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化海外傳播史 刺激啟蒙運動

2008年08月26日 09:10光明日報

南韓濟州島西歸浦徐福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華文化佔有很顯著、很重要的地位，並且在很長的時期內居於領先水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壯觀、風光無限的高峰。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位置，首先在於其內在的創造動力和豐富內涵，以及在各個領域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但是，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一種民族文化，無論它曾經多麼的豐富、多麼的先進、多麼的偉大、多麼的輝煌，如果把自己封閉起來，完全與外部世界相隔絕，不僅難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意義。因此，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顯著地位，更在於它的開放性，在於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於中華文化在海外廣泛而持久的傳播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四次高潮

在歐亞大陸，有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發源地，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但是，中華文化自從其初創期開始，就具有開放包容、積極開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長的同時也不斷地向周邊地區擴展，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農、堯、舜南撫交趾、箕子走之北韓、周穆王西狩以及後來徐福東渡等故事，說明那時已有中國人把初創期的中國文化向域外傳播出去。張騫在西域時，發現當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說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產通過印度傳到了中亞一帶。徐福東渡故事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傳說秦始皇時，齊地方士徐福率數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東渡，最後到了日本，“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在那裏定居下來，再沒有回到中國。徐福給日本帶去了五穀種子和先進的生產工具，還有一部分中國書籍。日本人對徐福帶去的先進文明十分重視，有許多紀念徐福的遺跡，如在紀伊半島的熊野浦，據傳是徐福一行的登陸地點，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宮”等紀念物。南韓濟州島的正房瀑布，據說是徐福途經的登陸地點之一，在那裏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館”。當地的城市叫“西歸浦”，也與徐福的故事有關。戰國後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時，中國多年戰亂，有許多居民移民到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給那裏帶去了先進的大陸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北韓半島和日本列島文化的發展。大概徐福就是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較廣泛的具有實質意義的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還是從西漢時代開始的。從那時起，在歷史上形成了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漢代出現了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的第一次高潮。漢帝國疆域廣大，中華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漸成熟，工藝學術全面繁榮，出現了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鼎盛時期。在這一時代，中華文化從東、南、西三個方面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方位、多層次的廣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輝煌于廣大的地域，初步確立了在世界文化總體格局中的地位。在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歷史上，漢代的張騫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西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通使西域，尋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聯盟。張騫西使歷經13年，備受艱辛，雖然最後並沒有達到聯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實地考察了東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國的實際情況，大大開拓了中國人的地理概念，成為中國官方“開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歷史學家方豪說:“張騫出使西域，號曰鑿空，為中外關係史上空前大事。”張騫之“鑿空”，意味著東西交通大幹線“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闢。“絲綢之路”所指，是從中國的長安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接歐洲和非洲的陸路大通道。這條交通大道猶如連接東方和西方的金絲帶，從漢至明歷1800餘年，一直承擔著中國與歐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重要職能。以絲綢為代表的豐饒的中華物產，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藝術民俗等等沿著這條大道不斷地傳到了中亞、西亞乃至更遠的歐洲。

到唐代，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達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最強盛、最發達的時代之一，中華文化也達到了一個興隆昌盛、騰達壯麗的高峰。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長安成為一個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會融合的中心。各國龐大的外交使團出入長安，出現了“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與各國的貿易十分繁盛，以至於長安、洛陽等大城市裏“胡商”雲集；成千的外國留學生在長安國子監學習中國典籍和學術文化，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經指出:“唐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鄰近的許多民族爭相仿傚，煞費苦心。人們不僅視中國為至高無上的軍事強國，也將其看作是國家與文化最傑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東亞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華文化圈”的東亞文化秩序。“中華文化圈”包括中國本土、北韓半島、日本以及越南北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具有使用漢字、提倡儒學、流行中國化佛教、實行中國式典章制度以及應用中國科學技術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第三次高潮發生在宋元時代。宋代在文化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處處表現出它的純熟和深厚。宋朝特別重視海上貿易，與日本、北韓、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海上貿易都十分活躍，中國商船甚至遠達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到元帝國時代，橫跨亞歐的帝國版圖以及驛站制度的完善，更使東西方的交通暢通無阻。在這樣開放的國際環境下，東西方的交往空前頻繁，使節的往來、命令的傳遞、商隊的貿易、大規模的移民，絡繹不絕，相望于道，形成了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廣闊壯觀景象。中國的許多重大發明，如火藥和火器技術、雕版印刷術和指南針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大規模西傳的。

明清之際出現了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第四次高潮。這次高潮的顯著特點是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充當了文化傳播的主要角色。他們把許多中國學術典籍翻譯介紹到歐洲，並通過撰寫專著和大批的書信，介紹中國的歷史、地理、政治制度、社會生活、民間風俗、文學藝術，在歐洲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對正在興起的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比如伏爾泰、狄德羅、萊布尼茲等歐洲的大思想家，都對中華文化表現出熱烈的讚許和傾慕之情。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成為一個令他們嚮往的“烏托邦”，用來對照批判當時歐洲各國的封建專制制度。與此同時，中國的瓷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大量銷往歐洲，在歐洲各國颳起了持續一個多世紀的“中國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藝術風格。如在巴黎的雨果故居裏，就有一間“中國廳”，是雨果按照自己理解和想像的中國風格設計裝飾的。在歐洲的許多地方，都有按照中國造園理念設計的“中國式園林”。這是一個中華文化廣泛西傳並在近代歐洲社會的發展中留下相當影響的時期。

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夏宮接見馬可·波羅一家

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智慧

中華文化能夠在世界各地廣泛而持久地傳播，並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根本原因在於它的豐富性和先進性。中華民族以其勤勞和智慧，使中華文化的發展高潮疊起，輝煌燦爛，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中華文化以其歷史悠久，更主要的是以其豐富性、先進性和博大恢宏，在世界文化史上獲得了持久的魅力。

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的智慧，突出表現在豐饒的物產上。海外各民族首先是通過那些體現著中華民族智慧結晶的物質產品來知道和認識中國文化的。說到中國古代的產品，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絲綢。“絲綢之路”的命名正反映了絲綢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上的重要性。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到秦漢時代絲綢生產已經遍及全國，同時也是最早大宗出口的貨物，甚至遠銷到羅馬帝國。羅馬城中有專門出售中國絲綢的市場，貴族們不惜重金購買絲綢，錦衣繡服成為富家時尚，元老院的議員們都以能穿絲袍為榮。據說著名的羅馬統治者凱撒曾穿著綢袍出現在劇場，引起轟動，被認為奢侈至極；埃及艷后克利奧巴特拉也曾身穿華麗的綢衣出席宴會，魅力四射。在許多當時的以及後世的歷史學家看來，華貴的中國絲綢的風行，大大助長了羅馬帝國的奢侈之風。甚至有人極而言之，由於大宗進口中國絲綢而造成大量金銀外流，是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一個原因。在中國絲綢大量外傳很久以後，中國的養蠶和繅絲以及織造技術也逐步傳到國外，對許多民族的服飾變化和日常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瓷器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譽。瓷器是一種綜合表現中華文化的特殊物質形態，是多種文化形式的物質載體，體現著中華文化的精神意蘊和藝術意境，體現著中國人對美的感受、趣味和創意。在西方人的眼裏，瓷器就是中國的代名詞，譯成“china”；或者稱中國為“瓷器之國”。大約從唐代開始，瓷器就已經銷往國外。從南宋到明代中期，即從12世紀到15世紀，是外銷瓷最繁盛的時期。瓷器大量外銷，傳播到世界各地，給各國人民提供了一種便利的生活用具，也向他們展示了中華文化的風采。中國瓷器在各國都受到熱烈歡迎。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有一座托普卡帕宮，以收藏中國瓷器著名，其藏品之精美和豐富，堪稱中國古瓷的一大寶庫。從16世紀開始，在歐洲各國出現了追捧中國瓷器的熱潮，把購買、收集中國瓷器視之為去“尋找黃金”。許多王公貴族都以擁有和收藏中國瓷器為榮耀。例如在奧地利的美泉宮，就有兩間客廳的四壁都是用中國瓷器裝飾的；在魏瑪的歌德故居，有一個大陳列櫃，專門展示歌德當年收藏的中國瓷器。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丹麥等國紛紛建立東方貿易公司，派出大型商船，來中國進行瓷器貿易。據比較保守的估計，在18世紀，專為歐洲燒制的“中國外銷瓷”，至少在6000萬件以上。中國的制瓷技術也陸續傳播到海外，北韓、日本、波斯、埃及以及歐洲都學會了中國的制瓷技術，燒造出各種倣中國瓷器。

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如天文、地學、數學、生物學、化學、醫藥學、冶金技術、建築技術等，這些領域的成果都曾陸續傳播到海外。英國著名學者R·G·坦普爾曾說:“為工業革命打下基礎的歐洲革命，只是輸入中國的思想和發明以後才開始的”。“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界並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科技成果，其意義遠遠超出其自身的技術領域，對文化的傳承、人類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對世界歷史的演變，都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作為西方文明發展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受到“四大發明”的刺激和推動，並以此為物質前提的。馬克思曾對這些偉大發明的世界歷史意義論述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世界市場並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古代中國人不僅創造了發達的物質文化和科技文化，而且在哲學、藝術、政治文化等許多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並且和物質文化、科技文化一樣，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處於世界的先進水準，在向海外傳播的過程中給其他民族的文化帶去了中國的智慧。實際上，以上所說的傳播到海外的幾項文化成果，只是擇其要者，述其大概。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幾乎中華民族創造的所有文化成就，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生活，從政治到藝術，從宗教到民俗等等，都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傳播到海外，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影響。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所產生的影響，概括地說，主要有這樣幾點:

(1)豐富了各民族文化的內容；
(2)為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借鑒和參照，在有的情況下甚至是提供了文化的理想模式；
(3)對各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激勵、刺激、開發、推動作用，為它們的發展提供了刺激動力；
(4)啟發了各民族進行文化創造的靈感和智慧；
(5)促進了各民族文化參與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獲得世界性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

西沙光華礁1號沉船遺址表面散落的陶瓷器皿

文化傳播的生命之橋

人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傳播的主要媒介。所謂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就是人際之間的交流與傳播,文化傳播都是通過人的接觸和交流進行的。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你來我往，共同構築了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生命之橋。

自古以來，中國不斷有人移居海外，早期的如前面提到的箕子走之北韓、徐福東渡日本的故事，秦漢時代有大批“秦人”、“漢人”移居日本。唐代發生在中亞的怛邏斯戰役，唐軍大敗，兩萬多唐軍士兵被阿拉伯軍隊擄往中亞和西亞地區，成為一個特殊的移民集團。中國的造紙技術就是由這些被俘的唐軍中的工匠傳至中亞和阿拉伯地區，而後又逐漸傳播到歐洲的。宋元之際和明末清初，有許多漢族人不甘受異族(蒙古族或滿族)的統治，或是躲避戰亂，出現了兩次向海外移民的高潮。19世紀，又有大批華工出國，再次形成了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歷代移居海外的中國人與當地居民雜居相處，把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生活方式、風俗民情、宗教信仰乃至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民族精神帶到那裏，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廣泛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與各國的頻繁使節往來是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的重要途徑。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中國歷代王朝逐步與許多國家建立起官方的正式聯繫，互通使節往來，有的時候使節往來相當頻繁。如日本19次派出遣唐使，每次少的兩百多人,多的有四五百人，規模龐大，歷時悠久，貢獻巨大。實際上，遣唐使更像一個大規模的文化代表團，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隨團成員還有許多留學生、學問僧以及醫生、工匠等等，他們都帶著學習的任務，在唐期間如饑似渴地了解和學習盛唐文化，並將學習的成果以及盡可能收集到的中國文化典籍、佛教經典、詩集以及生產生活用品和藝術品帶回日本。其他國家如新羅(北韓)、大食(阿拉伯)等國也向唐朝遣使十多次。明朝初期還有幾個國家的國王親率使團入華。各國使節親沐華風，直接感受和領略中華文化的輝煌和風采。歷代中國王朝也都不斷向各國遣使。比如明永樂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派出的規模最大的外交使團。這些官方使節的往來，除了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密切雙邊關係外，還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認識。中國皇帝通過來華的使節向外國贈送絲綢、瓷器以及其他中國物品，有時還贈送圖書、歷書，中國使節出使各國時也都攜帶大批禮品。

中國自古以來就與許多國家有著頻繁而發達的貿易關係。著名的“絲綢之路”，最初就是為了國際性的絲綢貿易而由商人們開闢的。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間的兩種形式。官方貿易即所謂“朝貢貿易”，中國朝廷以對各國使節“貢品”的“回賜”形式進行貿易，有的外國使節的主要使命就是來進行貿易的；另外，許多外國使節還攜帶一些本國物產來進行私人貿易。除官方貿易外，民間的貿易也十分活躍。在西北陸路，各國商隊往來絡繹不絕、相望于道，甚至還有栗特人、回回等專事對華貿易的商業民族；在南洋海路，中國商船在宋代時就已駛抵印度洋，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躍。在北韓、日本等東亞國家，與中國的傳統貿易關係持續不斷。近代西方殖民主義侵入東南亞地區後，又經菲律賓開闢了中國通往美洲的航線。通過這些直接的或間接的貿易關係，豐盈的中華物產如絲綢、瓷器、漆器以及其他生產工具、茶葉、各種中藥材、工藝美術品等等大批地、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外。中國的書籍、紙張、筆墨、書法和繪畫作品也是許多商人特別是從事東亞地區貿易的商人們販運的大宗貨物。例如清代中國商人到日本通商，販運貨物之外，書籍也是大宗。幫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就是清代商人幾次舶載進口的。這些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國的和外國的商人，除了進行商業貿易活動外，有時還承擔一些外交使命和文化使命。

從唐朝一直到明清時期，都有一些國家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唐朝的國子監曾接納大批外國留學生，包括來自新羅、日本、西域各國的青年學子，最多時達上萬人。新羅每年在唐學成歸國的就有一二百人。他們學習中國的文化典籍，接受正規的中國教育，成為學習和移植中華文化的骨幹力量。其中還有人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例如新羅在華及第的留學生就有90多人。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中進士第，入朝為官，歷任秘書監兼衛尉卿、左散騎常侍等職，晚年升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與王維、儲光羲、李白等大詩人交誼深厚。唐玄宗愛其才華，不許其歸國，最後終老長安。現在的西安興慶公園內，還有一座阿倍仲麻呂紀念碑。2004年，西安發現一個唐代日本留學生的墓誌，引起中日兩國史學界的轟動。這位留學生名叫井真成，墓誌說他:“國號日本，才稱天縱”，“銜命遠邦，馳騁上國”；“踏禮樂，襲衣冠，束帶立朝，難與儔矣”。這位井真成也和阿倍仲麻呂一樣，在唐朝入仕不歸，“形既埋于異土，魂庶歸於故鄉。”據推算，他大概是和阿倍仲麻呂同期入唐的同學。與阿倍仲麻呂同期入唐的另一位著名日本留學生是吉備真備，他在結束國子監的學業後，繼續在長安學習五經三史之外的各種技藝，包括法律、算術、音韻、天文、曆法和兵法等，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他還刻意收集書籍和工具兵器等，回國時帶回《唐禮》130卷、《大衍歷經》1卷、《大衍歷立成》12卷、《樂書要錄》10卷等。吉備真備在唐留學18年，回國後受到孝謙天皇的恩寵，參與朝政，在刪定律令、整頓釋尊儀式、實行新曆等許多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對於移植唐文化，推動日本奈良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宗教是一種包含多層次內容的文化形式，宗教的傳播是一種影響廣泛的文化傳播途徑。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中華文化的改造和剪裁，變成中國化佛教，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交流中，有許多僧侶不畏艱險，或西行取經，或東渡傳法，如法顯、義凈、玄奘等遠赴印度，在學習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將中華文化介紹過去；鑒真和尚率弟子東渡日本，更是一次影響廣泛深遠的文化使團，被譽為“日本文化的恩人”。與鑒真交誼深厚的日本文學家真人元開著《唐大和上東征傳》，稱讚鑒真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亦如一燈燃百燈，瞑者皆明明不絕”。北韓、日本歷代都有許多佛教僧侶來中國巡禮、請益，回國後不僅模倣中國佛教建制，傳播中國佛教宗派，並攜回大批漢文佛典，還將其他中國典籍、書法繪畫作品和工藝品等攜帶回國。中國化佛教傳至日本、北韓、越南等國，並得到廣泛流傳和發展。此外，宗教的傳播也是多種文化要素傳播的媒介，例如中國的建築、雕塑、繪畫、音樂等藝術形式，乃至中國的工藝技術、飲食習俗、醫藥之學、文學和哲學思想，也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播。中國宋代理學思想最初就是依附於禪宗佛教傳入日本的。

歷代都有一些旅行家和冒險家到中國遊歷，如馬可·波羅、伊本·拔圖塔、鄂多立克等等，他們回國後把在中國的見聞筆錄成書，成為外國人了解中國、了解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料。在這些旅行家當中，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是最著名並且是影響最大的一位。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年，遊歷了中國從南到北的大部分地方。他回國後，在一位作家的幫助下，將在中國的見聞著成《馬可·波羅遊記》，讚頌中國地大物博，文教昌盛，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輝煌文化，向西方世界展現了迷人的中華文明。《馬可·波羅遊記》是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盡描繪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遊記，被稱為“世界第一奇書”，極大地豐富了歐洲人對中國和東方的認識，也大大開闊了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引起他們對於東方的濃厚興趣。有人說，尋找東方是歐洲大航海事業的“意志靈魂”，而這種“意志靈魂”正是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培育和鍛造的。還有人指出，《馬可·波羅遊記》“誘起”哥倫布決心漫遊東方而至發現美洲，正是此書“最偉大之功績”。

西元1世紀初，堪培尼亞(Campania)壁畫上的羅馬婦女，穿著絲綢服裝

鑒真坐像，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禦影堂藏

有關文化傳播的幾點規律性認識

回顧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播的歷史，可以得出一些有關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規律性認識。

一個國家的文化對世界產生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的綜合國力。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是一個沒有間斷的歷史過程。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都有不同的文化內容、文化形式以不同的方式傳播到域外的不同民族和地區。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始終如一的，而是呈現出波浪式曲線的過程。其中最耀眼的是前面提到的四次大的傳播高潮。這四次文化傳播高潮的出現，各有其原因和特點，但共同的方面就是，這四次高潮都出現在中國國力強盛、疆域廣大、和平發展的時期，漢、唐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強盛的大帝國，蒙元更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歐亞大陸交通大開，而至明清之際，特別是康乾盛世，更達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高峰。一方面，國力的強盛帶動了整個社會文化各個領域的創新和進步，出現了文化上的大繁榮、大發展，因而有更先進、更新鮮的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傳播到海外，所以這四次傳播的高潮也都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另一方面，綜合國力強盛的國家在世界上會有更大的影響力，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並且希望了解這種強盛發達的原因，產生學習吸取的願望。

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廣泛傳播和影響，還在於中華文化的開放性。開放性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有人批評中華文化封閉、保守，這是片面的，不對的。如果說清朝曾有過閉關鎖國而使中華文化發展的這一階段呈封閉、保守性特徵的話，那麼縱觀幾千年中華文化發展的總趨勢，則開放是主流，是本質性的特徵。開放性使中華文化保持了一種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態勢、文化傳播和文化輸入機制，而這正是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先人在很早的時候便致力於走向世界的努力，徐福、張騫、鑒真、鄭和、朱舜水、陳元赟等等，代不乏人。他們不避艱難險阻，越關山、渡重洋，與各國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的、經濟的、文化上的聯繫，搭起友誼的橋梁，把中國的文化珍品、文化理念、文化資訊傳播於世界各地。這是一種宏闊的胸懷和氣度。中國人把這種大規模的文化輸出引為文化的和民族的自豪，並自覺地視為自己的文化責任。另一方面，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在大規模文化輸出的同時也廣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斷豐富，更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也由於中華文化的這種積極的輸出和吸納運動，使自己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規模的和強有力的衝擊下，中華文化也能通過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現代化。

中華文化能夠在很長的時間內持續地向海外傳播併發生重大影響，主要原因還在於它的先進性。在世界文化的整體格局中，中華文化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居於領先地位，而且，中華文化的先進性不僅僅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而且是整體性地領先於世界。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就已經創造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長安，宋代的開封、杭州也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前面提到的中國人創造的器物文化，如絲綢、瓷器、“四大發明”以及其他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一旦傳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視和熱烈的歡迎，其原因，不僅是新鮮，而且是先進，給那裏人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許多方便，並且對那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借鑒、刺激、激勵和開發作用。換句話說，能夠大規模傳播到海外並且發生重要影響的是先進的文化形態，而不是簡單的文化符號或異國情調式的調劑和消遣。

文化傳播是通過多種形式實現的。有的文化要素是直接傳播過去的；有的只是傳播某種文化要素的一些資訊，從而使接受者受到啟發；有的是擴大式傳播，一種文化在起點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而接受它以後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還有一種潛伏式傳播，某一文化要素傳播過去了，當時可能默默無聞，而在以後某個時候卻突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總之，文化傳播是一個過程，文化傳播的過程實際上常常表現為一種複雜的多層次的結構模式，表現為一種持續運動著的各個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各層面文化要素的傳播並不是平行推進的，不是平衡發展的。比較而言，物質文化、技術文化的傳播更容易一些，傳播的範圍更廣泛一些。中華文化向海外最先傳播和輸出的往往是中國的物產和技術發明。相比之下，藝術文化、制度文化的傳播要緩慢一些，傳播的力度也相對弱一些；而作為文化核心內容的價值觀和意義體系，其傳播和影響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但是，物質文化、技術文化的傳播，其意義不僅僅局限于物質的和技術的領域，它們還可能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產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因為這些物產和技術發明，還體現了創造者、發明者的精神理念、審美趣味和價值追求，體現了他們作為某一文化共同體成員所接受的文化傳統的濡化和教育。而物質文化和技術文化的輸出，間接地傳達了這種物質產品所包含的精神內容和文化內涵，因而也就使其成為文化整體的代表而傳播併發生影響。

中華文化向海外的傳播，在各地、各民族產生的影響是很不相同的。不僅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不同，而且影響的性質也很不同。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中，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中華文化傳播的內容、這種文化傳播對當地文化的作用和影響，都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一種文化要成功地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一個民族，為其所借用和包容，不僅取決於這種文化的性質和發展水準，而且還要取決於接受、借用此種文化的民族文化發展的水準和需要程度，取決於接受方的態度。當一種文化傳播過去的時候，如果接受一方的文化發展水準還比較低，還沒有達到能完全理解傳播來的文化的程度，或者尚不具有接受它的需要，那麼，這時的文化傳播及其影響就可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相接觸的文化都已經達到完備和成熟的程度，這時的文化傳播雖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但不足以改變接受一方的文化模式和發展方向，不會改變此種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從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來考察，在接受一方的文化處於結構性變動時，處於文化發展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內部增長著要求變革的活躍因素，此時往往對接受外來文化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而較少保守的意識，外來文化的輸入也往往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日本大規模吸收和移植唐代文化的奈良時代，正是日本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折性時期，唐代文化的大規模輸入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社會的變革，也刺激了日本文化出現空前的繁榮。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傳入歐洲的時候，正值歐洲中世紀末期，文藝復興運動正在興起，歐洲社會正處在歷史性大變革的前夜，因此這三項偉大發明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遠遠超出了純技術的領域。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向歐洲廣泛介紹中國的儒家學說和政治制度、社會生活，而當時的歐洲思想界正處在最活躍的時期，啟蒙運動方興未艾，所以中國思想文化的傳播對啟蒙運動起到了刺激和激勵作用，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靈感之源。

任何文化傳播到新的環境下，它所引起的反應，取決於當地文化的特點。因為文化傳播的接受一方，並非是一塊“白板”，而是具有一定的傳統、理念和價值標準的。它們在接受外來文化的時候，往往以已有的“期待視野”模式對外來文化加以衡量，在接受新東西時將其納入這個固有的模式來理解。這是一種“接受螢幕”，外來文化總是透過“接受螢幕”滲入本土文化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接受態勢或接受勢能。當輸出(傳播)方和引進(接受)方接觸、交流之後，便發生從本身定勢出發對外來文化的解讀、詮釋的問題。或者說，接受外國的某種文化要素的社會很可能以與自己的民族傳統相適應、相和諧的方式來對它加以消化和吸收。文化傳播時常會出現這種“再解釋”和“再理解”的過程。解釋者的思考和動機才使得被解釋的文本呈現了新的意義，才使異質文化轉變成為本土文化的內容。這裡必然會發生的是“誤讀”，無意的自然形成的、由接受定勢決定的誤讀和有意的、人為的由“期待視野”決定的誤讀。這樣的誤讀並非壞事，有時候，誤讀正是一種對外來文化的改塑、變形的手段和表現形態。這樣，傳播到國外的中華文化要素，通過接受者的理解、解釋、接受和創造性的轉化，通過這種被賦予了接受者文化的“附著物”、“添加劑”和創造性的“意義”，被融合到他們的文化之中，從而使這些文化要素發生作用和影響。這正是文化傳播—接受的具體形態。

一種文化傳播、“進入”另一種文化，是一種撞擊的過程、矛盾發生和解決的過程。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對外來文化總有某種抗拒性。當中華文化傳播于海外，與其他民族文化相接觸時，必然會發生矛盾和衝突，引起當地本土文化的抗拒、排斥和抵制(這與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時發生的情況一樣)，即使是在中華文化以強大的力量傳播，接受一方對中華文化的傳播持熱烈的歡迎態度的情況下也是如此。中華文化外傳之後，經過文化接觸的矛盾和衝突，經過當地本土文化的選擇和“解釋”，這些中華文化要素被“接受”到原有文化之中，與原有文化相受容、相融合，從而逐漸成為接受一方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接受傳播的民族“民族化”了。這個“民族化”的過程，就是對傳播來的中華文化的選擇、解釋、剪裁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對接受一方原有文化發生實際影響的過程，也是整個文化傳播過程的最後完成。(武斌)

迄今尚存的德國慕尼黑英國園中的中國式塔，建於1789-17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