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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江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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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2-6-9 17: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丁福林

  三、在建安吴兴三年创作高峰时期的生活
  
  建安吴兴即现在福建的浦城,当时隶属江州,在六朝时期乃是近海多山的荒僻之地,一县大约只有四百三十余户,凡二千五百二十余人,距离诗人的家乡京口又路途遥远。因此这次贬黜,对诗人的打击无疑是相当巨大的。元徽二年秋,诗人辞别妻儿,自京口出发,在临行前他即写下了《倡妇自悲赋》一篇,以失宠之倡妇自比,表示被贬黜的悲伤之情。然而诗穷而后工,在吴兴艰难的贬黜生活也促成了江淹文学创作的成功。从江淹前往建安吴兴到他重新回到京都为止的三年不到的时间中,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诗作有《无锡县历山集》、《无锡舅相送衔涕别》、《赤亭渚》等数十首,赋作则有《倡妇自悲赋》、《去故乡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伤爱子赋》、《四时赋》、《恨赋》、《别赋》等十多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名篇也基本上集中于这一阶段。
  在建安吴兴期间,诗人尽情地浏览着吴兴的奇山异水,《游黄Y山》诗就是他在这里留下的名作;
  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绕奇怪,赤县多灵仙。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淝Т木,(广啬)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秦皇慕隐沦,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所若同远好,临风载悠然。
  诗题之黄Y山,前人多有不同之说法,《古诗笺》闻人释首二句以为“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据诗中所述,闻注当为可信。诗融合元嘉诗人谢灵运“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以及鲍照“贵尚巧似,不避险仄”的特点于一体,但既不同于谢灵运山水诗的色彩绚丽,生机盎然,也不似鲍照山水诗的充满肃杀之气,而表现出诗人自身的创作特色,充分展示出人迹罕至的黄Y山奇险幽僻之独特风貌。
  在吴兴他还见到了此前见所未见的奇异的动植物,这使他加深了对异乡山水的热爱,并将这些写入了诗文之中。《草木颂十五首》序说这里“叶饶冬荣,花有夏色,兹赤县之东南乎?何其奇异也!结茎吐秀,数千余类,心所怜者,十有五族焉。”在数千余类中,他选择了最为喜爱的金荆、相思、豫章、木莲等十五种植物进行了具体的描绘。而《石劫赋》则描述了在福建沿海地区的一种蚌蛤类特产石劫,这种蚌蛤春天大量繁殖,每每潮水发生时,石劫则于壳中伸细脚攫取食物,攒簇如聚蕊,故古人以之为花。有些学者以为此乃出于传闻,其实是不准确的。诗人感而赋之,说:“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于沧溟。既炉天而铜物,亦翕化而染灵。比文豹而无恤,方珠蛤而自宁。冀湖涛之蔽迹,愿洲渚以沦形。”已完全陶醉于对天生异物的遐想之中。
  就在诗人优游于建安吴兴的山水之时,在元徽三年(475)的秋天,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家乡传来,他年仅二岁的次子江艽因病夭折。江艽虽年幼,却因为生于寅年的正月,与大诗人屈原相同,故而被江淹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得此噩耗,诗人写下了一篇《伤爱子赋》以为哀悼,其中有云:“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艰兮是寻。验纤带之夜缓,察葆鬓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欢寡而戚饶,虽十纪之空名,岂百龄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湛白露之凝朝。”鼻酸骨楚,可谓痛彻心脾。然而祸不单行,更大的打击不久又接踵而来。在江艽病死的次年即元徽四年(476),一个更令诗人难以承受的不幸再次从家乡传来,诗人的妻子刘氏因爱子夭逝,忧伤过度而抑郁成疾,终于不治而亡。
  诗人此前在建安吴兴所作诗文,如《伤爱子赋》中“夺怀袖之深爱,尔母氏之丽人”,《四时赋》中“眷庭中之梧桐,念机上之罗纨”,《采石上菖蒲》诗中“琼琴久尘芜,金镜废不看。不见空闺里,纵横愁思端”,皆为思念妻子之语。再从他三十多岁始有次子江艽的情况看,他好像也没有妾媵,可见他们夫妻之间相当恩爱。这种深厚的感情使他在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后随即写下了表现中年丧妻之痛的《悼室人》诗十首。诗采用民歌中四季相思的形式,抒写一年四季对亡妻的无限哀思;又运用景物的变化推移,以及幻想与现实的结合,将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缠绵悱恻的伤感与痛苦推向了极致。可以说是悼亡诗中别具特色之作。
  如果说诗人在妻亡之前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还带有一些平静旷达成分的话,那么在接连遭受到丧子与丧妻的双重打击之后,却是无论如何也旷达不起来了。所以,对他在建安吴兴时写出《泣赋》、《恨赋》与《别赋》那样寄托莫名哀怨,集伤感与悲愤于一体的作品,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恨赋》与《别赋》是诗人最为后人所传诵的作品,也是历代赋作中的杰构。《恨赋》选择典型的历史人物,作为某一种类型的人物的代表,以抒写他们的死生之感。通过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敬通)、嵇康之死,分别抒写帝王之恨、诸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名士之恨、高人之恨,然后推广至孤臣、孽子、迁客以及富贵者之恨。虽然这些恨人的生活时代不同,每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个性不同,死生的情绪也各不相同,但诗人都能将他们各自不同的恨写得别具特色。如写李陵: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重在写李陵投降匈奴后名辱身冤的伤感无奈,抒写其有志难伸,有才难展的痛苦。赋的结尾说: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将世事循环无端,荣枯同归一尽之理,说得淋漓尽致,令人回肠荡气。
  《别赋》可以说是《恨赋》的姐妹篇,内容表现人们离别的痛苦,手法与《恨赋》略同而又有变化。此赋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总领全篇,然后分述人间的种种离别。然而与《恨赋》不同的是此赋却并不具体写某一人物,而是按各种人物的类型予以描述,因而更具概括性,也更便于作者感情的抒发。如写情人离别: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几乎完全采用民歌抒情独白的形式,于缠绵悱恻的忧伤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以上二赋采用四六的句式,属对工整,但却写得参差错落,自然流畅,丰富多彩;笔法时而简劲,时而悲惋。熔铸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的句法词语,却浑然无迹;音韵畅朗优美,流丽自然,极具感人之魅力。可以说正是作者在充分经历了身遭贬斥、流离他乡而历经艰难的别离之苦,以及中年丧子丧妻的切肤之痛的具体况味后的人生体验与感悟。所以他在《恨赋》中乃自称“仆本恨人,心惊不已”,应该并不是无病呻吟之语。
  元徽四年七月,与景素同谋并在建康担任羽林监的垣祗祖率数百骑兵逃奔京口,称京都已经溃乱,劝景素速入。景素听从了这一错误情报,仓促起兵。由于实力的悬殊以及准备并不充分,结果不到十日,景素即兵败被杀。自此朝廷大权逐渐为镇压景素叛乱而立下大功的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萧道成所掌握。萧道成此前早就非常赏识江淹的文才,因此,在执掌朝政后为夺取帝位的需要,下令将江淹从建安吴兴召回。N明元年(即元徽五年,477)的春天,三十四岁的江淹终于离开与他相伴数年的异乡山水,踏上了回乡的路途,并写下了《还故国》诗一首:
  汉臣泣长沙,楚客悲辰阳。古今虽不举,兹理亦自伤。山中信寂寥,孤景吟空堂。北地三变露,南檐再逢霜。窃值环海辟,仄见圭纬昌。浮云抱山川,游子衔故乡。遽发桃花渚,适宿春风场。红草涵电色,绿树铄烟光。高歌压毓,微叹依笙簧。请学碧灵草,终岁自芬芳。
  
 樓主| 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2-6-9 17:31 | 顯示全部樓層
  一路上桃花盛开,春风拂面,红草耀眼如电,绿树闪光似烟,一种久客异乡终得回归的喜悦溢于言表。而令人遗憾的是,此诗也成了江淹创作高峰期结束的标志,是他最后具有自己创作个性的极少数佳作之一。以后,他即将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而较少文学创作。后世所谓的江郎“才尽”,从这以后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江淹的前半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作为一个政治家,江淹的后半生也同样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四、卓具远见的杰出
  
  政治家在诗人回到家乡京口以后不久,萧道成结连内侍发动政变,杀死后废帝刘昱,拥立刘昱之弟安成王刘准为顺帝,从此完全操纵了刘宋王朝的军政大权。随即萧道成将江淹召入幕府,任命他为自己的骠骑大将军府的功曹参军。从此,江淹即成了萧道成幕府中掌笔翰的主要人物,萧道成上顺帝之章、表及所发之教、令等应用文字,基本上都出自江淹之手。
  N明元年季冬,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的沈攸之因为不满萧道成的专权,乃从江陵发兵东下。沈攸之握有重兵,实力强大,再加上当时朝中忠于王室的大臣袁粲、刘秉等人因感到萧道成对刘宋王朝的威胁,也欲响应沈攸之。在这严峻的形势之下,萧道成曾向江淹征求看法。江淹以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具体事例为证,以坚定萧道成必胜的信心,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萧道成的五大有利条件及沈攸之五大不利的因素,得出萧必胜而沈必败的结论,力劝萧道成以武力平定叛乱。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真如江淹所料,沈攸之于N明二年(478)的正月即兵败被杀。叛乱的迅速平定,也更加深了萧道成对他的信任。从此,江淹的政治前途已经是一片光明。
  N明三年(即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萧道成废宋顺帝自立,国号齐,是为齐高帝。江淹自此又进入了萧道成的次子豫章王萧嶷的幕府,为萧嶷相府的记室参军,同时参掌诏册,国家当时的诏书等重要文件,仍然基本由他起草。建元二年(480),他又领东武令,同时还兼管国史的编撰。与他素所尊敬的檀超一同修《齐史》。不久,江淹又先后升任正员散骑侍郎,中书郎,成了掌管国家机密的核心人员。建元四年(482)三月,萧道成病卒,江淹作《齐太祖高皇帝诔》以赞美萧道成的功绩,并将萧道成的遗文编次成集。而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杂体诗三十首》在这年之前也已经全部完成。此三十首诗模拟汉无名氏古诗至南朝汤惠休为止的古今凡三十名家的五言诗,每人拟作一首,乃其竭尽心力之作。此三十首并非单纯的模拟之作,其真正的目的乃是要力图通过这些拟作以表达自己的创作观点,批评当时各迷所滞、贵远贱近、重耳轻目等不良倾向,表现了他对创作风格多样化的文学主张的提倡,以及对不同时代、不同创作风格作家的尊重。从时间上看,这三十首应该并非创作于一时一地,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创作的汇总。这是因为这一组诗所模拟的三十家时代各不相同,时间跨度既大,创作的主要内容与风格又为迥异。况且组诗的创作目的乃意欲通过这些拟作来显示三十家诗人各自的创作特色,并进而表现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者沉浸于各家的创作之中,去悉心体会各家的风格以及遣词造句、状景体物、抒情言志等各方面的特点,掌握各家创作的主要成就,甚至于要充分了解各家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状况。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才能使其所拟之作不仅达到形似而且是神似的高度。组诗中拟陶渊明、鲍照、汤惠休等人的数首,甚至被后人误以为是被拟者的原作。如拟陶渊明的《陶征君田居》: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将陶渊明的形神乃至思想皆揣摩得维妙维肖,可谓貌合神似。以至此诗长期羼入陶集中,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甚至苏东坡也误以为渊明原作从而和之。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渊明直为田家语的诗作在刘宋孝武帝大明时期,虽有王僧达与鲍照的拟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陶诗在当时仍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江淹在模拟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诸家时,不仅列陶渊明于其中,而且模拟得如此肖酷逼真,不仅表现了他对陶诗之推崇,更表现了他超凡脱俗的敏锐目光以及过人的胆识。在这一组诗完成之后,再也不见他有佳作问世,诗人蒙受“才尽”之讥的时间,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前后。虽然在次年他还作有《铜剑赞》,永明六年(488)也有《灵丘竹赋》之作,但都显得较为板滞,艺术上已经没有多少可称之处了。
  关于江淹才尽的原因,钟嵘《诗品》论“齐光禄江淹诗”有以下的一段记载说:“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江淹本传除以上这一轶事以外,还记载了张协索锦事,说:“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这一说法,应该是好事者所杜撰的回护之辞,不尔则为江淹自己所杜撰的梦中索锦还笔之说,以为自我解嘲耳。这是因为江淹自宣城太守任还京都的时间在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是时江淹才尽已久;又且江淹梦中之事,又由何人能知耶?关于江淹才尽之原因,由于较为复杂,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齐武帝萧颐永明元年(483),江淹迁职骁骑将军,掌国史,取代檀超成了《齐史》的主纂。以后又历任建武将军、庐陵(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内史、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领国子博士等职。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齐武帝萧颐死后,江淹又以骁骑将军代理御史中丞,主管对官员的纠察弹劾。他到任以后,先后弹劾了中书监谢F、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等众多大臣。这些人中,大多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地位也较江淹为高,所以朝中一时为之肃然。以至当时执政的宰相西昌侯萧鸾称赞说:“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他这种不惧权贵,也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的行为,正是他在当时极其混乱、充满了杀戮的险恶时代中,一直未受到重大打击的根本原因。
  建武元年(494),西昌侯萧鸾先后废杀了郁林王萧昭文与海陵王萧昭业两个小皇帝而自立为帝,江淹升任廷尉卿,加给事中。但这年却发生了一件对江淹颇为不利的事情,在明帝萧鸾篡位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谌及其弟司州刺史萧诞因为功高震主,受到猜忌而先后被杀。而江淹之女才君则是萧诞的儿媳,并在萧诞被杀后恸哭而死。这自然就引起了明帝萧鸾的不满,于是江淹被贬出京都,任辅国将军、宣城太守。直到明帝死后,才被继位的东昏侯萧宝卷召回,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不久又升任为秘书监、侍中,成了齐王朝的高级官员之一。永元二年(500)春,在平西将军崔慧景的叛乱事件中,五十七岁的江淹再次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崔慧景当时已经攻破京都建康城,东昏侯仅仅凭借宫城据守。在这一形势之下,朝中绝大多数官员皆以为东昏侯必败的大局已定,为求自保而纷纷向崔慧景示好。但江淹却料定慧景必败,因而称病不往,随后慧景兵败被杀,江淹又一次保全了自己。而在随后萧衍起兵进攻建康时,兼任卫尉而负责保卫京都的江淹却采取了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举动,微服逃离京都投奔了萧衍,从而深得萧衍的信任和器重,当即被任冠军将军、秘书监,不久又转为萧衍的相国右常侍。对两次近似的事变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正是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极好体现。天监元年(502)四月,萧衍废齐和帝萧宝融自立,国号梁,江淹被任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随后又因病被任为金紫光禄大夫这一相当荣耀的闲职,并改封醴陵伯。此后安享尊荣,直至天监四年(505)他六十二岁时因病去世。江淹死后,梁武帝萧衍深为痛惜,亲自为他服丧举哀。在同时代成功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中,能得到这种荣耀的,仅江淹一人而已。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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