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

所谓『副』，有『符合』之意，如名副其实。人为要『副』『天数』，就是指人道法天嘛。

董仲舒天人感应

董仲舒提出这个学说，首先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的。

三代是宗法制，其时的人道，称为王道，这里的王道有民本、亲亲、忠孝、华夷分辨等。

西周以前，王道王权的正当性，寄托于『祭祀』『宗庙』之上，可以说是天赋王权；西周开始，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化，王权被解释为『民授』，文王演绎周易，从天道、人事上阐述了事物演变规律，而且人事的因素比重更大。

春秋时期，王道正在沦丧，孔子提出德政，指出『辟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这其实是对周朝王道的系统化论述，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的发明在于对仁义忠孝等概念内涵的系统性关联解释。

【论语】开章就提出『学而时习之』，奠定了儒学的辨证思维：『知行合一』。在【十翼·系辞】里更是一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性『人道法天』：『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也有人说【十翼】作者不是孔子，这个不重要，【易传】作为儒学经典，是儒学的基础理论来源之一。

『知行合一』『人道法天』是华夏传统文化里独有的学说，深远地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人文观。

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极致，王道思想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地摒弃。同时，子夏的学生，如荀子、庄子因于时势的影响（知行合一），其学说逐渐侧重于天道，荀子的学生融入（开创）于法家，而庄子则融入（开创）道家。法家辅佐秦国统一了六国，成立秦朝，此时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人道处于极度的反思中，秦始皇甚至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

秦朝一朝，只有『立』『衰』『破』三个阶段，并没有完整的『立兴盛衰破』五阶段。在这五个历史阶段中，衰、破、立三个阶段虽然短暂，往往只有三五十年，而兴起、鼎盛两大阶段动辄两三百年，但毕竟衰破立并不适用王道学说。

因此，经过战国、秦朝、汉立三个时期将近三百年（西元前447年－西元前150年左右）的洗礼，中国社会的主流对于人道思想是陌生而排斥的。

在汉兴阶段，『仓禀足而知礼仪』，法律不足以规范官僚，于是提倡恢复儒学，但此时的儒学已经消失近三百年，而老庄之道大行天下，要恢复儒学，就要求儒学更侧重于天道。因此，董仲舒恢复的儒学，更强调了天道，比如王权天赋，一反西周出现的『民授』思想，回归了商朝以前的『天赋』、『神赋』。

而天的指喻，已经不再是祖先之神（巫、占卜），而是侧重于各种天象，天数。这就是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的历史背景。

『人副天数』之说，对儒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春秋时期儒学的王道，变成了人道。毕竟不是封建制度，虽然汉朝仍有一定的封建，但是郡县制度更为广泛；其次，春秋时期儒学的道统『民本』，变异为『天数』，宋明理学就是强调人的天性，礼义的天理；再次，春秋时期的儒学，由人性及民本，而此后的儒学，止于人性，也就是人道，并借『天数』之名，固化、标准化『人性』，并由此超越了春秋时期的『礼不下庶民』，逐渐形成教条般的礼仪形式，用于规范约束人民。

春秋时期的儒学，人性伦理学说是用于士大夫以上阶层的，并由上化下，就是要士大夫言行感化庶民，并以民生为终身奋斗理想，这就是『民本』的原本涵义。

明代出现陆王心学，也不奇怪，由于『天数』与宗教上的『上帝』近似。『性』又与『心』相关，性学偷换成心学，自然就与佛教挂钩了。

以上的论述太简陋，许多论述只有论点没有论证，也是篇幅所限了，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