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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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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丘 發表於 2012-6-9 17:3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张桂萍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读哲学系,同时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从此进入文学批评界。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一书,奠定了他批评家的地位。该年自清华大学毕业,遂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在中央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后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他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重要的著作有《批评精神》、《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一名《文学研究中之科学精神》)、《梦雨集》(一名《文艺批评与文艺教育》)等。建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1951年由于发表了《武训传和武训画传》一文,遭受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其批评活动基本停止。
  作为批评家,李长之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他精通德文和英文,能阅读法文、俄文、日文原著,早年不仅醉心于德国学术和文化的介绍评论,而且始终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因此其文学批评方法有着中西结合、通汇古今的特点。另外,他的勤奋多才在现当代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从他不足二十岁在北大读书开始,到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三十多年中他除了写有几百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二十余种专著,他批评过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羲之等人,以及几乎所有现当代知名作家。他出版有诗集《夜宴》、《星的歌颂》,也翻译过歌德的《歌德童话》、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但他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就和地位更令人瞩目,他一生也是以批评家自居的。对于这一点,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于天池的《批评家李长之》等论著都有深入的阐述。
  在李长之数量众多的批评著作中,《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其古典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力作。当代学者多把它看作是具有传记批评色彩的专著,所采用的主要批评方法就是将作家的生平事迹与其作品相联系,注意抓住其本质特征及其进展过程予以全面的批评。笔者想强调的是,他在阐述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准确和敏锐,以及敢说敢为、独立自信的气概,显示了李长之文学批评的总体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其对“史识”的认识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完成于1946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问世已近60年了,可以说是一本老书。但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一提起这本书,大家都会想起它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充满激情的表述。它为什么有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对此,学者多从李长之先生表述上的富有文采和激情加以评价,但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与李长之先生表现在书中的史识有很大的关系的。
  与先前或同时代的《史记》研究著作相比,本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明确提出了从“史识”出发进行撰述的宗旨。李长之先生认为,当时在大学里开的“史记研究”的课,只讲版本,讲训诂,讲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讲讲“义法”,如此而已。因此,作者在《自序》中提出:
  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
  在后来的论述中,李长之先生还特别在第七章列出一节讨论司马迁的史识,并在很多地方指出其“史识”之所在:
  司马迁之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所谓识。就是凭这种识,使他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学问到了这个地步,已近于一种艺术,因为它已经操纵在己,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法为人所仿效了!
  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
  读书多不难,难在读书要有理解。即以司马迁之论孔子,论老子,论屈原,他是太会读书了。这就又靠他的识了。
  在李长之先生看来,司马迁的《史记》使历史著作成为一种艺术,靠的并不是堆砌史料,而是抉择、鉴别史料的史识,而这些烛照大处的眼光和能力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培养。他所说的读书不是钻进故纸堆的“死读”,而是要不断磨练理解史料、鉴别史料的能力,促使自己的史识不断提高。这些认识最终形成他对“良史”之才、学、识、德的理解:
  一个人的“学”诚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钱还是在“识”,刘知几说良史一定要有才学识,章学诚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识”。因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至于“德”,那也仍是识的问题。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有这种识,还会没有史德么?必须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
  他在这里提出识是“良史”修养中最紧要的一条。这不是他的创见,古代学者也多有这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德、识关系的理解。他强调的识是能见大体、察根本的能力,从更深层看也是史家道德人格的修养,凡对历史、国家、政治等大是非都能有通达之见的,还会没有史德吗?可见,他所说的识不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一偏之见,而是通识,是识与德的统一体。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李长之先生评论《史记》时没有炫耀自己的博学(尽管他在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而是尽量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总体的学科背景和贯通的发展趋势发掘司马迁及《史记》的丰富内涵。这可以说正是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深旨,表现了他善读书的识力。
  应当指出,本书是第一本把司马迁同时作为史学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并加以系统考察的学术专著。作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的角度,对《史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到《史记》各篇的具体作者、著作年代及其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作者在第七章《司马迁的精神宝藏之内容――浪漫的自然主义》中,从思想渊源上探讨了司马迁的思想与儒家、道家和荀学的关系,认为司马迁主要受惠于孔子,和孔子有“真正的共鸣”,但其根本思想还是道家。这主要源于家学,也受荀子学说中自然主义的影响。所谓“自然主义”是指司马迁的思想带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色彩。由于汉朝受楚文化的影响,加之通西域后“异国情调”的输入和汉武帝初期经济的繁荣,造成了一个洋溢着浪漫精神的时代,这又使司马迁的性格带有了浪漫色彩。这样,从思想上看,司马迁是自然主义的,在性格上却是富于浪漫和情感的――这是李长之对司马迁和《史记》研究定下的基调。然后,他又揭示了司马迁历史家的身份和地位,说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并从司马迁的历史意识、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及政治观、史官传统等方面,突出阐述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在此基础上,作者在《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和《文学史上之司马迁》两章中,着重阐述了司马迁文章的风格和美学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书名中所谓“人格”包括对司马迁思想、性格、心理及其成因的探讨,“风格”则主要是分析《史记》一书的创造性特征的构成,这样就把史家司马迁的个性特征和伟大史著《史记》的创造性紧密结合起来。
  
 樓主| 南丘 發表於 2012-6-9 17:35 | 顯示全部樓層
  李长之先生在后来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二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中,更加明确地称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家并文学家”,并且论述了“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是他对上述观点的进一步总结。后人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上,很少能出其范围。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种司马迁评传,大都在此基础上立论。而很多文学史评述《史记》,大致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立论,思想性着重分析其人民性,艺术性则集中在对其人物传记的分析上,反而不如本书更能揭示《史记》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更不能突出其创造性和个性特征。由此也可见出史识对一个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李长之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揭示司马迁历史思想的先进性。他指出:
  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以此为依据,他还对“变”、“渐”、“理”、“势”、“自然主义”等范畴和概念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客观力量“也便是一种‘势’――这是物质的自然和人为的(文化的,历史的)活动所加在一起而构成的一种趋势”,这就是道家讲的“自然主义”,是司马迁思想的哲学基础。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基础归结为道家,固然是一家之说,但他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辩证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修养和力图沟通中西方历史思想的努力,也使人们从一个方面理解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现代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李长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显得有些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对《史记》“实录”特征的认识。这与当时尚未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因素有关。后来季镇淮写《司马迁》(1955年初版),就把李长之所说的“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司马迁称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家、文学家”;把司马迁的“民间精神”称为“褒贬尺度的人民性”,并把尊重实事求是看作是人民性的来源;还用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典型性来分析《史记》的“实录”特征,可以说是用更为先进完整的理论发展了李长之的《史记》研究。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时代思潮对学者见识的影响。
  另外,在重视理论的同时,李长之还很重视史料,表现出他在选择史料、鉴别史料方面的识力。他每论一个问题都尽量全面地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集《史记》原书中的材料,并一条条选择出来,统归在他的论点下,常令人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感觉。如第三章作者分析了司马迁与孔子《春秋》及六艺的学术渊源,指出司马迁在史学方面受惠于孔子之处,主要体现在古典精神、对历史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理智色彩、慎重和征信的态度、人生的体验与智慧等几方面;同时也辨析了他们思想旨趣的异同,使人读来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也表现了作者思接千载、纵观全局的史识。更妙的是,他还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考据方法来分析《史记》文章风格的形成及影响,认为司马迁文章的风格来自秦文,又受到《楚辞》的影响,文字可称“奇而韵”,奇来自秦文的矫健,韵则由于受《楚辞》的洗礼。从影响上看,作者着意分析了司马迁文章风格特征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认为“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第296页),但后来的古文家学到的只是司马迁在表面上的一点姿态而已,因为没有司马迁那样的才识经历,能够多少创作出《史记》那样有生气的文章的,却愈来愈少。这些见解的获得,体现了李长之先生所具有的文学家的体察入微之才情及历史家的严谨考索之功力。这种研究方法贯穿全书,表现了作者的通识。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感受到的,本书在表述上的特点是很突出的,这也与李长之对文学的识见有密切关系。即他有一个明确的撰述思想:“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自序)本着这个原则来写司马迁,首先要求作者尽量准确地把握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特征及其生活的环境,这无疑要费些探索和体察的功夫。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作者作出的努力。他用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精审详核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时代、家学渊源、文化背景、精神性格、人生经历等等因素对司马迁及其作品的影响,特别是对汉代酷吏之风的分析和对汉武帝与司马迁这“两个英雄”的比较,虽然头绪繁多,但论述清晰流畅,深入有力,可谓是知人论世,婉而成章。假如没有对问题的深刻理解,是不会写出这样生动的文章的,因此我们说这种风格是在卓越史识指引下形成的。李长之分析司马迁的风格,认为《史记》做到了使文风与所记述人物性格相符,即主体风格与描述对象在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而他在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本书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者对司马迁的才华、史识、个性、经历等,都深寄理解之情,对其浪漫的自然主义深有体会,故在行文中可感受到司马迁之遗风。
  从学科发展来看,由于李长之注重从各个学科互相交融的整体背景出发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他所涉的问题是比较丰富的。他提出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中很多重大问题,开拓了《史记》研究的领域,并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深刻见解。如,作者运用文艺美学的理论阐述《史记》的美学风格,并不仅仅是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还把它看作是代表一个时代精神活动之精华的艺术品。他在“《史记》一书的个性”一节中说:“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的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他说司马迁是艺术家,更多意义上是就其表述上的成就而言,并且认为司马迁的历史意识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使《史记》表现出史诗性。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文学这一分支学科是很有启发性的。后来很多关于传记美学、《史记》艺术美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大多受到李长之的启发。作者提出的司马迁的爱奇、爱人才、民间精神等看法,也为后来人们探讨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作者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一节中,分析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认为《史记》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贡献尤大:“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这其实就是在后来得到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历史的、人生的、社会的研究方法,李长之先生在此已探索到其内核了。
  这些分析对文学家、史学家和思想家都极具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问题,全书各部分都从科学预见上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和大胆的设想,既给人有益的启发,又为《史记》研究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挑战的前景,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李长之先生在“史记学”上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点启示,注重史识,不仅使一个文学批评家提出了超越本学科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化了某些问题的研究,还在此过程中使个人的德、才、学、识得到更高层次的锻造,这是推动学科发展和个人进步的内在动力。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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