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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能量] 钱穆先生:知心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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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与知道
俗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实则吾心可有不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如颜回,岂不并未先知己心,得师,授之以道,始自知己心。即今两千百年,吾侪亦何由知己心,读论语孔子语,乃始获知己心。故孔子於人心,可谓乃一先知先觉。孔子亦仅知天,知古圣人心,乃知己心,并能获知人心。吾侪生孔子后两千五百年,亦为一后知后觉,其義即在此。
俗又言「知道」。知道犹难于知心。心在己,道则在大群中。己之不知,何以知群,更何以知大群中之道?故知道必尤赖先知先觉。姑以饮食言,孔子「饭疏食,饮,乐在其中」。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颜亦可谓在两千五百年前,已先我而知饮食之乐。其实更在孔颜两千五百年前之人,亦可谓早已先孔颜而知饮食之乐。孔颜乃承此传统以为饮食,而同得其乐。何尝必如近人之所谓创造,乃始有此乐乎?今日吾人亦承孔颜以来两千五百年前之饮食以为饮食,又何尝必有所谓进步,纵有进步,亦可谓微知有味。一饮一食,历五千年之久,其间固有变,而更大则为「承」。中国人不重变,而重承,承则必有「化」。化即由承来,前后相承处即谓之「道」。道中有化。但化则非变,傥谓之变,则历五千年之久,今又何由得知古,而居古则更不知何谓今。而今日吾人则尽求变,又不知所变之係何,故今日不知明日,又何由而有前后相承之道。
由此言之,五千年前人先我有饮食,已先吾而得人生之大道,此所谓人心之「同然」,而古人为之先知先觉。五千年后人,仍此饮食,则为后知后觉。但五千年来之饮食样甚,中国人则谓之「文」,或曰「化」。故五千年来之饮食谓之「人文化成」,犹俗语言花样变。而此种种花样则皆属人生,故谓之「人文」。饮食然,其他一切尽然,其为之主要中心之心,亦莫不然。
其次试言男孟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五千年前人已早有男女之欲,即知相爱,又知有别,于而有夫妇之结合。生生不绝,成成群,以至今日。故今人谈恋爱,五千年前人已然。论其情意,何尝有大变。但不能谓其无所化。故中国人言「人文化成」,人文即人生花样,一切花样皆由化来,故称「文化」。花样莫大於饮食男女。时间之继继承承,此则曰「道」。人道即天道,亦即自然之道。中国人称「天人合一」,即人文与自然之合一。今日则重视科,科学即非自然,亦非人生。实乃人生中一工具,一手段。故余称西方文化为「工具文化」,「手段文化」。中国人则用一「礼」字来把人生大欲饮食男女全平易解决了,乃有功力用到其他方面去。西方人则不知中国人一「礼」字,僅用一「法」字来防止人生对饮食男女之种种活动。愈防止,而活动愈盛。而人生其他方面则而全消失,全忘弃了。故其文化进步乃越简单越狭小,远不如中国之广大而沉深,融通而悠久。
人生饮食维持小我之短生命,男女乃维持其人群之长生命。所得以维持人类之生命者,中国人则谓之本於天命之「性」。饮食男女则近性中之两欲,而孟子称之曰「大欲」。性则更大於欲。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尽性」,而不在尽欲。西方人则僅知有欲,不知有性。亦可谓西方人乃知「性恶论」,不知中国人之「性善论」。故西方人信仰人生外有灵魂,灵魂始属善,而人生则尽属恶。故西方人於人生乃尽知饮食男女,而不知有中国人之所谓孝、弟、忠、信。中国中庸言「率性之谓道」,性中亦兼饮食男女,而人生大道则有外於此者。西方人不之知,印度佛教又排拒男女以求道,饮食不能尽拒,乃主素食。此在人道中,有承有舍,亦可谓之大愚不灵矣。耶稣教虽不排斥饮食男女,但凯撒事凯撒管,耶稣教则僅灵魂上天堂。不仅不赖有男女,并亦不赖有饮食,故有世界末日,惟灵魂天堂乃得更古长存。此等信仰,实非其他人类之所能想像。
但饮食男女,在时间中则为人生之常道。在空间中,则亦各有限。饮食每日限餐,夫妇限一男一女。故中国人言人生大道,纵不排除此者,亦不奉此二者为主要。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为中国人道之大宗师。但孔子至七十之年,乃始有言「从心所欲」。可见心之有欲,在中国虽亦认为乃人道中一大关键,但其所欲亦不能无失,亦不能尽从。孔子亦必至晚年乃能欲不踰矩。所谓「矩」,即俗言「规矩」之矩。西方则不言规矩,僅重法律。中国道家主「规」,儒家主「矩」,皆在人心中。非人心,即无以见规矩。而规矩则僅在指导人生一向往。西方人言法律,则在人心外,容易防止人心,为人心一限止,故西方人即言自由,则必言法律。法律即以防止其自由。中国人则即心即道,道即人心内在之所欲。故谓「天人合一」。人生大道即人生之大法,而此所谓法乃礼而非刑。此则中西文化大相异之所在,又谁与深论之。
庄子言「执其圜中」。圜即规,僅有一「中」。凡天地间一切圆,皆同有一中,故有中即犹无中。因凡圆之中,皆同而无异。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中国道家尚「同」,主同不主异,故老子亦主「无」。矩则有方,其隅各不同。儒家言:「先圣后圣,其揆则一。」非道家之僅有一中心。故儒家言同亦言「异」。如我与人,同为人,而人各为己,又相异。道家则言混沌,不再看重此异处。此为儒道之相异。故儒家言人之相处,有同亦有异,如父慈子孝即属礼。道家则不言礼。老子言:「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忠信彼我一同,而礼则必分彼我宾主,不得有我而无彼,有主而无宾。孔子僅言不踰矩,故人道大同,而不害有分别之小异。五伦之道首夫妇,必言夫妇有「别」,其義深长。道家则僅言大同,而不再言别。儒道之不同乃在此。
儒家言四方,又言「两端」。彼我宾主,即人道之两端。实则死生存亡,亦即天道之两端。儒家即言天,又必言地。天圆地方,亦即大自然之两端。道家言天不言地,有阳无阴,乃只一端。儒家言:「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故儒家最爱言「中道」。
文化之进程言,饮食男女,在孔子前两千五百年,如庖牺氏、神农氏时代一平民,即早已为先知先觉。而孔子生两千五百年后之春秋末年,已远为后知后觉。故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孔子所自负,不重在其禀於天,而重在其於己。性禀於天,而学则任於己。故孔子尤贵言「学」。有学乃有教,而学又必先与教。先得孔子之心之同然者,乃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牺、农时代之野人。孟子亦言:「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豖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此所见所闻之善言善行,均出深山野人中。舜亦后知后觉,贵在其学而已。
孔子又言:「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尚忠,即贵在其能尽己之一心。尚鬼,则已走向外。古人与天皆在己之外,尚鬼则不免重外而轻内。尚文,乃回归於己,而花样则多了,一切古与天亦皆其花样。今傥以中西双方之文化演进言,亦可谓希腊重通商,已尚文。罗时代耶教兴起,始尚鬼。较之中国,秩序颠倒,一若反其道而行。直至今日,实尚未能达於夏之尚忠时代。今日崇尚科学,花样繁多,实仍尚文。以比之中国,则实当谓其尚未能直接走向人生大欲之真目标。虽亦尚鬼如宗教,尚文如科学,但尚忠之人生本源大目标,则实尚未能接近。孔子言:「质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中国之夏尚忠即其质,而西方希腊经商则早已忘其质而趋於文。亦可谓中国自商周以后,早已进入文学时代、史学时代,而为文质彬彬一君子。西方则自罗马以迄近代,虽若日趋於文,而终缺其质。其如核子武器之发明,亦可称为科学大进步,但断非文化大进步。其实核子武器之发明与饮食男女之人生大欲又何关,岂不正反其道而行?以中国古代人之所谓「文质彬彬」言,岂不大相违戾。
求富求强,亦可谓乃发源于人类求生存之本质。至于饮食男女人生大欲所存,则本源所在,与富强之间亦尚有距离。今为求富求强,而忘弃其饮食男女之大欲,则实非进,乃退。而中国则在满其大欲之余,尚多演进,而得为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故余尝谓中国乃一「艺术文化」,西方则仅是一「科学文化」,两者之间,实有隔距。傥今日而孔子复生,其对西方文化,必当别有一番衡论。惟不当谓其求富求强乃在人生大道之进步中,此则决然可知者。
或言西尚「别」,中尚「通」。其实中国惟庄老道家言圆通。孔子言矩不言规,又称「道之不行」,此亦与道家别。但言「执两用中」。穷与通,亦道之两端。儒家不贵通,而贵中,此亦当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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