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南怀瑾

　　　　　 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
　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他这篇文章里，介绍那些商业巨子和大富翁的妙论很多。谈到好货的心理时，曾经举出，像秦始皇这位暴君，对于财富也很重视。当时在四川有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拥有大量的丹砂矿，富有得不得了，秦始皇还特别邀请她到咸阳，待以上宾之礼二同时为她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由此可见财富的重要。不但个人如此，他也说到，国家非财富不能强盛，社会非财富不能繁荣。
　我们看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议论，再来看看明人冯梦龙的一段小文，相互比对，倒是别有一番兴味：
　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今（陶渊明）亦当败兴。倘孔子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否？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
　究竟人寿几何！一生吃着，亦自有限。到散场时，毫厘持不去。只落得子孙争嚷多，眼泪少。死而无知，真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苏陆念先应徐少宰记室聘，比就馆，绝不作一字。徐无如何，乃为道地游塞上，抵大帅某，以三十锰为寿，既去戟门，陈对金大恸曰：以汝故获祸者多矣，吾何用汝为！即投之涧水中。人笑其痴，孰知正为痴人说法乎。

　 寡人好色
　再来看齐宣王讲到好货时，孟子不朝这一方面多作发挥，只是又把重点引向了王道仁政。其实在孟子之前的管仲的思想与理论，乃至在孟子之后的司马迁的思想与理论，孟子都了解，不过他不讲，不走这个路，而始终诱导人君们向“道德”这个方向走，这就是圣人之为圣人也。他告诉齐宣王，你好货没有关系，只要扩充你好货的境界，做到了“藏富于民”，这不是很好吗？其实，他这句话的内涵，已经包括了比他迟生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篇《货殖列传》的精义了。可惜的是，齐宣王听不懂，这一句话头，无法接受。
　这时候，齐宣王的下一招又来了，刚才一招没有推成功，他再来一个太极拳的“野马分鬃”。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是及姜女，幸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说，孟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不只爱财，我还有一个大毛病，我好色。孟子说，不要紧，好色有什么关系。他又提出周朝的太王——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的事迹，他也有好色的档案，在《诗经·大雅·绵之篇》里就有记载，当年太王为了躲避狄人的攻击，要迁往歧山，通宵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骑马出发，沿着漆水、沮水，到了歧山的下面。带着他喜爱的外国太太姜女，到这里察看未来定居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大王的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没有嫁不出去、找不到丈夫的怨女，也没有娶不到太太的旷男。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圆满。现在你齐宣王好色，有什么关系，只要和大王一样，把你好色的心理，扩而充之，使全国百姓都能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岂非是大好事！你怎么还耿耿于怀呢？
　这时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周朝七百多年的天下，诚然是肇基于太王在西歧的仁心德政，而后才有武王伐纣的成功，同时在文化方面也发展出灿烂的成果。周朝的根基，扎得很深远，很巩固，如果我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穷本探源的话，那就还要追溯到公刘迁自的生聚经营。自公刘又传了九世，到大王——古公直父的手里，因避狄乱而迁到西歧，于流离播迁之际，又以百姓的宜室直家为要务，奠下了稳固的政基。
　因此，我们也可说，公刘开始了周代后来的工业，而太王更为这已开始的工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如果拿建筑作比方的话，公刘就好比一个垦荒者，开拓出一块建地。而太王则是架地梁、筑地基的人。文王、武王则负责盖起了这栋美仑美美、坚固耐用的巍巍大厦。所以对于周朝，对于后世几千年来直到今天的中国文化，公刘与太王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私生活上，乃至其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德性，并不像一般只顾个人私欲的庸主。孟子在此举他们为例，而谈好货好色，只是一种权巧方便，借此诱导宣王向他们的功勋德业看齐而已。
　眼看孟子被宣王的一招“野马分鬃”，又推于千里之外，可怜兮兮的。但齐宣王这一招，又被孟子破了，推也推不开，又落了下风。而且，齐宣王也不是什么好色的人，为了逃避孟子，而硬把自己说成是好色之徒，这也是他的可怜之处。
　奈何后世的人，读了这段书，发生了误解，以为太王和齐宣王真是好色之徒。乃至一般好冶游的人，往往引齐宣王这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话来自我解嘲，这真文过饰非了。
　其次，有一点要附带声明的。诸位看了孟子引用的这段《诗经》，或许以为太王专宠了一位妃子。其实不然，因为在夏、商以前，并没有分别后妃的明文规定。国君的太太，都称作妃。所以黄帝、帝誉都有四个妃，而不见有后。一直到了周朝，武王平定天下以后，才确立制度，天子立后，正嫡称后，其他的叫做妃。所以孟子这里所说的“大王好色爱厥妃”，不能视为他冷落元配，而专宠一个姨太太。

　 丑与美
　刚才说过，齐宣王的好色，不一定是真的，他只是用“好色”来打太极拳，企图把孟子推开。事实上他娶了一位历史上最著名的丑女人作夫人，如果他真的好色，怎么会娶那么难看的女人？这五女人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无盐”。其实无盐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名，她是在这个地方的人。她复姓钟离，单名春，用现在南方习惯的叫法，应该叫她“阿春”。这位阿春丑到什么程度呢？依照书上的记载，可真有得看的了。她的前额突出，而且特别宽，当然就形成了倒三角脸。眼睛深陷下去，鼻梁又长得很高，倒似乎有点像现代的西方人。但那时代西方人还没有来到中国，这深目高鼻的样子，在人们的视觉上就很不习惯，太别扭了。还有，一个女人家，居然长了个大大的喉结，鼓鼓地突出来。很可能还缺乏碘质，脖子特别粗大，衣领都包不住。背又是驼的，手指特别长，脚也特别大，头发又黄又乱，像秋天的一堆枯草，皮肤像黑漆似的。假如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可真是不堪入目。当然，这副长相是嫁不出去的，当她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小姑居处尚无郎”哩！
　一天，齐宣王在他曾经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的雪宫里，大摆筵席，招待天下的美小姐们，正在兴高采烈地饮酒作乐时，我们这位奇丑无比的阿春小姐，穿了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来到了雪宫，求见齐宣王。宫门口的警卫们看到她又丑、又脏、又破，当然伸手一把拦住，不让她闯进去。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要见齐宣王。雪宫的卫队长看见她这副样子，居然要求见齐宣王，也许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蛮好玩的。同时，因为太违反常情了，也许真的是什么异人，也不敢怠慢，原原本本，去报告了齐宣王。齐宣王听到报告，也感到奇怪，正是雪宫里美女如云的时候，一个丑女子求见，总该不会来赛美的，于是也好奇地召见了她。见面后，齐宣王问她，你一普通老百姓的妇道人家，今天要来见我，难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领吗？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本事呢？阿春说她会打哑谜。于是齐宣王要她打一个哑谜给大家猜猜。阿春就做了九个动作，把眉毛眼睛斜斜地向上一翻；咧开厚嘴唇，露出一排凹凸不平的牙齿；举起一只手指与手掌长度不相称的手，另一只手拍拍自己的膝盖。做了这么些个怪异的动作，可以说丑上加丑。她还问齐宣王，懂不懂她这几个动作所表示的是什么意思。齐宣王当然不懂。
　于是阿春解释说，我翻眼睛，是告诉你敌国快要打来了，你危险得很；露牙齿，是告诉你，左右大臣都要不得，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她又建议齐宣王不要用王(马雚)、驺衍这班人。她最后说，你好色是要不得的，你应该娶我，表示你好德不好色，而且我非正宫娘娘不干。奇怪的是齐宣王果然娶了她，并且封她为无盐君。这是很尊贵的封号，像当时的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等等，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阿春虽然反对驺衍这一派的人，但却尊敬孟子。总之，从这段丑夫人的记载可以证明，齐宣王并不好色。他自称好色，只不过是和孟子打太极拳使用的招术而已。
　在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上，素来是反对好色的，但很妙的是，却允许帝王好色，三宫六院，甚至更多也无妨，愈多愈好，而且建立制度规章，法令也明文规定。儒家讲了几千年的不可好色，但却没有改变了哪一个帝王这种好色的生活。想来帝王也是教化之民吧？英明的帝王好色，美色只是生活的点缀，并不会影响他的事功。差等的皇帝，一沉迷美色，就昏天黑地去了，亡国灭家在所难免。

　色字诗话的插曲
　讲到历代帝王好色的故事，只要从古代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如果把这些诗词集中起来，一一加以阐述、讨论一番，又可以编辑成有关这方面的诗话了。我们仅仅随意举几个例子来研究。
　唐末的诗人李山甫题《石头城》那一首七律说：“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体。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岂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丽莎烟草石城秋。”这是李山甫在南京，有感于南北朝时代，在此立都，沉迷歌舞女色而亡国的＿名诗。诗的大概意思是说，南朝的皇帝们差不多都是战场上打下来的江山，辛苦多年，流血拼命所争取到手的，结果却为了几场歌舞，转手让人。
　像远古的尧舜，以道德垂拱，结果天下太平，人心归向。而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天下，又继之以严刑峻法，结果却不足以保妻子。所谓“南朝金粉”，当时这座帝王都城，在风流皇帝的奢靡下，不知是何等风光！而今，往日的荣华安在？摆在眼前的，就是这座石头城上的荒草，在细雨之中，摇曳在秋风里。
　这首诗委婉地写出了南朝帝王好色的后果，也提到尧的圣德。后来宋太祖看见了这首诗，叫大臣写下来，在宫廷立了一个碑，希望后代子孙看到这首诗，能够有所警惕。但是到了徽宗，仍然走进了这座窄门。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经常在讨论好色与政治的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一些美人。如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等等，为数很多。其中有人是谴责她们的，也有为她们叫屈的。几千年来，一直在争论不休，不曾得到定论。
　　　　　　 有关王昭君案外的评语
　像清代刘献廷咏王昭君的诗说：“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嗤。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汉元帝时，宫廷中设有画师，把宫女们的像，画给皇帝去选择，以便召幸。当时的画师毛延寿没有把美丽的王昭君画好，以致她未得到宠幸，而被送给外国人了。汉元帝因此非常生气，把那名画师毛延寿杀了。杀掉毛延寿的传说，可靠性不大，因为后人为昭君抱不平，就都想把毛延寿杀掉。
　这首诗是说，一个画师怎么能够评断出一个人的美丑？个人的审美观点，本来就不完全相同的，后宫里的美女，像王昭君这等姿色的，可能还多的是，只因为昭君要嫁到外国，临行前向皇帝辞别时，才被元帝发现了她的美。至于那些始终没被皇帝发现，白头宫中的美女，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表面看来这是为毛延寿喊冤的诗，其实也是对历史评论的反驳。主要寓意，则是对古代帝王后宫美女太多的一种评责。
　昭君出塞的这段史实，不知博得多少人的同声一叹，感叹着红颜薄命的悲凉。另外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则有不同的论调，另持一种观点，也是明代诗人的名诗：“将军杖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死战生留俱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
　这首诗以王昭君的口吻说，将军战士们出关，是拿了兵器打仗；而我王昭君一个弱女子出关去，是遵奉国家的外交政策，通婚和番，嫁给外族人，以谋国家安宁，同样都是奉了国家的命令，远出塞外。多少战士们在国外战死了；而我，身负和平使命，必须活着留下来。死者生者，都是为了国家。如今我这个弱女子，虽然远离故土，到那蛮荒的塞外，终此一生，又哪敢怨叹呢？他这一首诗，把王昭君对国家的忠义之情，推崇得就高了。昭君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作何感想！
　　　　　　 唐代和番政策的感伤
　另外，在唐代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中国西北边疆的回纥、突厥等，在汉唐两代的时候，经常在边界上闹事出问题。而汉唐两代，对边防外族的确是没什么高明的办法。唯一省事的办法，是靠女人来安抚。汉唐两代，是我们声威最盛的时期，可是外交政策上却走女人和番的路线。对大汉天威而言，不能说不是一项污损。如果站在中国妇女的立场来写历史，应该说汉、唐两代外交上的辉煌史迹，大多是靠女性挣来的。因此清人刘献廷有诗感叹说：“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番。”
　唐大历四年，回纥很强，向中国要求通婚，要一个公主嫁给他。当然，皇帝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回纥，于是在后宫中挑选了一名宫女，封为崇徽公主，嫁到回纥去。当出嫁行列经过山西汾州，即将出关的时候，崇徽公主怀着满腔的怨恨，无奈又绝望地伏靠在关口的石壁上，真是凄凄又侧侧。然而，无奈归无奈，绝望归绝望，最后只得狠下心来，尽力一推，把自己推向那无边的塞外，真是一推成永别。美人含悲而去，石壁上则留下了她手掌的痕迹，后来有人在此，立了一座崇徽公主手痕碑，记述这件事情。
　诗人李山甫经过这里的时候，就写了这样一首诗：“一掐纤痕更不收，翠微苍藓几经秋？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澹烟笼着恨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旁与吞声未忍休。”留有崇徽公主手痕的石壁，长满了苔藓，经历了无数的春秋。究竟是谁想出这种以女子和番的办法？我们这些保国有责的男子汉，看到这种事情，不禁要为国家的声威而感到羞耻。这名女子为国牺牲的事迹，虽然像山上的花香一样，随着寒雨而逝，被人们淡忘了。可是那满含着幽怨隐恨的手痕，却仍然笼罩在烟云中。这汾河里的水，似乎也通晓人意，仍然伴着这石上的痕迹，呜咽地流着。
　前面说到李山甫悲南朝那些风流皇帝的诗，有多少兴亡慨叹！同在唐代，名诗人韦庄的七律咏南国英雄，也是令人吟后荡气回肠，啼嘘不已的。他的诗说：“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自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毕竟霸图何物在，石麒麟没卧秋风。”他感叹南朝各国的几十个帝王英雄，互相争夺，此起彼落，不但国与国争，姓与姓斗，甚至骨肉相残。虽然强者一时得势，不久又可能被人踩到脚底。到头来，国也好，家也好，权也好，势也好，都不过是一场幻梦。所谓“南朝金粉”，由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繁华的盛况。但也只是“想见”而已，不但是现在无众目睹，就是距离那个时代很近的韦庄，也只见到残花旧苑、落日青山而已。表志功业的石麒麟，早已湮没在秋风荒野之中，徒然使人悲吊那江令、谢公。试问当年的霸业，又留下了什么呢？这是人生的感慨，乱世的悲叹！也是站在另一角度的政治哲理吧！这似乎是对只求现实权力者的一种告诫。其实看历史文化，也不必如此的悲叹。宋代谢涛一首《梦中咏史》吟得好：“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洽生民。”现实的权势过后必然落空，而一种正确的文化思想，如周公孔子的仁义之道，则是千古不变的。
　从这些正面反面的诗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我常常告诉这一辈的青年人，如果不深入中国的诗词，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形态与结构不一样，中国文化的文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的诗词里往往都含有哲学思想，而高深的哲学思想也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来表达，尤其喜欢透过有节奏、有旋律、有音韵美的诗词来陈述。
　这些有关“好色”的正反两面的文哲思想，颇为有趣。同时也看到，在历史上和女人有关的政治资料，以及各种不同的见解。
　杨贵妃的翻案语
　顺便，我们再看看有名的杨贵妃。历史上说，由于唐明皇的好色，引起了安禄山之乱，因此部队发生了兵变，把唐明皇所喜欢的杨贵妃，活活吊死在马鬼坡。后世有许多诗文骂杨贵妃，也有许多诗文为杨贵妃叫冤。在唐明皇之后，那位喜欢吃喝玩乐，说他自己打球的技巧可以考状元的僖宗皇帝，为了避黄巢之乱，逃到四川，经过了当年唐明皇避安禄山之乱，吊死杨贵妃的马鬼坡。于是就有人在马鬼坡的驿馆题了一首诗道：“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也有人传说这首诗是罗隐作的。他咏叹说，马鬼坡的杨柳树，和以前一样，正是诗情画意的时候。唐朝的末代皇帝僖宗，又是为了逃难远离宫城，路过此地。玄宗地下有知的话，应该会说，你们这一次出的乱子，再也不会推到我那位杨太妃身上来了吧！（唐玄宗小名阿蛮）这是为贵妃所作翻案文章中最精彩、最有趣的一首诗。

　　　　　　 再说寡人好色的公案
　我从前读《史记》读到《越世家》的时候，有所感触，曾写下这样的一首七言绝句：“玉颜不意自成名，当日那知事重轻。存越亡吴论功罪，妾身恩怨未分明。”历史上的美人不少，而被议论得最多的，乃至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恐怕是西施了。她之所以在几千年后，还有这许多人研究她，讨论她，批评她，歌颂她，扮演她，除了归之于“命运”外，恐怕很难有更好的理由了。其实她自己不过是诸暨乡芒罗村里，一个以卖柴为生的樵夫的女儿。可能是因为常常挨饿，罹患了胃病，就常常扪住胸口，皱起眉头。那样子也怪惹人怜爱的。乡下人嘛，在村里村外走动的，看到她那娇弱的样子，和一般粗野的村姑大不相同。男孩子都认为她很美，别的女孩子也跟她学起来，于是名声就传出去了。这时越国被吴国打败了，带了仅仅五千人。困在会稽这个小地方。为了找美女献到吴国去求和，地方小，人口少，西施就被负责选美的范蠡选上了，把她送到吴国去。在她当时，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可以多得一些赏钱，孝养她的父亲，哪里知道这许多国家大事的重要性。后来越王勾践灭了吴王夫差，报了仇。站在勾践一边的说她好，而为吴国说话的则骂她是罪人。直到现在，她在历史上的恩怨是非，还没有定论。
　其实不论是功是过，都是后世的人，借用了她这一个出身山村美人的遭遇，来发挥自己对历史的政治哲学观点，或者抒发自己的一些感触而已。对于西施没有多大的关系。当我写出上面这首诗时，我的儿子说，好像曾经看过古人有同样的句子，但是出自哪里，一时找不出来。所以在此特别声明，“书有未曾经我读”，有些与古偶合，事非得已。不然，被别人发现了，还以为我犯了偷诗的盗窃罪呢。
　像上面这类的诗文很多，虽然大家会喜欢这一类文学作品，但这里到底是研究《孟子》这本书，如果反宾为主，再继续引出这类诗词来讨论，那就有太过好色之嫌了。（一笑）就此打住。
　 人事行政
　我们讨论到正题上来。孟子和齐宣王之间，“打太极拳”也好，“打篮球”也好，两个人推来推去，看来蛮好玩，也都蛮可怜。但齐宣王始终很尊重孟子，尽管他不接受孟子的意见施行王道，自然他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而孟子也真的看中了齐宣王，其实齐宣王也真是蛮可爱的。在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中，讲实在话，齐宣王是比较好的一个。
　现在，孟子和齐宣王两个人推了半天，都推不出一个明堂来，于是孟子改变拳路，拿出大洪拳，硬碰上去。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上。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有一天，孟子对齐宣王说，假定你齐宣王的部下中，有一位大臣，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托给一位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去访问，等到他出国回来的时候，妻子儿女都已经冻死饿死了。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对于这样的朋友，很简单，不理他。孟子又说，如果你下面的执法官员，没有好好尽职做事，那你怎么办？齐宣王说，那只有免了他的职位。孟子于是紧跟着问，那么一个国家的不安定，这个责任问题怎么办？齐宣王被他这么一来，大洪拳的打法太硬，吃不消了，只好不理他，随便找个其他的话题，岔过去。齐宣王此时好像和孟子下象棋，被将了一军，进退两难，下不了台了。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通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回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将了一军之后，接着就使出柔道，乃至西洋拳击，硬拼硬打的都上场了。这个时候，大概孟子也看出苗头不对，准备收拾行李要走路了。（这是孟子第一次离开齐国。）所以又一次对齐宣王说：
　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指年代的久远，而是指文化根基的深厚，因此，参天的古木，不足以代表文化故国的气息。兼备功勋德业的世臣，才是一个文化故国的精神表率。现在您不但没有这一类的大臣，就是连真心忠于您，亲近您，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也没有。过去有人推荐了人才给您，虽然您也立即录用，可是过不了两天，把这个人的名字都忘记了，甚至于他因不被重用，悄悄离开了您，您都不知道。这怎么可以？
　实际上，齐宣王最大的毛病，在于他不能真心信任臣下。后来他的儿子——齐湣王继位，变本加厉，更不能全心全意信任重臣。苏秦的弟弟苏代看出了他的弱点，报告了燕昭王，于是燕国打败了齐国，使齐国一蹶不振，几乎至于亡国。这一次，齐宣王很可能被孟子上一次大洪拳式的谈话，打得太厉害，答不出话来以后，齐宣王把他冷落在一旁，两人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了。
　齐宣王听孟子这么说，也只好敷衍地问，我下面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不好，应该免了他，不用他呢？我实在无法考核啊！孟子说，用人本来是有人事制度，可按照制度办理的，但是真遇到人才的话，就不要拘泥成规，应该越级拨用，使得不尽其才。接着孟子就对人事考核的几项原则，作个解说。
　这个原则，孔子也曾经提到，在《论语》中有过记载。孟子的观点和他完全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如果您左右的人都说他好，您不可以因此认为他好；您的高级干部们也说他好，您还是不可以认为他就真好；即使全国的人都说他好，您还是要慎重，加以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他真的很好，然后再用他。相反地，对于不好的人，也要这样一一查询，再经过仔细的审核，发现了他的确很坏，实在可恶，然后才可以不用他。这样，即使您下命令杀了这个犯罪的人，也等于是全国的人要杀他的，谁也不会怨恨您。要做到了这个样子，然后才可以为民父母。
　其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全国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弟，予以教养爱护，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就是老百姓最好的父母官。后世的人怕得罪帝王，而说地方官为民父母，就是脱胎于此，演变而来。
　现在我们再次深入研究这段文章，这章书，是孟子在齐梁之间自己的笔记，至少也是门人记录，或者经过他自己看过、核定过的。可是这一段的内容，好像是凌空而来，与前后文的内容都不相衔接，没有关连。据我研究的看法，孟子和齐宣王两个人，一路打“太极拳”玩推手，推来推去，推到最后，孟子忍不住，突然猛击一拳，“跆拳”都上了。“跆拳”一上，齐宣王被打怕了，干脆不和孟子见面。
　隔了一段时间，孟子有一天硬是轧一脚进去。见了面，孟子又改变拳路，来一套“形意拳”，骂他一顿。这就是上面的一段话。这一段的开场白等于说，你请了客人来，又不请他入席，这怎么可以呢？当然孟子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圣人，只说他请来的人，如果悄悄地离开，他都会不知道。而齐宣王对他的答复——并不问有哪一位圣人贤人我没有用他，只说：“吾何以识其不才不丽舍之？”我怎么知道谁是饭桶而教他走路呢？这句话使得身为贵宾的孟子，听来很是难堪。孟子自己知道，很难在齐国再待下去了，可能很快就要走路了。所以才有“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国人皆曰可杀”这三段话。因为孟子前面的“士师不能治士”和“四境之内不治”这两句话，把齐宣王和大臣们都骂进去了。这一拳是打得很重的。
　可见这时，齐宣五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可以怀疑，包括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如苏秦方面的人，甚至孟尝君的门下客，都可能从中捣鬼。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高明柔克
　说到这里，又使人想起清初乾隆时代的重臣孙嘉涂一篇奏议，也就是后人称为《三习一弊疏》的大文章。后来曾国藩到了功成名遂，威望足以震主的时候，他从实际人生的经验中瞻顾上下左右，忽然想到了这篇文章，极为主张大家去细读。一方面是对湘军中如他的兄弟曾国荃等将领而发，一方面也是希望清廷能够警觉，不要生起疑忌之心。
　其实，任何一个事业的主脑人物，到了功成名就的时候，都可能有这种情形发生。无论是政治财经上的领导人物，或工商业的巨子，乃至学术教育界的权威，都必须一读此文，深切省察，以永保成功。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孙嘉淦的《三心一弊疏》，是对升平时世的明主，如乾隆一类的老板讲的。换言之，中人以下的历代职业帝王们，还不足以语此。忠言逆耳，古有明训。讲话固然不容易，能够接受，能够听话的更难。只有高明的人，才肯接受逆耳之言。孙嘉淦的学养人品，素以审慎谨愿著称。如果他碰到的主子不是乾隆，大概也不会有这个奏本了。
　因为孟子对齐宣王讲了这段话，使人想起距离孟子两千年后，有孙嘉淦指出，身处如齐宣王一样的环境和地位的人，应当要自己警惕的重点。所以特别附录原文，以供大家参考研究。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已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鸣原堂论》文云：“乾隆初，鄂、张两相国当国，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以比之典漠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纯庙御字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囗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与沉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闻三大习者，余自反实难免。沉弟属官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此其问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沤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关于孟子这一节，除了上面所讲的大义以外，另外联想到几个重点，可以加以讨论。

　世臣巨族门第之见
　第一，是孟子对齐宣王提拔人才，引进人才的用人制度问题。由本节文字上“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措词看来，再加以历史上对历代人事行政的记载来参考，大凡要奠定一个新时代，开创一个新局面的时候，用人都不是依照治平时候的人事制度，都有一番新的气象、新的局面。等到天下安定以后，加上时间的历炼，用人行政便不能不上轨道，要依循某种人事制度法规来进用，这也是古今不移的演变。一种制度施行久了，渐渐纰漏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趋势。
　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故家世族，功臣遗荫，每每在政权体制的成规下，演变成左右政权，把持朝政的形势，成为政坛上的大包袱、大障碍，这也是历史上必然的趋势。例如两汉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权势，影响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结构。
　唐代新兴，在开创基业的时候，一个新的局面打破了这种陋习。但自唐太宗以选举考试取士以后，经过历史年代的累积，门第世臣的弊病还是照样发生。在盛唐的时候，如众所周知的李白、韩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还不是到处上书，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们加以提拔。也有少数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赏识，所谓“拔识于稠人”之中的，因此成为千秋佳话。“稠人”就是普通的群众的意思。如郭子仪在未得志时，由于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后来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仪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这些历史资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种反映。
　到了晚唐的时候，在政坛上就有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党派之争。李德裕乐于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们，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起用新人，后来李德裕被世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内阁改组之后，被贬逐到岭南去。当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名诗，就是记载晚唐历史上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清，每个历史朝代，这些同类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较最为悲惨严重的，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铜之祸。
　派系党祸之争
　第二，是孟子讲到身为一个领导人的用人之道。无论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坏人，一个领导不能随便听信人言。甚至全国人都说其人可杀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必须由“明主”来自决自裁。这种用人行政之道，在历代帝王专制的史实上，有太多数不清的资料。尤其中国历史的史家，特别强调历代的明主、贤君们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规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话说回来，引用人才的最后取决裁定之权，全仗明主、贤君们的聪明智慧，由他自己的好恶来选择，也实在太难了。到底明主之所谓“明”，贤君之所谓“贤”，他的明，他的贤，到了什么程度？而且真明真贤之主究竟有多少？实在都是问题。历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亲自在诗上说：“待子心肯日，是汝运通时。”这是极权性的坦白表达。他说，等到哪一天我心里高兴，愿意给你官做，给你富贵的时候，你的好运气就来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况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主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因为人事制度不上轨道，取予裁夺，升降生杀之权，往往系于人主一时的喜怒，或出自党派的倾轧。因此，历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数不清的。在升平的时代，如唐、宋的党争，所谓君子与君子们在学术思想意见的争执，而形成政权上的排挤倾轧。末落的时代，则有如汉朝、明朝的党祸与派系之争。至于晚唐五代的乱世，好恶生杀之权，完全出于人主们的自决，那就更惨不可言了。这种历史的事实也很多，我们只要看看晚唐诗人杜苟鹤吊祭朋友的几句诗，便可知道了。杜的诗说：“杀戮眼中皆名士，几人安稳到黄泉。”以及他的“四十年来人杀尽，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钟离权一首诗：“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这是多么悲哀的局面啊！当然，这些都是乱世的现象，好像与本题不大相关，其实是有关的。
　随便信手举几个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实来说，如刘宋时代的杀檀道济，宋代的杀曲端、岳飞，甚至如明代的杀于谦等等公案，这些罪过，都是由于人主们专权裁决之过。历史上在政坛的冤狱，岂只是少数而已！
　至于由派系倾轧、政见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两党之争，都标榜圣贤之学。如二程夫子等人与王安石，以至到苏东坡，这些正反双方人物，总不能算是坏人吧！而任侠好义的苏东坡，几乎也身遭不测，如果不是宋神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再三维护，恐怕苏东坡的性命，也早已不保了！我们且看看苏东坡最倒霉的时候，关在牢里，听到要被杀头的谣言，非常恐惧痛苦而作的诗。这时唯一令他安慰的，是浙江杭州一带的人们，为了他，请和尚道士念经，替他祈求消灾免难。他的诗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几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卿知葬浙江西。”他在狱中做了这两首诗，自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最后又自注：“狱中闻杭（州）湖（州）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他作了这两首诗，拜托看守的狱卒梁成寄给他的兄弟，当然被侦察的人员拿到，不知道如何又传到宋神宗那里去了，皇帝看了也很难过，便说：“我并没有一定要他死啊！”因此反而没有事被释放了。以苏东坡的旷达才情，真碰到要命的时候，也还是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甚至也会：“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是多么的可怜。像这一类的事件，又完全靠那个为人主的皇帝在左右大臣们皆曰可杀时，作了聪明睿智的决定，平反了他的冤枉。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是皇帝的老祖母。所以当太皇太后死时，苏东坡痛苦极了，他又写下两首名诗：“巍然开济两朝勋，信矣才难十乱臣。原庙团应调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圣犹贪位，明德惟贤不及民。月落风悲天而泣，谁将椽笔写光尘。”“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一声恸哭犹无所，万死酬恩更有时。梦里天衢落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关睢卷耳平生事，白酋累臣正坐诗。”自注题为：“十月二十日，恭闻太皇太后升遐，以轼罪人，不许成服，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二章。”这里所说的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她是名将名臣曹彬的孙女。他在诗中所说“先王何止活千人”，是指在宋史上，仁宗皇帝和皇后，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应该说，都是读通了孔孟之学的吧！
　我们牵扯了这些历史故事，都是为了讨论孟子和齐宣王对话的主题。当然，最重要的，由此可见孟子当时在齐国受排挤、受威胁的严重性，所以有不得不走的趋势，同时他所说对于用人行政的主旨，在当时封建制度的君主专权之下，不好太明白表露出君主必须要尊重人民，实行民主法治。但今日民主法治的要义，也已经隐约在其中矣。
　　　　　　 民主难，法治也不易
　第三，讲到选拔人才和用人的民主法治，我们拿孟子在这一节说话中的语意，来证之于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民主法治下的各种形态，也会有很多的感想。过去历史上一切的决定权，都取决于君王，实在是不合理，毛病很大也很多。但真正的全民民主可也真难说，要讲真正的全民民主，先决的条件，除非是真正做到全民都是圣贤。至少要全民的教育水准、学识修养都能达到一致的水平才可以。不然，千万不要忘了群众有时的确是很盲从盲动的。众人之纷纷，不如一士之愕愕，那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国人皆日如何如何，也并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是非善恶。因此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他的主张的确具有百分之百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必须靠君主的聪明睿智了。我们放眼看今日西方文化的民主，尤其如美国模式的民主，群众所公认选举的，又何尝一定全是好的？至于幕后操纵在资本家手里的暗潮，更不必谈了。
　现在转回来再说孟子当时对齐宣王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虽然不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三点那样具有严重的威胁，但齐宣王已经很不是味道了。总之，无论是天下大事如国家的拔用人才，小则如一个公司行号，乃至一个小小团体，人挤人，人排人，总是难免的。因为人这个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个当主管的、当家的，一定要切记“士无论贤愚，入朝则必遭谗。女无论美丑，入宫则必遭嫉”的原则，然后处之以仁义，运用以智慧德术，或者效果会好得多。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代纣，有诸？”孟子对四：“于传有之。”曰：“臣武其君可乎。”曰：“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对圣人怀疑的趣话
　上一次孟子打形意拳式的讲话，大概说得齐宣王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有一次和孟子谈起来，他问孟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去，武王出兵牧野攻伐纣王，有这件事吗？夏朝的末代皇帝桀最暴虐，弄得民不聊生，于是他的大臣成汤兴起，把桀赶到蛮荒的南巢去，汤取而代之做了君王，称为商朝。而殷商的最后一代后帝纣王，也是因为暴虐，而周武王起兵把他杀掉，也取而代之，这是大众都知道的过去两次历史上所谓真正的革命。现在齐宣王对这历史革命发生了怀疑，而提出来问孟子，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
　怀疑历史是件有趣的事，写《厚黑学》的四川人李宗吾，又自称是“厚黑教主”。所谓“厚黑”，脸厚心黑也。这位“教主”也是我相识中的老一辈朋友，其实他本人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只是喜欢写反面文章来讽世而已。这位怪才，也是怀疑尧舜之为圣人的问题，还说这是他的发明，其实他前辈同宗明朝的李卓吾，已经开其先例。还有明朝末期的一些名士，也曾提出尧舜的禅位问题来讨论过。《木皮散客鼓词》里也是怀疑尧舜的，其中有一段就说到尧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无能，怕他将来保不住江山，被不相干的人夺去，就太可惜了，而见到舜很孝顺，又有能力，所以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把舜收为了自己的女婿，女婿是有半子之分，由女婿即位做了皇帝，那么自己的儿孙，还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而李宗吾的《厚黑学》立论，却完全是从李卓吾和《木皮散客鼓词》上学来的，可惜他死了，如果还在的话，见了面，我可一定要骂他不老实，侵夺了别人的著作权。其实对于历史的怀疑，由本文便可证明齐宣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
　孟子碰到这个问题，知道不大好答复，但是他答得很高明，完全用外交词令说，在古书上是这么说的。言外之意，还可能“待考”呢！齐宣王说：这不是臣属的叛逆行为吗？为人臣怎么可以杀国君呢——齐宣王可忘记了，他回家的上代田和，何尝不是这样把姜太公的后代吕贷——齐康工送到海边，而篡了王位而当起齐威王来，吕氏主祀就此断绝的。
　但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了历史性的解释，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哲学，提出了两个观念。他说，这不是巨弑君，不是叛逆。只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违反了仁道，就算是坏人，就叫“贼”，不够资格做领导人。违反了毁坏了义理和道义的，就叫做“残”，他是冷酷无情的、是心智不完整的、精神有缺陷的人。这种贼仁残义的人，就是“独夫”。所以汤、武的革命，只是去掉一个独夫，并不算是叛逆的行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哲学，儒家大部分都强调这一点，在我看来，这是历史上的问题。司马迁虽然没有标明，但隐约间也透露了，他并不同意孟子这种看法。
　除了司马迁以外，后世写历史的人，一直依照孔孟的这种思想，不敢有丝毫违反。不过，中国几千年来，对这个历史采怀疑态度的人很多，只因在儒家的权威之下，不敢过分反抗，所以这一方面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太多，现在提几则小故事来看看。
　在古人的笔记资料里，提到唐代名臣高定，他在幼年七岁时，读《尚书·牧誓》这一篇，里面说周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这个地方，誓师讨伐纣王的故事，也就是孟了这里所说汤、武革命的事。高定就对他父亲高郢说，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用兵杀国君呢？高郢说，这件事是应天命顺人事的事情，不比一般的叛逆。孩子都是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于是他追问父亲说，听话的人，连他已经死的祖宗三代都会得到奖赏。不听话的人，就要被杀掉，这难道也叫做应天命顺人事的事吗？结果他的父亲答不出话来，拿出不任何理由对他解释。
　这高定的思想，也不能说他不对。所以后世有些人，对于儒家过分强调标榜的思想，往往持高定这一类的态度。人类的思想观念，在有了怀疑时，提出来讨论，才可获致真理，否则过分强调某一思想的权威性，另外又过分压制别的思想，则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另外一个故事，宋代的名儒李靓（字泰伯），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人，文章也写得很好。但他素来不喜欢佛，也不喜欢孟子，常常骂佛，骂孟子。他喜欢喝酒，有一天，一个政坛上地位很高的朋友，送了他许多高级名酒，他自己家里也做了些好酒。有一位读书人很想喝他的酒，但又喝不到，知道他喜欢骂孟子、骂佛，于是作了几首骂孟子的诗送给李泰伯，第一首诗是关于孟子说尧舜事：“完凛损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他说历史是很难相信的，有许多舞弊不光彩的事情，未必会写上去，但孟子偏偏去相信历史，真是不够聪明。有些史料，是否有问题，还不得而知。至少在《孟子·万章篇》中记载完凛捐阶的事。是说，唐尧当皇帝的时期，自己非常俭朴节省，住的也只是“茅茨土阶”而已，但赐给舜仓凛和牛羊。以后，舜的父亲与异母弟弟象，想害他，叫他爬上仓库顶上去整修仓顶，却在下面放火烧他。结果舜在事前已受到两位太太的指教，把预先穿上去的大衣服张开，像飞鸟一样地跳了下来，安全地逃出这场火灾。后来，又教他去凿井，然后投井下石想压死他。结果，舜又经太太的设计，预先在井的内壁旁边，打通遂道，压阶而上，安然无恙地出来。这首诗说，舜是尧的女婿，岳父作皇帝，舜的弟弟怎么敢去杀他。所以孟子相信历史的记载，实在很傻！
　他的第二首诗说：“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他批评孟子的话说：孟轲说齐国有一个人，在外面讨饭为生，而家里却有一妻一妾，哪里有讨饭的能娶得起两个老婆，而且邻居们哪有这许多鸡给他偷呢？还有孟子那个时代，中央政府，周朝的天子还在那里，他应该和孔子一样尊周而讲王道，何以他不到周天子那里去帮助中央政府推行仁政，反而去游说齐国、魏国的诸侯，还想把他们培养成功，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不对么？我们知道，孟子是赞成汤武革命的，并不像孔子是主张尊周的，这也是事实，而这位读书人就凭相隔几千年的习惯和想象来骂孟子。李泰伯读了他这两首诗，引为知己同志，大为高兴，请他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谈话骂孟子，连过几天，也骂了几天，把所有的酒都喝完了，这位读书人也走了。
　几天以后，又听说有人送酒给李泰伯，于是这个书生不作诗了，作了三篇文章，名为《仁义正论》，都是骂佛的，送去给李泰伯。李泰伯看了他的文章后，知道这书生又是想来喝酒的，于是笑笑说，你的文章真好，可是上次的酒都被你喝光了，弄得我自己好久都没有酒喝，非常难过，对不起，这一次你尽管骂佛，请原谅我再不敢留你喝酒了。
　金、元时期的名诗人元遗山，有一次，经过殷商的首都朝歌，也对武王伐纣的历史，兴起怀疑的感慨，他曾作了《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诗。其中的两首，也牵连到尧舜的“茅茨土阶”和纣王的造九层台，以及后来的墨子，因路过朝歌，对地名常有歌乐意味的反感，就立即回车、不肯经过朝歌的历史故事，提出怀疑的评论说：“黄屋何曾上作阶？祸基休指九层台。书生不见千秋后，枉为君王泣玉杯。”“墨翟区区不近情，回车曾此避虚名。采薇唯有西山老，不逐时人信武成。”
　其实，对于尧舜禹三代禅让传位的怀疑，以及有关汤武革命地批判，都是后世人吃饱了饭很无聊的闲事。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在古文的记载上，明明告诉我们是“禅”，是“让”，已经很明显地说出“禅”，就是退位递补的意思。“让”，就是让送的意思。既然又让又禅，其中多少有些过节，但在过节当中，毕竟很坦率自然地把自己一手所掌握的天下权位交出去，并没有恋栈而不舍，也没有交了以后有怨恨的，这就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他们所以能够如此做，当然道道地地可称之为圣人的行为，又何必多此一举，用后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证古人也必如后人的勾心斗角，而且是必须要把它拉到和自己当代同样的坏才算是合理？这岂不是读书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余的致命伤吗？
　对汤、武革命的疏解，也是一样，古书上明明告诉我们这两代的历史事件，是革命性的，事实上，也说明是出兵去征伐的。可见古人并没有文过饰非，故意加上那些好听的名词来骗后世的人们。只因为桀纣不道德，虽为全国之君，而弄得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劝又劝不听，谏也谏不了，要他改又不肯改，谁也阻止不了，那么，汤、武不起来革命，难道要全国的人民生命财产完全毁于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君手里，才算对吗？所以汤、武起来革命，充其量，也只能说出于被迫，不得已而倒行逆施，然后归之于正。何必另加曲解，硬认为他是蓄意图谋叛逆，早就想取而代之了。例如现代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全民革命的全盘经过事实，也便可以证明真正革命的意义，确是出于不得已，确是抱有一种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志愿。如果硬要说汤、武的革命早已别有用心，则也可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是读书人思想上的恶性瘤。至于后世的儒生们，硬要把汤、武征诛，汤、武革命，加上极其冠冕堂皇的文句，强调应天顺人，那也只能视为秘书人才的文告手法，必须如此写作罢了。有人善用文词，便写成了应天顺人。读通了书，懂了道理，这些只是文字上的花枪，又有什么稀奇。不过，自从汤武用过“革命”一词之后，后世的变乱，甚至是抢劫、残杀，也便借用了什么革命等等的名词，这就等于老子、庄子们所说“仁义”一词，被后人假借乱用之过，两者实在不可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思想上、文词上、论理上的是非——逻辑问题，并非人事上实际的善恶问题。如果把文字逻辑的是非问题，硬用到实际人事上的善恶问题，有时候，会使你产生无可挽救的偏差。不过，这个专题的确也很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必须另作一个专题，在此只好打住，不再多做讨论了。

　　　　　　 学非所用用非所长论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臣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有一天，孟子再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假如你要建筑一座巨大的宫殿，一定会命令负责工程的人，先去找很高大的木材——古代还没有钢筋、水泥，只有找大木材了——负责工程的人，找到了高大的好木料，你一定很高兴，认为他了不起，能够胜任这件工作。当然，从森林中砍伐来的原木，还不能立即拿来作梁、作柱，一定还要经过加工整理，用斧用锯，修整到合用为度。结果你看到他们把得来不易的大木头削小了，你一定很生气地认为他们没有善尽职守。一个人从小学一样东西，等长大了，要施展所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不要管你所学的那一套，跟我走，照我的办法就好了。你齐宣王想看看，结果会是怎样呢？
　再假定现在有一块很好的玉石在这里，虽然价值达二、三十万两黄金之巨，也一定要“使”琢玉的工人依他的学识技术，把它雕琢好才可以。你现在虽在寻求治理国家的人才，但你却要求那个人放弃平生所学，跟着你的方向，照你的办法去做，这样岂不等于叫琢玉的人，放弃他所学的技术，照你的办法去琢玉一样，这怎么行得通呢？
　这一段的背景，是孟子在齐国已经逗留好几年了，很不得志，孟子很着急，不得不像下象棋一样，要将上一军了。他对齐宣王说了这么多话，齐宣王一动也不动，没有听他的意见实行仁政，似乎有一点点震动了孟子的浩然正气，好像胡子都翘起来了。
　说到这里，可看清一个事实，凡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了学问以后，想实行他的理想，有所作为，在际遇不好，机会不来的时候，都是这般痛苦的。过去如此，将来也还是一样。读了这段书，仔细想想，真令人不禁有许多感慨。中国过去有句俗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人对于文学、武学，叫做文艺、武艺。古人这个“艺”字用得非常好，不管是文学、武学，或任何学问，修养到了艺术的境界，才算有相当的成就。学武也是一样，学到了相当的程度，才称得上武艺，入于艺术境界，也就是所谓“化境”。不像日本人，有所谓一段、两段，一直到九段。日本武术的分段法，是由中国佛家禅宗的“浮山九带”蜕变而来的。）上面引用的这句古话，相当深刻，从这句话来看，人都有不满现实的情绪，尽管学问好，本事大，卖不出去，也是枉然。孟子卖不出去，孔子也是卖不出去，在《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说的：“沽之哉！沽之哉！”结果到了流动摊位上，还是卖不出去，永远是受委屈的一副可怜相。孟子也一样，现代和将来的人也是一样，卖不掉的时候，都很可怜。这就是世间相。过去是将学成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现在呢？是卖给工商巨子、大资本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沿街叫卖闹莲花的，又岂止是我们位亚圣夫子而已。
　另一方面，那些大老板的买主们，态度都很令人难堪，不但是讨价还价，苛求得很，有时候对知识分子就像对上门兜售的小贩一样，看也不看一眼，一挥手，一个劲儿地比着：“去！去！去！”你把黄金当铁贱卖给他，他也不理，就是那么个味道。
　我在小的时候，父亲告诫我两副语体的对联说：“富贵如龙，游尽五湖四海。贫穷如虎，惊散九族六亲。”另一副说：“打我不痛，骂我不痛，穷措大（现在叫穷小子）肝肠最痛。哭脸好看，笑脸好看，田舍翁（现在叫有钱人）面目难看。”活了几十年后，对人间事阅历多了，回头再想这副联语，的确是世间的淋漓写照。孟子的仁义之道，在齐宣王那里兜销不出去，他也不想再看这副脸色了。
　在古代，尤其春秋战国间，知识分子第一个兜销的好对象，当然是卖给人主——各国的诸侯，执政的老板们。如果卖出去了，立即就可平步青云，至少可以弄个大夫当当。其次，卖不到人主，就卖给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尝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谓卿大夫之流，能够作他们的座上客，也就心满意足了。实际上，名义虽称之谓“宾客”，也不过是一员养士而已。如弹铗当歌的冯谖，即是如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曾经下了逐客令，当时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临行之时，上书劝谏，秦始皇觉得有理，于是收回成令，李斯后来因而得以重用。虽然如此，各国诸侯的灭亡，对养士风气不能说不是个打击，这一阶段的读书人，是比较凄凉悲惨的，大多流落江湖，过着游侠的生活，这就是汉初游侠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攀龙附凤——读书人的通路
　汉代的初期，差不多也还有秦代轻视读书人的风气。秦始皇焚书坑儒，固然杀了很多读书人，但留下来的读书种子仍然不少。例如为汉代初创政治礼仪最著名的叔孙通，在汉高祖起义，到处征伐的时代，叔孙通便盯着他，跟来跟去的，很想把他的学问卖给汉高祖，可是总是卖不出去。当时汉高祖看见读书人就骂，甚至把儒生们的帽子拿来当便器用。叔孙通和他身边的许多学生，只有忍耐。有时学生们急了，催促他走了算了，叔孙通一直劝学生们忍耐等待。
　等到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中央政府里，都是和汉高祖一道起来打天下的好汉们，其中有许多还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上朝、开会，都没有秩序，更没有气度。在朝廷开会的时候，饮酒争功，吵闹咒骂，甚至有当场拔剑击柱的，乱七八糟，没有一点体统，倒很像一群流氓在聚会生事。
　乱无章法的朝廷会议，使汉高祖感到头痛之极，就采用了叔孙通的建议，颁布一项重要的律令，叫做“朝仪”。本来，汉高祖对儒生是看不起的，也没有信心，但聪明的叔孙通，看准了汉高祖烦厌廷臣不守秩序的心理，就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下只好依叔孙通了。于是叔孙通召集了一百多人，照规范排练了一个多月。就像今天庆典，先要学生练习排字，或大会操、团体舞一样，等精娴熟练了，才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看了大为高兴，于是命令群臣学习，这是汉高祖六年的事。第二年，高祖七年十月大会群臣，皆依朝仪行事。并由御史做监督，若有哪个举动不合礼仪的，立刻抓起轰出去。于是举朝秩序井然，无人再敢喧哗失礼。汉高祖坐在龙位上，高兴极了，得意洋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何等威风啊！他高兴之余，马上拜叔孙通为“奉常”，等于礼部大臣，并赐黄金五百斤，并且封他的学生们也都为郎官。
　后来，陆贾又屡次建议汉高祖，推行诗书礼教。汉高祖听得不耐烦了，就破口骂道，你罗嗦什么？老子的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什么诗啊书的，有屁用，“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不错呀！你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可是你不能够还一直骑在马上当皇帝，“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应该坐在宫廷的大位上治理天下了。
　陆贾这个人很会讲话，很有办法，也很高明的，他曾先后代表汉高祖、汉文帝出使南越王赵伦，稳住了两广、南越一大片属国。并和陈平、周勃联手，平定吕氏诸王，拥立了汉文帝。
　当时汉高祖听了陆贾的这句话，认为很有道理，要他详细报告，后来陆贾一连提了十二次建议——上奏章，汉高祖都说好，全部采用。这十二次奏章后来编在一起，就是有名的陆贾《《新语》。
　由这两件事看来，可见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大多同叔孙通一样，功名富贵必须靠嘴巴游说，或靠别人的推荐。运气好，就推销得出去，否则便穷愁潦倒一辈子。
　当然，有不少是例外的，如孔孟之圣，如高士之高，隐士之隐，名臣大臣之精忠亮节，有许多可歌可泣之事。但在汉初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功名富贵，还是靠嘴巴来游说，或者靠别人的推荐。
　到了汉武帝以后，才有了选举制度的创立。那时的选举，是真正的选举，不像现在，竞选是竞而选之，靠竞争，那已不是中国文化的选举精神了，所以只可以依着西方文化叫做“竞选”。汉朝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平常就对贤良方正、孝。涕忠义等品行加以考察，凡是有学识、德性高超的人，由地方官推荐称贤，向朝廷保举上去，称为“孝廉”。清初的博学鸿词征召，也是套用这个制度而来的，这样叫做“选举”。这种汉代初期的选举，一直延用到汉末，但也变了质，人才推荐的出路都由世家门第把持，由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很不容易飞黄腾达。即使同是平民读书出身，到了权位关头，竞争排挤，也事所难免。例如汉武帝时代的名相公孙弘，结果也会排挤董仲舒，所以元人李过庭的诗说：“古来好客数平津，我道真龙未必真。一个仲舒容不得，不知开阁为何人？”
　在南北朝混乱的时代，读书人的出路就靠门第，靠名士们的榆扬推荐。所谓“门第”，就是有祖先父母的余荫，同时还带有现代人所谓“学阀”的那种味道。由于仕途受了这类世族子弟的专横把持，所以天下事也就不问可知了。

　唐代选举的进士
　在唐代的时候，唐太宗确立了考试制度，于是读书人埋头苦干，十载寒窗，一朝登第，一步一步，钻到功名场中。一直到现在，都在隋唐时代所创立的考试制度的精神下，使得考试成为知识分子求得功名富贵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隋唐以后，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赞颂由考试所取得的功名科第。社会上，每个家庭，每一个读书人都在祈求，希望由科第而考取功名，来光耀门媚，荣宗耀祖。到了清朝，甚至连作皇帝的乾隆，还想暗地化名来参加考试，偷偷尝试那考取进士的味道呢。所以以前教育儿童的读物，使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当然，这些话到了现代工商业的社会，完全变成落伍的陈腔滥调了。现在应该可以将它改为：“社会重金条，技能须学高。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
　其实，在从前，考取了科第功名是一回事，有了功名，能不能在宦途上飞黄腾达，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就是有了功名，没有门第，没有背景，没有人提拔，还是一样的清寒一生，只比那没有考得功名的白丁略胜一筹而已。例如在唐代诗的文学中，大家都读过秦韬玉的《贫女吟》，便是感叹这种宦途不遇而发泄的无奈和悲哀。同样的情形，借贫女来作寄托，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诗，还有唐末诗人李山甫的一首名作：“平生不识绮罗裳，闲把簪珥益自伤。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是重红妆。当年未嫁还忧老，终日求媒即道狂。两意定知无处说，暗垂珠泪滴蚕筐。”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感叹社会人情现实的可怕。第五句第六句，是说自己在年轻时代意气飞扬，非常自负，但早已顾虑到青春逝去，年华老大，还是早点找归宿才好，所以一直托人作媒，不过，别人却笑她疯，认为以她的美丽才华，不怕没有对象。最后说，现在呢？什么都没希望了。还是一个贫女终老，每天作作苦工，只有对着蚕筐暗自滴泪了。这是读书人多么有趣的讽喻，但其中又含有多少的悲哀啊！时代虽然不同，人情世态还是一样，即如现代读书人，得到了博士、硕士学位以后，同样地，也是“货与帝王家”，出卖给那能付你薪水高的人，三万五万一个月，非向他低头不可，只不过现在是由帝王家的买主，一变而为资本家的老板而已。
　由此看来，孔孟以下，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大多是那么可怜，有时还卖不出去，像孟子一样。他和齐宣王这一次的谈话，就可想而知，有点类似买卖不成仁义在，讨价还价的味道。在这节书中，已可看出，齐宣王与孟子之间的往来，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同时孟子和齐宣王也都已过中年。我看齐宣王倒蛮有福气，舒舒服服地过了一生，人也蛮可爱的。老实说，孟子这样顶撞他，假如换作后世一些帝王，很可能不会接受，认为你孟某人谈了半天都是空话，我爱用你的意见就会用，我不用你，你就乖乖地领薪水吃饭，还来什么玉人、匠人、工师的，我现在不要盖房子，你工师又怎么样！假如是另一种个性的齐宣王，就告诉他，我现在不想盖房子，噗玉也找不到，你让我清静清静好吧！或者是“王拂袖而起”，以示冷落，不接受。
　齐燕之战——历史战略的经验
　而在孟子方面来说，平生志学孔子之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今遇非其主，言不听而教不从，“良禽择木而栖”，又何必为了生活而贪恋禄位，只是尸位素餐而已。因此他的去志已坚，只是还有老母待养，拖家带眷，不得不使他为现实生活、现实环境而踌躇再三了。
　孟子终生奉母教
　大家都知道，孟子的一生，除了他天生本质具有圣人之资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助力，那便是一位贤母的教导。孟子不但在幼年时期、少壮时期，接受了母亲严谨的教育，即如这一次与齐宣王话不投机，决心要去齐的时候，又是接受孟母的鼓励，使他去志更加坚定。如《孟子外书》所载的母教，也正是他们母子俩在这个时期的故事。
　孟子处齐为客卿，居常有忧色，拥楹而叹。
　孟母见曰：子拥楹而叹，若有忧色。何也？
　对曰：轲闻之，君子称身而正位，不为苟得而受赏，不贪荣禄。今道不用于齐，愿行，而母老，是以忧色。
　孟母曰：妇女之礼，精五饭（稻、黍、稷、麦、寂五种饭类），幂酒浆，缝衣裳而已。故有阃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幼则从乎父母，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子何忧也。
　孟子和齐宣王最后几次谈话，齐宣王在礼貌上虽然还相当尊敬孟子，但实际上已大有貌合神离的味道。孟子觉得不须再留下去了，心里很不自在。心有所思，容貌上不免略现愁苦之色。有一天，手搭着前门的柱头发呆，轻轻地叹息。
　孟母早就看在眼里，心里有数。再次看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问他了：
　儿啊！你为什么在这儿唉声叹气的，愁眉不展呢？
　孟子听到母亲在问话。不免自悔失态，但又不能欺瞒母亲，因此便答道：
　儿子认为一个君子，应该知道进退之方。一个人的立身出处，必须名正而言顺，有为有守，不可以苟且求取荣誉与俸禄，贪受不义而不应该的赏赐。如今我和齐宣王话不投机，看来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王道政治思想，自然就无法在齐国实行仁政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儿子觉得再不能待下去，但是想到您老人家年纪大了，更不宜远游，使您老人家受苦，所以左右为难，决定不下。
　孟母听了孟子的对话，又是一本正经地说：
　一个妇道人家，只要安安分分地烧饭、煮菜、酿酒、缝衣裳，那是应守的本分。妇女的德行是专重家务的操持，不应该多管外务才对。《易经》家人卦的六二爻辞说：“无攸遂，在中馈。”家庭主妇没有向外发展的必要，只需管理家务，主持中馈便好了。《诗经·小雅·鸿雁篇·斯干章》上也说：“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一个贤良的主妇，平日不说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是是非非，只要把家务和全家饮食起居料理妥当就好。这些上古的名言，都是讲到妇人不该弄权，不要对外务擅作主张的意思。
　况且自古以来的传统，妇人有三从之德：一、在幼年的时代，要依从父母。二、在婚嫁以后，就要顺从丈夫。三、如果丈夫去世了，儿子已是一家之主了，就要以儿子的前途为中心，加以辅助。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而今你已长大成人，我也垂垂老矣，你不但已是一家之主，而且你走的是顶天立地大丈夫应走的仁义之路，我当然跟着你、赞同你。即使在生活上清苦一点，也是我应该分担的分内之事。你不必为了我而迟疑不记，果敢地决定你的方针吧！
　我们读了这一节书，可以推测，孟子听了他母亲的这番话之后，宽心大放，去志更坚。不过，到正式离开齐国，还要一段时间来料理事务。因此，接着还有后文。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代万乘之国，五句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军食壶浆以迎五师，岂有他哉？逐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