新”大约正是当年许多国人共同的心态,王氏或亦不例外。
可知王国维所主要针对的,并非反对使用“新名词”的国粹学派或守旧派,而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创造学语”者。其实严复在翻译中“造语”颇得到一些前辈的鼓励,他曾于1899年就此问题请教吴汝纶,吴以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也许西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吴固以古文名世,却主张翻译时“不宜袭用中文”,显然认为“古文”难以表述西方学理。
到1902年,黄遵宪读了前引梁启超与严复论翻译事,主动参与讨论,他也不同意严复主张译名当求古语中深浅广狭之相副者,认为“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本来中文的使用自先秦时便“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20世纪“东西文明两相结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要翻译,首先就要“造新字”。他引荀子之言曰:“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而后辨”,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他希望严复能“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凡“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1573页。)。
另一位严复的同调是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他在1903年曾指出,以象形为主的中文有一字数义而丐词生等五弊,致弊的第一原因就是在言语文字方面“崇拜古人”。而救弊之法,一为“宜用俗语”,其次即“造新字”以名新物,盖“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后来“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特别是中外大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据其观察,此二策皆当时“中国学者所大倡反对者”,则支持王国维的或尚为多数。(注: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庵外集》卷6,《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1441-1442页;并参见其同年撰写的《攘书・正名》,《刘申叔先生遗书》,645-64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留学英国的严复长期与日本的西语译法做斗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大约同时却支持采用日本新名词,尚站在王国维一边(按林乐知文发表在先,王国维或受其影响)。林乐知认为:“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己悬殊,何乐而不为乎?然顽固之士夫,其眼目为科举场中禁用僻书之功令所印定,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旧拘墟之态,诚令人莫解其故也。”(注:林乐知、范:《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约1904年)四月,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680页。)按林乐知几年前还不甚欣赏日本的翻译,反对中国转手日本以获西学(注:林乐知当时认为,“日本考求英文三十年,其译者未必皆精通西学之人”。故“日人之译西书也,吾不敢谓其竟无善本,然其旧者固为西人所吐弃,即近译之新者,亦未必能将西人新制最有益之书,具大见识,择要取精而译之”。林乐知:《〈论日本文〉附跋》,《万国公报》156册,光绪二十七年(约1901年)十二月,《万国公报文选》,668页。)。此时态度显然有所转变,原因待考。
而黄遵宪驻日多年,至少当熟悉日文中的汉字新词,他在否定中国古文足以表述泰西科学时并未提及日本的译名,恐怕基本不持肯定的态度。王国维则不然,他承认“近人之唾弃新名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能力之不完全”,当时中国译日本书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这些人翻译主要是为牟利,“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尽管如此,“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当年严译享誉全国,而王国维竟说其徒以“古语”见长,却对原著之意不能了然,全不足取。从王氏的非难看,严复或者并未完全遵行吴、黄二氏的指教,其“造语”时仍循其以古为尚的取向,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预设的读者;而对于视“言语”为国民思想之代表的王国维来说,只能在少数士人群体中流通的“言语”恐怕不足以代表国民之思想。
其实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语”时也试图使之较“古雅”。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主要是“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具体则多“用中国成语的字汇”(惟“新语却不包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当中国没有适当的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当时的日语本以汉字为主,要翻译西方观念必须借助汉字。且日本人在遇到这方面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思想资源即汉学家。箕作麟祥在19世纪70年代受命翻译西方法典时,没有字典和参考书,“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家请教,亦毫无用处”,才不得不自行创造新词语(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82-283页。其中关于箕作麟祥事乃转引1907年出版的大蔽难逯《箕作麟祥君传》。)。最后一语很值得反思,遇到问题首先向汉学家请教,与翻译时先用成语的倾向一致,皆类似严复的翻译宗旨,当年论争双方却未曾注意及此。
无论如何,王国维以为,不必因日本书之中译者差而“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盖“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节取日人之译语,一则“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来“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I格之虞”。更重要的是,“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他举例指出,日人之译语也未必皆精确,但严复等“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不仅难解,在精密程度上也远不如日本已定之语。盖“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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