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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論] 钱穆:略论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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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略论中国音乐钱穆:略论中国音乐
  (一)

  余尝谓中国人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此乃中西文化大体系歧异所在。随事可以作,即论音乐,亦不例外。

  中国古人称不如竹,竹不如肉,丝竹乃器声,肉指人声。中国人亦知分别人声器声,而乐则以人器声和合上。、石、丝、竹、匏、土、革、木,器声中有此八类分别。但金声振,则和合此八类,有首有尾,有始有终,会成一体。而器声又必和合之于人声。古百首,必于人歌唱声中和合以器声。此乃中国音乐之主要所在。自楚辞汉乐府以下,实皆以人声为主,直迄近代无变。西方人则器声歌声终不免有分途发展之势,此则双方不同之显然可见者。

  但和合中仍必有分别,而分别中亦仍必求和合。西方乐器中如钢,即在一器中亦可演奏出种种分别来,而和会为一,故钢琴可以独立为一声,而自见有种种和合。相传西方钢琴乃由中国之笙传入后演变而来。但笙之为器在中国,则数千年无变。虽亦可独立吹奏,然其声简单,无特别可甚深欣赏处,终必和合于其他器声中,乃始见笙之为用。其他乐器皆然。

  如琴为中国主要乐器。诗曰:"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则琴亦每和合于其他乐器以为声。若其单独演奏,如伯牙之鼓琴,下至于嵇康之【广陵散】,非不擅一世之名,而其传则终不久。又如后代之琵琶,亦可独立演奏,上自昭君之出塞,下至浔阳江头之商人妇,琵琶声非不飞扬震动于人心,然琵琶声亦终必和合于歌声。而且亦终不能以琵琶声来作中国音乐之代。故其分别发展终亦有限,较之如西方之钢琴,则远见其不如。

  故中国音乐之发展,则必在其和合上求,不能在其分别上求。但在和合中必有一主。西方音乐主分别,在其分别中亦求和合,而在其和合中则不再有一主,此又双方一大分别。如钢琴可奏种种音种种曲,但其为主者则只此音此曲,不能在此音此曲外更有主。西方之大合奏,种种乐器,但所奏只是此曲此调,非别有主。中国音乐则于会合成乐之外又有主。此乃中西文化体系一大分别所在,不可不加以严格之分别。

  西方重个人主义,但亦必有社会和合。而于社会和合上,则不能再有主。即如今之所谓民主政治,此非一大和合而何。而于此和合中,则必尽存一切分别。即如大总统,乃政治上一最高领袖,亦必在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分立中尽其有限之一分权力而止。又有年限,一年,再任八年,则必退。故总统位者,虽有才能而不能尽量呈现其才能。斯可见西方政治理想中,似亦并不以政治人物之才能为主,更无论其德。即如西方音乐中之大合奏,积数十百人、数十百器以为奏,谁一人谁一器为之主?故惟此奏与彼奏有分别,而每一奏则分别各为一奏。

  中国平剧,虽是一大和合,然必以人声为主,而一切器声皆其副。在器声中,又必以京胡为主,而其他尽其副。即论锣鼓声,亦以一小鼓为主,而其他锣声、鼓声尽其副。即就人声论,亦有主有副。如【四郎探母】,此剧中角色极多,但以四郎为主,此外如镜公主等皆其副。又如【锁麟囊】一新剧,出场角色尽多,但以薛湘灵一角为主,其余则皆陪衫而已。中国剧本尽如此,亦惟如此,乃可谓之真和合。

  【】言齐治国平天下,岂不在求家国天下之和合,然曰:"自天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为本。"则各自以其身为家国天下和合之本,即以己身为家国天下之中心。【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万物仍不失其分别之存在,以位以育,则成一太和之境。然和之内,仍有一中,乃始得成其和。苟无中,斯亦无和可言矣。庄子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一环即是一和,环有大小,而皆有一中心。使无中心,亦不成环。余此文所言之主,则即是庄子所谓之环中也。

  中国乃一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以士为中心,故社会得和合。士志于道,孝弟忠信,仁义礼智,乃人道之大者。惟以道为中心,则人群乃永得其和合。西方个人主义,个人与个人间无道,何得有和合。西方有宗教,然凯撒事凯撒管,政教分离,则宗教亦人生中一分别。西方音乐主要在教堂内,或则在娱乐场合,即中国亦大率如是。惟中国之迎神赛会,以及一切社会之群众娱乐,必求融洽在大道中。而西方则缺此一大道,虽亦仍求和合,终不得一真和合。民主政治乃以两党分立为标准。美国共和党竞选,获大多数,得举出一大总统,而民主党则依然存在与之对立。民主党竞选获大多数,举出一总统,而共和党复依然存在与之对立。其他有并不能两党对立,而多党纷立者,则乱常多于治,其政治安定更不易。以此为例,又何从产生出一大和合之音乐来。

  但中国平剧,本亦是一种衰世之音。故其情节及其歌唱皆非和平中正之音,乃多哀怨苦痛之声。即如【四郎探母】一剧,杨四郎俘番邦,正为欠缺一死,隐姓易名,以求幸存。又得番邦优遇,登附之荣位,娇妻之奉侍,可谓已享受了人生无上,难以复加。然而在四郎之内心深处,则天良未尽泯灭,尚有其前半世故家祖国之追忆。事隔十六年,忽闻其老母与其弟又复率领大军近在边境,渴思一见,苦闷万状。而其番妻既悉其夫之隐秘,竟为之盗取令箭,纵其出关。四郎获见其母弟妻妹。而番妻之情深义重,四郎亦不得不重返番邦。萧太后亦竟赦其盗令偷关之大罪,使重享附马之荣,再留富贵之位。但四郎内心自此以下,将永不得安静欢乐之一日。统此剧,处处见深厚之人情味,如母子情、母情、夫妇情、兄弟情,一皆深厚无比。然在极欢乐中,透露出极苦痛来。则正为杨四郎之欠缺一死,大义凛然,乃于剧中丝毫不露。而杨四郎一人之悲情哀思,说不出,唱不尽,听剧人亦仅与以深厚之同情而止。即此可见中国文学与中国音乐之深厚处。

  西方文学重事不重情,中国文学则重情不重事。如鲁滨逊飘留荒岛,如何为生,其事描写难尽。然鲁滨逊亦仅求度生,无深情可言。至如杨四郎坐宫一唱,令人低回往复,而以前十六年往事则在不言中交代过去矣。至其前妻,十六年守寡孤苦,剧中亦不见。只在重见四郎之四句歌唱中吐露。惟其西方文学重事,故音乐歌唱亦分别发展。惟其中国文学重情,乃使音乐歌唱代替了文字记叙,文学之与音乐乃和合为一。而音乐歌唱更占了重要地位,成为文学中主要不可缺之一内容。

  更为重要者,乃于【四郎探母】一剧中,又出现了一杨宗保,不仅为剧中增添一小生,令角色益备。更要者,乃为杨一家忠孝,而老成凋零,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如四郎则陷身番邦,不得再返。乃有一杨宗保出现,接代有人,岂不为杨家将来留一无穷之希望。杨四郎心情在无限绝望中,不意获见其侄杨宗保,较之其见老母,见前妻,见弟妹,更留有无限深情。在杨家一门之将来,可使其安慰无尽,寄托无尽,而此剧亦遂不成为一绝对之悲剧。此尤中国文学之至深妙意所在,而岂无端出现一杨宗保,为一可有可无之角色而已乎。中国平剧中寓有至深妙意者尚多,此则姑举【四郎探母】一剧为例,加以说明。

  继此尚有申述者,中国文学重情,故能和合进音乐,而融会为一体。而中国文字又有一大特点,如诗辞之有韵是也。关关雎鸠四句中,即三句有韵。使吟诗者,留有余情不绝之味。所谓一唱三叹,唱者一人,叹者三人,于句末着韵处增叹,遂使此诗句之韵味,益见有余而不尽。故中国音乐乃特重音。即器声亦然。故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即如平剧,唱辞已毕,而余音则更为回环往复,曲折不尽,乃更见唱工之妙。乐声如是,情事亦如此。如探母一剧中之杨宗保即是其例。中国文化传统,乃更见其有余不尽之深妙所在。

  西方文化希腊,如罗马,皆及身而止。岂能如中国之春秋战国,如汉唐诸代之有余不尽。西方则有唱而无叹,中国则叹更深妙逾乎其唱。音乐可以代表文化,此亦其例。以中国音乐言,古诗三百首乃是唱,楚辞亦然,汉乐府亦尚然。后世之元曲昆腔平剧则终是叹,今乐不如古乐。是则然矣。乱世衰世,人心之哀怨多于和乐,故如平剧所唱,乃亦使听者心中得一大解放一大安慰,音乐仍不失其陶冶心情之功用。而叹之为用,乃有其不可忽者。余之此意,则亦于文化之大和合处发之。若专就音乐论音乐,则断不能知此。

  西方之文学与音乐,在其文化体系中,任务各别。主要在表现技巧与供人欢乐上,则惟有彼此相争,而哀怨之情淡矣。惟男女恋爱过程中有哀怨,然事过则已,哀怨亦不深。男女双方皆为情死,亦有爱无怨,但已为西方文学之最高上乘。今国人慕西化,故曹雪芹】遂受奉。汉乐府"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短短十字,哀怨之深,已远读全部【红楼梦】。西方音乐供人欢乐则易,养人哀怨则难。惟中国以器乐和合之于歌唱,又和合之于戏剧,而后哀乐之情乃亦借以宣达。西方惟知追寻欢乐,故其人生在一意向前。中国重哀怨之情,故其人生在怀旧恋往。一意向前至无去处绝境,则其人生亦全部终歇。如当前英法,岂不亦将如古希腊罗马。惟其少哀怨,斯亦断前境,只有待美苏之另辟新途矣。中国人知哀怨,则旧情常在,新境易辟。五千年文化传统,绵延起复,其关键全在此。专就音乐论,衰世乱世,情多哀怨,尽宜闲居独奏,而岂必满堂欢乐,乃始为音乐之理想境界乎。平剧中如【四郎探母】之类,则尤其衰乱世为乐之出色当行者。

  前清末,余中学同学刘天华,性喜音乐,在军乐队中任大鼓手,同学引以为笑。民国初年在沪习中国乐器。某冬之夜,同学两三人,围炉听其弹琵琶【十面埋伏】,传情传势,手法之妙,常在边,积年不忘。及在北平奏二胡,创新把势,一时轰动,全国慕效。然距今数十年,刘天华二胡已渐不闻人演奏。近代气必求登,满堂欢腾,始为时髦。中国古乐器如琴如琵琶,以至如二胡,闲居独奏,乃以自怡悦,非以持赠人。亦如中国社会有隐君子,而时风变,众宜异,所谓隐君子,至今则尠矣。

  抑且中国人每事重其意义,轻其技巧。如文以载道,乃以意义言。一为文人,即无道,则仅以技巧言。如刘天华二胡奏空山鸟语,能使人如闻群鸟鸣声,但非能使人如坐空山而觉山更幽之妙。盖刘天华亦已近西乐之尚技巧矣。空山鸟语之境界与情味,岂能徒于二胡声中奏出。西方人则仅尚技巧,一切小说故事,传剧本,乃至音乐演奏,技巧精绝,斯为上乘,而境界情味有所不论。但技巧必历时而变。只此一技巧,历时久,传习多,则技巧不成技巧,故必求变求新。如境界情味则有高下大小深浅之别,其高者大者深者,可以历久而不变,又何求新之有。

  其时有人在西方学小提琴,返国演奏,极受欢迎。因小提琴亦如古琴、琵琶、箫、笛、二胡之类,可以单独演奏,可以羼入中国情味,宜其获得大众爱好。非如钢琴与大合奏,与中国情味有如风马不相及。然小提琴传来中国似亦闲居独奏为宜,必求登台出锋头,则自会与中国旧传统之情味隔绝。孔子言学有为己为人之分,孟子言有独乐乐与众乐乐之别,而今则有博取人乐以为乐之一途,道不同不相为谋,斯则今日国人所当知也。

  然则欲求中国音乐之复兴,不当在乐器上求,不当在技巧上求,主要在人心哀乐之情上求。有此情,斯生此音。故中国人论乐必先礼,而论礼又必先仁。即如上论四郎探母一剧,有夫妇、有母子、有兄弟、有家、有国,须有此情,乃有此礼,斯生此乐,斯亦可知中国礼乐仁义文化大体之所在矣。而岂拘拘于考古,乃以见礼乐,一意于哲学思维,乃以知仁义道德之真意乎。音乐亦当和合在文化全体中,则虽小道,亦必有可观,不当分别专在此一节上求之。

  (二)

  中国古代礼乐并重,而乐必附于礼。礼必见于两人相会,乐则可资独处。故礼主合,乐可分。西方尚个人主义,群聚则赖法,礼非所重。音乐乃见独尊,有音乐家,亦如文学家,凭其技巧,供人娱乐。或人问孟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孟子曰:"不若与人。"此言与人乐,即礼乐之乐。为求与人乐,故必附合于礼,不当过分发展,自不当有其独立地位,而必有其限制。

  孔子曰:"郑声淫",淫即言过分。人生当有娱乐,然不当超于礼之外。超礼则谓之淫。孔子又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可有淫,有横流冲决堤防以为害。山则静止,无此患。山有阻碍交通,山之南,山之北,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然山南山北同可得安居之乐。仁者可居大群而乐,亦可居小群而乐,亦可独居以乐。孔子之曲肱而枕之,颜子之居陋巷是矣。不能安居独处,必求大群相聚,交通既便,淫佚随之。读郑卫之风,较之二南之与豳,其异可见矣。

  西方古希腊人内感不足,远出商,购货者对之无新和感,无尊敬感。获利归来,家居亦觉孤寂,乃外出寻娱乐,借以消遣,并得安慰。乃有剧场乐院之产生。经商惟求牟利,获利以寻欢乐。欢乐之余,再以牟利。人生分作两截。郊外耕稼则为农奴,散居孤寂,交通不便,其人生更无足取。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亦希腊人一大乐事。若谓希腊人亦有礼,则必在剧院剧场,乃及运动会中始有之。其实亦即是法,乃以便于争,非以求得和。此一风气,直至近代欧洲迄无变。西方人诚如智者之乐水,其常有洪水决堤之患亦宜矣。

  中国以农立国,农村为居,勤劳为生,往来交通不便,但有礼乐。曾点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待有戏场剧院运动会之乐。下逮战国时代,始有商业。然如临淄邯郸,大群密集,仍少群聚寻乐之所。冯煖客孟尝君,取??而歌曰:"长??归来乎!食无。"与之鱼,又歌曰:"长??归来乎!出无。"中国古人以诗言志,冯煖之歌其诗,即自歌其志,非以歌唱取悦他人。孟尝君门客三千人,盗无不有,然不闻有娱乐大会之集合。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门下皆然。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上承祖父,下传子孙,安其居,乐其业,安其土,乐其俗,自给自足,无忧无虑。人各自尊,而相亲相合,即勤劳,即欢乐,人生本身即是一乐,更无在人生中需另求快乐一想法。

  故商业社会,志相同而业不同,其所尊在各自之业。农业社会业相同而可志不同,故所尊在各自之志。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人,而冯煖志不同,乃以其歌自尊自乐。荆轲去秦,送者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歌,乃以抒其敬爱哀悼之情。楚霸王围于垓下,有虞兮虞兮奈若何之歌。汉高祖还下沛,有焉得壮士守四方之歌。其歌,皆以见其当时之情志。伯牙鼓琴,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惟钟子期知之。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伯牙之鼓琴,本非供人以娱乐,人之知与不知,亦与伯牙无关。但钟子期死,伯牙每操琴必念及死友,徒增悲伤,故不复鼓耳。十五国风中无楚,楚俗亦有沿途歌唱者,乃有阳春雪与下里巴人之别。原为离骚,则亦自述己志,自抒忧情,而楚辞乃成为中国传统文学一大宗。宋玉不如屈原,不在辞,乃在志。而乐器则更非所重矣。故庄周妻死,鼓盆而歌。庄周情不能已,鼓盆鼓瑟则何论焉。

  王昭君出塞,马上弹琵琶。蔡文姬归汉,而有【胡笳十八拍】。王昭君蔡文姬之情志可尊,歌声乐器则其次矣。"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指歌唱,丝如琴瑟,弹琴鼓瑟,须有技巧。竹如箫笛,吹奏技巧,差于琴瑟。人生不能为寻求快乐而浪耗精力,多费功夫,故音乐在中国不成一项专门学问,亦不成一专家。如丝绸陶瓷,皆关日用,精进不已,惟乐器则不求精进,但求普及,则如箫笛之代替琴瑟是矣。而歌辞则惟求普及于能听,难求普及于能作。中国人生知有种种品级之分乃如此。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方其八十三万大军南征荆吴,岂不震烁一世。然而曹孟德之诗,则离乡远出,凄凉惶惑,乃古今一寻常人心情。曹孟德之事业为后世人鄙弃,而曹孟德之此诗,则依然为后世所传诵。中国文化深度,当从此等处衡之。今世核武器出现,群嗟以为科学进步,乃不知举世人亦将有无枝可依之厄乎。

  唐诗宋词普遍流布中国全社会,一诗一词,初出手,或盛传,或遗弃,此亦当时社会群情众志之一种共同表现,而成为一时风气与教化之本源之一,岂徒供一时之娱乐而已。唐代有三大名诗人,一夕同登楼,三女伎陪坐侍饮。三诗人各命其侍伎唱一诗,乃三伎所唱,即各是其三人之作。此三诗人乃大欢若狂。然此三伎初不识此三客。此一故事,何等动人。酒楼歌伎,皆由官设。但此等伎,亦皆有修养,其所唱皆当世负盛名之作,正见一时群情之所归。但当时实无文学批评一名目,亦无开大会颁奖之事,亦无群舆为名歌星之事。风气之异,亦可证中国文化传统有其深处,为近代国人竞慕西化之所难想像者。

  宋代秦少游贬官,途中宿长沙驿馆,歌伎伺饮,命唱。所唱即少游词。心喜,命续唱。仍唱少游词。又命唱,又然。问所唱三词皆一人作,汝知之否。曰知。问识其人否。答,我乃驿馆一歌伎,焉能识京师名宦。少游因问何以独唱其词。答,生平所好惟此。少游曰,予即其人也。今因贬官南来,明晨即行。遂相约再遇而别。及少游卒于藤,伎忽梦见少游,即送其丧于途,归而自缢。如此伎,欣赏文学,深情独钟,又岂寻常可及。

  元代始有剧曲,登台表演,而剧场乃为群众集合求乐之所。近代国人提倡新文学,乃认此为迹近西化,竞相推崇,奉为中国新文学开始之一端。然此风至明初,即告衰歇。昆曲继之,则改于家庭堂屋中红毡毯上演出。清代继起,剧场又兴,平剧尤风行。倘无元清两代之剧场,则中国一部文学,又少一项可与西方相比拟处,岂不更增国人之羞惭。然同为一中国人,生于三代及汉唐宋明之盛世者,平居自安自乐,不烦再求群众集合求乐之场所。蒙古满洲入主,人心不安不乐,乃有此等出门离家群集求乐之事,乃得与西方人相比,亦诚其意外之荣矣。

  惟剧场演出,终亦以情事唱辞为重,歌声乐器为副。乐器更无创新。昆曲以一笛为主,平剧以一京胡为主,乐器既非精制,亦不需高深技巧,而锣鼓则更属简陋,岂能与西方钢琴等器相比。近代西方维也纳西乐创兴,乃于舞蹈场中伴奏,获酬赏,音乐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亦有音乐专家,实亦如一商业而止。

  西方音乐重技巧,或奏弹乐器,或歌唱,个人团体皆然,非积年练习不可。中国音乐则重在情味,僧中暮鼓晨钟,须何技巧。听者心头则别有一番情味,"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寒山寺一钟,遂亦留名千古。近代日本人,偷窃以去。但放置日本全国任何去处,此一钟亦何特别情味可言。亦惟仍放寒山寺,乃有千数百年传统无穷之情味。又如弥衡之击鼓骂曹,鼓非难得,弥衡一击,此故事亦近两千年常在人心头,此乃为中国之音乐。白居易诗浔阳江头之舟中商人妇,夜弹琵琶,其声亦历千年而情味无穷。同一琵琶,红酒绿,宾客满堂,一弹千金,然其情味则非矣。苏东坡赤壁,客有吹洞箫者,其声乌乌然,亦历千年而仍在。故凡中国音乐,必和合在某一环境中,而始见其特有之情味。音乐乃实际人生中一部分,非超人生而独立。音已散,而人生情味独存,遂若音犹存,使人追念不已。故中国文化中之音乐,乃在中国之传统人生中表其情味,倘离去中国文化,而独立成为一音乐专家,则犹风马牛之不相及矣。

  余尝谓中国人重内,西方人重外。中国人重和合,西方人重分别。惟其重在内之一心,人心相同,则易见其和合矣。惟其重在外物上,物与物不相同,则易见其有分别矣。音乐亦然。重在器上,心受限止,不得自由称心以成声。练习技巧,愈见工深,心则全在器上,乃更不见其本心之存在矣。故中国音乐必和合在其整体人生中,如牧童在田野牛背上,俯仰天地,一时心感,扪笛吹之,此笛声即牧童心声,即牧童当时之全体人生声,亦即古往今来全体人生中之一声。一旅客之长笛一声身倚楼,亦如此矣。乐器愈简单,而乐声愈自由。声相感斯心相感。今虽未闻其声,犹可由吾心想像得之。故西方音乐,可称客观存在。中国音乐,则必兼主观,此亦其一别也。

  惟中国音乐重在人心,故重歌唱。而一人唱更必有三人叹,乃见其和。孔子唱于前,而两千五白年来之中国人叹于后。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西方则无此境界,无此情味,有唱无叹,其他尚复何言。刘天华二胡即其证。最近有人吹中国笛,加入美国一交响乐团,得为主角。西方人听之,群为醉心。盖笛与二胡之为器,制造简单,可以灵活使用。中西乐互为影响,此下应可有变。惟听西方音乐,如智者之乐水。听其一进行曲,正如有人在迈步向前。听中国音乐,则如仁者之乐山。"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天地生人,中西双方性格不同,情味亦异。国人一意好学西方,恐终不免有"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之叹。此诚一无可奈何之事也。

  (三)
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一切学问亦然。如礼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须礼。礼之和合范围大,故中国人极重礼。乐则附带于礼而见其功用,故遂连称礼乐。西方人仅在各事件上分别有各套仪式,没有一番意义,故礼亦不成一项学问。音乐则独立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其受重视远过于礼。

  古诗三百首为后代中国文学鼻祖,实本附随于礼。每一诗必经歌唱,则乐又附随于诗。其所唱则辞为主,声为副。孔子曰:"郑声淫",非谓郑风诸诗皆淫辞,乃谓郑风乐声过分了,使人爱听其声,而忽略了其辞。此是说音乐性能超过了文学性能,而渐有其分别独立之地位,乃为孔子所不取。但孟子则曰:"今乐犹古乐也。"此谓音乐渐趋独立,亦非不可,只要保留着音乐的原始本意便得。

  中国师字即从瞽者教乐来。孔子亦常鼓瑟鼓琴,但孔子教其子伯鱼则曰:"学诗乎""学礼乎",可知当时为学,孔子意当先诗先礼,而乐附随之。盖中国人之学,主要在人与人相处,心与心相通。若专在声音上来求,则疏失其本矣。故音乐一门,中国人终以次要视之。

  孔子在卫鼓瑟,有过其门外,听其声而知其意者,此人终不易得。伯牙鼓琴,或志在高山,或志在流水,惟钟子期知之。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自鼓琴,非求人知。然而伯牙心情亦可原谅。如西汉之扬雄,北宋之欧阳修,其学有不为当时人所知,而曰后世复有扬雄欧阳修,则必好之矣。西方乐谱多流传后世,而中国人之乐谱则往往失传。如古诗三百首,亦各有谱,而后世均失传。但诵其辞,斯知其意,乐谱之亡,未为大失。故中国文学,三千年来,犹能保存其大传统。

  春秋以下,唱诗之乐已不传。然如冯煖之唱食无鱼,易水之歌之唱壮士不复归,项王垓下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汉祖之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当时歌谱亦皆不传。直至汉武帝,始立乐府之官,搜集全国各地民谣,由官府制为乐谱。然后世亦只传其辞而失其谱。魏晋以下,古诗复兴,四言改成五言。当时可歌,亦应有谱。如魏武帝之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想像当时歌声,大体亦承袭古代,但亦未有传谱。

  唐诗有律有绝,各地歌女得其辞即能唱,亦因有谱,如李白之云想衣裳想容之诗是也。后起之词,其唱格律较严,每一词必有谱,但今亦失传。宋词以下,又有元明之曲,以及晚清后平剧之歌唱。今惟昆曲与平剧之谱尚传。试就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和合成为一体言之,则古代辞之地位,实居音上。而后代则音之地位,有渐转而居辞上之趋势。据唱谱之传不传,即可知。若就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想言,则实今不如古。

  国人论文学,谓中国旧文学乃贵族性封建性官僚性,不如西方文学为民间性,此则远失之矣。谓中国文学乃就上层逐渐及于下层则可。然如诗之有风,汉之有乐府,亦皆自下层进入上层。中国自始即为一大一统之国家,一切岂上层贵族与官僚之所能专。故中国一切学问,实不应有上下之分,而每见其自上而下。中国学问之自上而下,则正为中国文化之特长。

  今专就元明以下言,自元剧,明代昆曲,直至晚清以来之平剧,以及各地之地方剧,可谓音乐与文学相配合,依然是承续旧传统,而音乐歌唱方面则发展更为旺盛,已远逾孔子所谓郑声淫之程度。然每一歌唱,则必以戏剧内容为主。而每一戏剧,又必以忠孝节义为其共同材。则三千年后之平剧,以及各地之地方剧,实与三千年前古诗三百首与礼乐之关系,依然传统相承,可谓无大变化。孟子之所谓今乐犹古乐,亦仍有其相当之意义矣。今人则必倡为白话诗,又提倡音乐之独立发展,倘能熟考国家民族自己文化传统之意义,而善加运用,则亦绝非无发展之新途径,又何必尽舍其旧,而一惟新之是谋乎。

  今再论白话。礼有洒扫应对,应对不仅当慎其辞语,亦当慎其音吐。余近年双目盲,不能读报,时听电视节目,偶亦听连续剧。剧中人对语,十六七近似嬉笑怒骂。【中庸】言"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之谓和",喜怒之情流露在外,最好不至于笑骂。若是放声大笑,破口大骂,则更要不得。不中节则失其和,则并此喜怒之情亦要不得矣。孔子赞颜渊曰:"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孔子斥冉有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见孔子之喜怒,但皆不流为笑骂。今之连续剧中之笑骂,每放声,每破口,亦自谓其有情有理。但非礼,则终不免于不中节而失和。

  鲁迅为近代新文学大师,每一文脍炙人口。其为【阿Q正传】,尤获传诵。其用阿Q一词来讽刺国人,可谓不庄严,不忠厚之至。其尖酸刻薄,犹超乎嬉笑怒骂之上。其病在流入人心,为害风俗。此则须深通中国文化大义,乃知其不宜之所在。

  余初次赴日本,遇其开全国运动会,以鸣打两大锣开端,继之以西方军乐队。窃喜其犹能保留东方旧传统。今日国人模仿西方古希腊,亦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必有圣火递传。窃谓改以大锣,仍可远地传递,而不失夫子木铎之遗意,岂不更胜于圣火。此殆谓之善变,亦岂守旧不变之谓乎。

  又在三十年前,大陆以地方剧制为电影,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片,以绍兴调演出,轰动香港及南洋各地。香港某电影公司改以梅调拍摄,来台放映,备受欢迎。两大学教授,一看此片七次,一看八次。片中一女名演员来台,万人空巷迎候。看此影片七次之老人,亲持旗列队伍中。今距此影片开始放映已近三十年,仍然在台重映。即此一小节,可见一民族一社会,有其传统心情在,不知不觉,牢固而不可拔,深沉而不可见,而实为其文化之大本大源之所在。非发掘到此,非体悟到此,又何得轻言文化之改革

  中国人一切皆贵一种共通性,而音乐尤然。每一吹奏歌唱,声人心通,使吹奏者歌唱者与听者,各有一分自得心,更何名利权力之种种杂念存其间。即如平剧,其每一剧之制作者,果为何人,今多不可考。剧中所唱,无论为二黄西皮,孰为此调之创始人,今亦无可考。其实如古诗三百首,其作者亦多不可考,可考者惟一二人而止。其乐谱谁为创作人,更不可考。即如楚辞,除屈原宋玉外,其他作者亦多不可考。如汉乐府,如【古诗十九首】,作者亦多不可考。不仅如此,【论语】编者究系何人,岂不亦不可考。【老子】作者,【中庸】【易传】之作者,【庄子·外杂篇】之作者,究系何人,岂非同一不可考。此乃中国传统中,人人必读之几部大,而同无作者编者之姓名,则中国人又何尝重视其私人之名。

  至论音乐,即在当时,歌唱声吹奏声散入空间,即不复闻。其时尚无留声机收音机等之发明,而吹奏者歌唱者乐此不已,此所谓自得其乐,非有他念也。近代西方音乐则每曲调之谁为其创始人,必明白分别无误,此亦中西双方人心不同一明证。继今而后,果其创造一新学说,作为一新诗文,或吹唱一新歌调,而先为自己一人之声名计,则其内涵自必当远异于本篇之所述,此诚不可不知。音不可传,而辞可传,故中国人重辞甚于重音。此乃指辞之内容传世言,非指作者之传名言。作辞者,志在传其辞,非为传其己之名。立德立功立言,其不朽皆在公,非在私。此又不可不辨。

  故中国人重实,又更重虚。如治平大道,最实又最虚。至于朝代兴亡,为汉为唐,此起彼仆,则不足计。音乐亦最实,又最虚。小戴【礼记】有【乐记】篇,备论古人对乐之观念。谓乐以象德,又谓乐通于政通于教,其义深矣。【乐记】曰:"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乐之感人心如此,斯其所以能通于政教也。夔之司乐,其为政之意义则更大。师旷教乐,与孔子之教又不同。中国人论学尚通,亦必知其别。惟不当过尚别而不求其通耳。

  平剧中有【三娘教子】,歌声哀怨,听者泪下。然岂得即以其歌为教。孟母断机,即以教子,然必使其子出而从师。故谓音乐乃文化中一项目则可,即以音乐代表文化则大不可。把音乐一项目与其他项目尽作平等看,亦不可。即如书法,与音乐同属艺术,然仍得分别看,不当作平等看。音乐属声,动而虚。书法绘画见之形见之色,则比较静而实。心则动而虚,物则静而实。物不如心,故书法绘画论其在文化深处亦不得与音乐相比。中国人合称礼乐,而书法绘画则不与焉。中国后代以书法绘画名家而流传后世者多矣,然乐师传名则甚少,但岂得谓音乐之不如书法与绘画。即如立德立功立言,功与言皆有实可见,德则不能与人以共见。孔子门下如子路子贡子游子夏,皆有实可见,独颜子无可见,而颜子最为孔门七十弟子之冠。知及此,则知中国文化大传统之精义所在矣。

  今论书法与绘画,亦皆有德可象。观王羲之之书法,必隐约可见王羲之之为人。观颜鲁公之书法,必隐约可见颜鲁公之为人。今人之学书,乃忽其德而习其术,则其于中国书法之真精神亦远矣。画又不如书。画中有物,而书中无物,惟超乎象外,乃能得其环中。故中国画亦贵能超。画山水,非画山水。画鸟兽虫鱼花卉林木,非画鸟兽虫鱼花卉林木。若仅求其形似,则绘画不如摄影,今日发明了照相机,则绘画一艺宜可废矣。中国人画山水,则画山水之德。画鸟兽,亦画鸟兽之德。如画中梅兰菊竹,称为四君子,可知乃画其德,非画其形。画中之德,实即画家之德。中国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则绘画与文学亦相通,亦通在其德。诗无德,亦非诗之上品矣。德者,得也。昌黎谓"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足于己无待于外,自安自乐,亦惟自知。音乐则在诸艺术中境界最高。故乐即乐也,外发之声,即其内心之声,故曰:"乐以象德。"而岂仅供人娱乐之谓乎。

  诸艺术中,惟音乐为最切于人生,以其与人心最能直接相通。故音乐不仅能表现其人之个性,而尤能表现时代,于是有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之分别。平剧起于晚清,其为衰世乱世之音亦可知矣。斯人居衰乱世,其心不安不乐,一到剧院,观听之余,斯心稍安稍乐,又能导此心一正路,此则平剧之可贵也。如改听昆曲,似不如平剧之动人。实则昆曲亦为衰世乱世之音,而较平剧为稍愈。其音较平较淡,以笛声较之二胡声,其相异处亦较可见矣。然则又如何追复古乐为治世盛世之音乎?从来大儒注意及此者亦不少,而惜乎皆无以达其志而成其业。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人惟重一人生共同大道。修齐治平乃己之德与仁,即立己立人之本,亦大道之本也。庄子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大道贵同不贵异,即庄老道家亦作如是观。艺亦人生所不可无,然艺有六而道则一。孔子当时,乐即六艺之一,亦德亦仁,然亦仅为小道,仅可游而止。大道之行,必由有大德大仁之贤人君子,为之领导而渐进。故必待治世盛世,乃有治世盛世之音。非可谓有治世盛世之音,乃可领导此世以达于治与盛。故中国人教人为学,亦不以乐为先。抑且人之哀怨则易有歌,人之和乐且安,若转不易有歌。如听平剧,哀怨深处,即歌唱之佳处。待到欢喜团圆,则歌声亦息。郑声淫,斯见其世之衰。然则亦可谓音乐正盛于衰世乱世,乃能越乎礼而特盛。若治世盛世,则乐亦仅附随于礼,不能大有所发扬。故处三娘之境,乃有三娘之唱。若处境平安,又何来有此唱。然则以音乐而独立言之,则自中国人观念言,乃于拨乱治处始见其功用耳。是则又为游于乐之一艺者所不可不知也。

  今则音乐自成一专门之学,仅供人以娱乐,以暂忘其内心之苦闷。亦如运动会,世愈乱,则参加运动会音乐会者日多,然皆无意于导人一入德之门。则运动日繁,音乐日盛,而此世仍可以益乱益衰,此又不可不知矣。

  (四)
1

  中国人非不具专门知识,如农田水利皆是,然其事皆属公。更有属于私者,乃更为大公之本,如修身齐家,乃各人各家之私,而为每人每家之大公。故修齐之道,其尊又在农田水利之上。治平之道,更见为公,然乃从修齐之道来,不从农田水利诸项专门知识来。中国人在此分知识之本末轻重。又如医药治病,亦属专门知识,虽亦人人所需,而中国古人亦终以次等视之。算数星历,农事所需,亦属专门知识,中国古人亦仍以次等视之。

  又如法律,亦属一种专门知识,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凡属专门知识,只须专精于此,较易及格。今人进大学修法律系,四年毕业,亦即为法律专家矣,即可任听讼之职。但如何能使人无讼,则无此一项专门知识,而其意义与价值则实远在法律专家之上。此为中国人观念,大值发扬。

  今再明白言之,西方知识重在物,重向外求,故重分门别类之专家。中国知识重向内,向心求,故无门类可分。听讼,专求之现行法律即可。使无讼,则属人心问题。以己心识他心,此乃中国人所认为之第一大通识。故凡属专家,实当属于唯物论。通才通识,则必为一唯心论。柏拉之理想国,自幼童即为之分别,判定孰当治农,孰当从军,孰当为他事,一一如机械,由人分配,此非视人如物乎。实则商人亦视对方如一物,只求赢利,对方人心情则非所重。农人视田中五谷百蔬,亦如家人子弟般,时其寒暖,调其润枯,晨夕无忽。双方心理不同,斯其文化传统之所由大异也。

  由于知识分别,乃连带引生人品分别。樊迟问为农为圃,孔子曰:"小人哉,樊迟也。"樊迟所问乃一种农业专门知识,而孔子讥之为小人。孔子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人分上中下三等,实亦以知识分。孔孟儒家言"士尚志","志于道",道则属通识,非专门知识之比。后世经史子集皆必归于道,亦即归于通识。人而不通,何以为学。凡求通,皆须本乎心。通于人心斯谓之道义。专一求之物,则为功利,非道义。此乃中西文化大异之所在。

  西方一切专门之学,以理学为主,而数学实为之基础。中国一切通才之学,以心理学为主,而音乐实为之基础。中国之传统心理学,与西方近代心理学不同,不在此详论。中国古人重礼乐,未有礼而无乐者。孔子之终日不舍其琴瑟,亦可谓之重乐矣。中国人言知心,亦言知音。中国后人或于音乐一项稍疏,未闻学人必通乐。然中国文言亦尚声,中国之文学尤以音为重,如诗是矣。散文亦寓有音乐妙理,故读其文玩其辞亦贵能赏其音。高声朗诵,乃始得之。晚清曾国藩编【古文四象】一书,分文章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又分纯阳纯阴,次阳次阴,共四象。何以识之,则贵能诵。中国古文,字句章节,长短曲折,亦皆存有音乐妙理,非精究熟玩者不能知。今人务求变文言为白话,但白话中亦有语气,有音节,亦同寓音乐妙理,不可不知。

  杜诗吟成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言吟则其重音可知。僧推月下门,推无声,门内或不知。僧敲月下门,敲有声,门内易知。推敲之辨,亦辨在声。苏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乌乌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曹孟德周郎赤壁之战,近千年前之历史声,亦可在此洞箫声中依稀传出。与东坡同时,欧阳永叔作【秋声赋】,亦以声音象征人生,与东坡之以洞箫赋赤壁,用意亦相似。上推之【诗经】三百,乐声即人生,即史声。庄周【齐物论】,亦以风声比拟人生。一线相承,大意如此。

  中国音乐中尤重余音,长笛一声人倚楼,余音绕梁,非笛声之不绝,乃吹笛者心声之不绝。中国诗必押韵,不仅赋体,其他如颂,如祭文,如箴,如铭文,皆押韵,皆以声传心。惟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押韵,而哀伤之心亦传达无遗。此乃中国散文之精妙处。故中国人常言文气。气则以声传。今日国人力戒言旧文学,仅知有文字,不知有声音气象,旧文学之精妙处,则尽失之矣。

  即专论元剧昆曲,何一不主声。流为平剧则更显。余尝谓平剧乃人生之舞蹈化,图绘化,音乐化。实则更以音乐为主。人物之贤奸高下,事情之哀伤喜乐,莫不寄于声。即全剧亦只一片乐声而止。故谓中国人生乃一音乐人生,宜无不可。而平剧歌唱之最着精神处,则尤在其余音缭绕,往复不绝。而中国古人所谓之流风余韵,乃人生一至高境界,今国人亦复不加理会。所谓音乐人生,换言之,实即艺术人生,亦唯心的人生。西方则音乐歌唱戏剧各别分途。戏剧不以歌唱表达,则情味不深厚。歌唱不兼戏剧表演,则不落实不真切。音乐离了歌唱戏剧,则仅得为人生中技巧表达之一项,绝不能使人生音乐化,或音乐人生化。西方音乐尚器,亦可谓是唯物的,乃离于人心以自见其美妙,而西方人生则亦可谓是唯物的人生。故西方人生又可谓之乃数理的人生,物则莫不可以数计也。

  于是人物高低,事情大小,亦皆从数字分。财富收入多,即见其人地位之高。财富收入少,即见其人地位之低。甚至一切人生大道,孰得孰失,孰是孰非,亦以举手投票之多少数为定。西方尚多数,而中国则尚少数。曲高则和寡,阳春白雪之与下里巴人,其多少数之所判亦可知矣。又如西方各项运动比赛,优劣莫不以数字定。两人赛跑,所差不到一秒钟,而胜负判。试问人生优劣胜负岂果在此。

  语言亦属声,声有雅俗,即在其所通之广狭,故语言必求雅,文字亦然。如古诗三百首,今一小学生尚有能诵而通其意者,此之谓大雅。今国人则必尚俗,不尚雅,是必令人唱下里巴人,不许人唱阳春白雪也。人群相处,自一家至一国,乃至一天下,莫不有公亦当兼有私,不能有公而无私。数字计算客观属公,音声欣赏主观属私,必令人尚公而无私,乃为近代国人提倡西化之主要点。然吾中华民族积四五千年语言文字不变,而抟成一广土众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此惟尚雅不尚俗之故。而西方则语言屡变,文字各异,疆土分裂,以有今日,则为尚俗不尚雅之故。今日国人对此雅字亦惟知厌恶,而不知其所解。故今日国人亦惟倡时代化,不倡历史化。时代即是一俗,历史乃成一雅。声音亦以雅化人生,此乃人生之最高艺术。今日国人则并此而不知矣。

  声音亦发自物,目视耳听主要仍在取于外物以为用,惟喉舌发声,乃为其生命之自表现。鸟兽耳目其功能有胜于人者,但其喉舌发声不如人,斯为下矣。马克思论人生,主要仅在两手,亦为其运用外物。而不知口之为用,其于人生之意义价值为更大。两手仍偏在物,惟口始转进到心。西方人亦非不知心,其文学必高谈男女恋爱。然中国之诗则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乃雎鸠和鸣之声,则中国人言恋爱,亦首及声。又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中国人之夫妇人生,亦当如一音乐人生。此则西力人所不言。诗又有之曰:"呦呦鹿鸣",中国人言朋友,亦以鹿鸣为比。苏东坡又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此亦谓千古英雄人物淘尽在大江之浪声中。若谓江浪可以淘尽千古人物,则为唯物观念矣。中国人生乃为一音乐之人生,故好言风声风气,又言声气。近代西方社会学又宁及此一声字气字,于是中国人言风气,遂亦为西方所不解。

  中国言教化,亦譬之于音乐。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也。僧寺中有暮鼓晨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又手敲木鱼,木鱼声亦即佛法所在。唱声南无阿弥陀佛亦即佛法所在。是宗教信仰亦重在声,故有观世音菩萨之称号。今人则仅知观物,不知观音矣。要之,生命在音乐中透露。宇宙乃一大生命,亦即一大音乐场。人生亦宇宙之化声。大圣大贤,即天地之知音。于何悟人,则古诗三百首以下骚赋文辞诗词剧曲亦其选矣。

  王维之诗有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

  余在对日抗战期中,曾返苏州,侍奉老母,居耦园中。有一小楼,两面环河,名听栌楼。一人独卧其中,枕上梦中,听河中栌声,亦与听雨中山果灯下草虫情致无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别有其一境。

  余又自幼习静坐,不仅求目无见,亦求耳无闻,声属动而静,色则静而动,无声无色,又焉得谓此心之真静。佛法言涅槃,乃人生之寂灭,非人生之静。中国人理想所寄,在静不在灭。故中国禅宗必重"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生则声自生,故中国佛法终至于禅净合一。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亦不得不谓中国文化人生中一心声矣。但中国文化人生尚有其最高第一层心声,读者幸就本文再审思之。

  2

  中国人重声,乃亦重名。名亦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皆重名。舜父顽母嚚弟傲,皆以杀舜为快,而舜终以成其大孝之德。后世有百孝图,父母各异,子女各异,而其孝行则一。故孝乃为抽象名词,有其共通性,而具体事实则各不同。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异必出于同,同则无可名,而有其常。周濂溪【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西方人于万物之上求太极,则为其宗教信仰之上帝。然非无极。又于物物之上求太极,如哲学研求真理。上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有康德黑格尔,下迄近代以哲学名家者数十百人,各持一说,然真理究属何等样,则无定论。如科学研究自然,发明家更多,然亦各有发明,自然究属何等样,亦仍无定论。则知有太极,不知有无极。

  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颜子孟子为亚圣,后儒为一世师者何限。孔子以前亦有圣,亦可师。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此则无极而太极也。当知有具体世,有抽象世。西方人谓由具体生抽象,中国人则谓由抽象生具体,此大不同。

  天最抽象,一切物则皆由天生。性最抽象,一切德则皆由性立。名最抽象,一切实则皆由名成。即虚生实,无生有。故人生当由虚无中,引生出种种事态。如歌与哭,乃为情感哀乐之最真实者。同一歌,可歌出种种乐。同一哭,可哭出种种哀。即如同一孝,可演出种种行。其同处则谓之本,谓之源。

  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庄子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中亦一名,非具体,乃抽象。乃虚无,非实有。中国人乃以己之一心为宇宙万状之中。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心与心同,此一中乃即在正反彼此之两端一圆之四环而为中。故一歌一哭,乃可穷人生之万态,而无不尽。【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歌一哭,而中和可致。故曰"通天人,合内外","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即人生之最高艺术。

  故歌与哭,乃人生之太极。歌哭何由来,则人生之无极。人能善体此无极,此非最高艺术而何。

  今再论平剧,剧情角色脸谱道具唱腔道白,乃至锣鼓管弦,谁为之一一作规定,今多不可考。然登台者如谭鑫培,如梅兰芳,生旦净丑,各各擅名于一世,传誉于无穷,此亦一无极而太极也。西方如莎士比亚,数百年演剧者莫能比,此亦有太极无无极。实有则人所争,虚无则众所忽。中国人言太平大同,人各一太极,实亦一无极,则又何由而得臻此。

  即如运动,人争冠亚军。故求富,必为一资本家。求强,必为一帝国。马克思主唯物史观。凡西方之艺术,必外见于物而心为之奴。一歌一哭,亦尽从外面环境特殊遭遇来。中国歌哭则从心来,从天来,从极寻常处来,此之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亦无极而太极也。最中庸处乃是最艺术处,一观中国平剧,斯可得其趣旨矣。一听平剧中之歌哭,斯可得其玄妙矣。反之己心而自得,则斯可见其真实矣。观西方剧,可使其心常在剧。观中国剧,可使其剧常在心。又如恋爱,西方人把心放在所恋爱之对象身上,中国人则将所爱存之己心。此心一放一存,此亦中西人生艺术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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