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9:45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谿〔音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音瞧〕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 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朱子大学章句序。所谓『古昔』，即他们之理想境界也。此后王阳明拔本塞源之论，更畅发此意，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末一节。他们可说是一种『秀才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
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复活与翻新。彼辈与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谓『天』。而先秦儒讲仁义，似嫌偏于人事，道家遂起犄〔音机〕其后，阴阳家则还取道家之自然观，以补儒学之不足，遂以阴阳五行求天道，而颇涉于怪迂。宋儒以『理』字释『天』，亦颇采酌道家、阴阳家之长，以弥缝先秦儒在此方面之缺陷。又为先秦儒所言心性补充了许多存养的工夫。孔子言仁孝忠恕，皆心性也。孟、荀屡言心性，并注意及于心性之存养，然尚不如宋儒之深切著明。宋儒于此方面，提出『敬』、『静』等字，颇采酌道家、佛家之长。
在畸轻畸重之间，遂有程 朱『性即理』与陆 王『心即理』之分别。亦即在畸轻畸重之间，而有晚明 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之纠驳。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学目宋、明儒，则犹未能通观宋、明儒之大体也。论宋、明学渊源，当着眼范仲淹、胡瑗，则得其真相矣。
他们对自身同有一种严肃的态度，来遵行他们一种纯洁高尚而肫挚的信仰。对他人则同时有一种开明的理性来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形成一种合理的教育。
不幸当时社会智识界之扩大，比他们那一种宗教或教育。之进展还要快得多。即是有机会读书以及有资格做官的人，比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数量上超过甚远。因此他们对于时代徒抱理想，而无法实现。他们对政治常是悲观，或持反对的态度。结果政府为一辈官僚所盘踞。亦常敌视他们，屡兴党狱。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党禁，王阳明亦几不免。明代书院屡遭焚毁。
而让有名的东林党来结东这一个最后的冲突。
顾宪成尝言：『官辇毂〔音谷〕，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请求性命，切磨道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可见东林精神极端注重政治与世道。稍后复社诸子，虽以时文相号召，与东林讲性理不同，然其为一种社会结党，足以上撼政治则一。
此种社会讲学、结党干政之风，自宋迄明，弥后弥盛，潮流所趋，至清人入主而中绝。东汉党锢之狱，由名士清议所激起。唐代之牛李党争，北宋之新旧党争，皆由在朝官僚实际政事之争。与宋、明儒聚徒讲学，而引生朝野之争者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