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15:44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
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
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传：『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宓〔音秘〕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贤无方之义』云云。见曲洧〔音伟〕旧闻。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荐，与进士并试，赐同进士出身。寇准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又陆游谓：『天圣以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
晁以道尝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锴、铉〔音炫〕以儒学，二杨叔侄紘〔音宏〕、亿。以词章，刁衍、杜镐〔音稿〕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在野学校之提倡，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及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在朝风节之振厉，范仲淹为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为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鞏、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皆以布衣，修游其声誉。宋之文学，莫盛于是。朋党之起，晏殊平居好贤，当世之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仲淹以殊荐为祕阁校理，承殊风益进。学者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遊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罢知饶州，尹洙、欧阳修、余靖皆坐贬，朋党之论自是兴。皆由南士。
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起争议，这里便已十分表见出当时南方文学风气已超驾北方之上远甚。
司马光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欧阳修非之，谓：『国家取士，惟才是择。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之东南，十倍优假。东南千人解十人，初选已精。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初选已滥。广南东西路进士，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一就省试即归，冀作摄官。朝廷以岭外烟瘴，亦许其如此。』
据司马、欧阳两人主张，可见当时北方文风已远逊南方。不仅取解人数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经，南方多考进士。自唐以来科第，即以进士为美，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不得及第。后世遂谓文学诗赋盛于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尔也。进士、明经，难易荣辱绝不同。唐人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则曰：『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欧阳修诗句〕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汤饮浆。试经生，悉撤帐幕、毡席之属，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进士，瞋目待明经。』设棘监守，惟恐其传义。盖明经试先帖文，掩其两端，中间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为通。帖文后口试大义。后停口试，改墨义十条。宋吕夷简应本州乡试卷：『「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又：『「见有礼于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鸇〔音占〕之逐鸟雀也」谨对。』又题：『请以注疏对。』则对：『注疏曰云云。』如有不能对，则曰：『未审。』明经仅于记诵，故为人贱视。史称：『五代干戈抢攘，而贡举未尝废，惟每年所取进士，其多仅及唐盛时之半。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时所取甚少，而晋、汉后明经诸科，中者动以百计。』然则北方士人多考明经，盖自五代丧乱，文章坠废。而南土较安，故诗赋文学日盛也。
熙宁间，王安石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而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极少。哲宗以后，遂许齐、鲁、河朔五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诸老即北人为多。时谓『北人质厚，不能为文辞』，其实中唐以前擅文辞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则诗人以江南为多矣。陆佃〔音田〕在元丰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劄子，谓：『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则在南人意见中，尚觉南士机会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诚使公开竞选，北人到底争不过南人，不得不以此为调节也。又按：唐韩愈欧阳詹哀辞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则当时闽人举进士者必甚少。此后三百年，至宋中叶，闽进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学者，尚不在内。新党人亦以闽人为盛。当时称吴、楚、闽、蜀。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之比较，后面即反映出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友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
李觏〔音购〕长江赋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惟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
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说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却充分表现出北人讨厌南人当权用事之心理。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侯、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陈旭，升之。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说不知确否，然必当时北人有以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挐〔音如〕。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成。』挚对神宗，自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当时两派之态度也。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一种应有之现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见为有害的。
罗从彦遵尧录谓司马光所改法，无不当人心，惟罢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犹杨炎之均税，东南人实利之。今按：罗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则役重，当时东南之役，谅必较重于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论衙前有云：『臣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改置乡户衙前，又以乡贫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数，选物力最高为一户补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乡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专意营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户常充重役。自非家计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以为抑强扶弱，宽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贫者亦必不免。臣尝行村落中，见农民生具甚微，问之，曰：「不敢为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据此，则北方苦役亦甚矣。盖当时官户不役，客户不役，官户既北多于南，客户亦以江、浙为独少。北方社会既贫困，而又免官户、客户，赀力高者不多，则被差更密，〔如富乡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三百万；贫乡一等户五户，计赀五十万。富乡十五年一周，贫乡五年一周。富乡犹有休息，贫乡败亡相继。〕故轮役者更见其苦。然则北方之反对免役者，必为盛拥客户之官户可知，文彦博告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处也。』
推而言之，如均输法当亦于南方特利；而保甲、保马诸政皆推行于黄河以北，民间觉其骚扰，南方则不知也。王岩叟谓：『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汤火。』又韩魏公家传卷九有云：『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抑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大姓固不愿请领苗钱』云云。则反对青苗者又必为盛拥客户之大姓，而客户固以江、浙三路为独少。此又新法南人便之、北人恶之之一例。
田赋宋代最不均，景祐时谏官王素及欧阳修等皆主均赋，至嘉祐时复遣官分行诸路均田，然俱无成功而止。欧阳修初主均田，后遂言其不便。元丰间，天下垦田凡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马端临谓：『前代混一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余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千余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余顷。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四倍有余。虽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半为边障屯戌之地，垦田未必倍蓰〔音洗〕于中州。』
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宋制官户占田多得免赋。如宋史高觌〔音迪〕传：『王蒙正恃章献太后势，多占田嘉州。诏勿收租赋，觌极言其不可。』又食货志：『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未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无过三十顷。』又柳约传：『绍兴元年，约以军兴科需百出，请官户名田过制者，与编户一同科赋，从之。』然则仁宗限田，亦限其不科赋之额耳。此亦宋田赋不均一要端。然则此所谓「扰民」者，官户亦其主矣。
又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内，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间苦赋重，遂不增。』以是观之，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于十之七而已。此等脱逃租赋之田，惠泽岂真下及于贫民？朝廷一行均田，豪强必多方阻挠，结果则所谓均者，依然不均。
史称：『元丰八年，神宗知官吏奉行方田多致骚扰，诏罢之。』则均田之难行可想。哲宗时，毕仲游上疏：『田制未均，患在迫于富家大室而恤之甚。名田不行，则在上之人贵者。』徽宗时，蔡京等又言方田，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一任之胥吏，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而增至一贯四五十者，虔之会昌县是也。望诏常平使者检察。』遂诏罢之。南渡后，林勋政本书论此甚详。朱子知漳州，条奏经界状，细民鼓舞，而贵家豪右，胥为异端以摇之。卒格不行，迄于贾似道而有买公田之举。是方田实宋代一要政，而其行之难见效而易滋弊亦可知。
初，欧阳修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
王安石行均田自京东路始。疑当时田租不均，亦北方为甚。以其沿五代而来。则反对均田者，恐亦北人为多矣。宋代逃田之外，又多逃丁。西汉户口，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十户为五十二口。唐盛时十户至五十八口。宋元丰至绍兴户口，率十户二十一口，一家仅两口。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在上赋税之轻重，与在下私弊之多少，亦相比例。政府不先务轻赋，则此等弊亦难革。王明清挥尘录谓：『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政和间，尽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河北蜂起。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是也。』然则借为法治之名，而图括削之实者，其为祸又可见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党尽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严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确、章惇〔音蹲〕、张璪〔音早〕皆南人，恐害于国。』
其后蔡京擅权，南人又得势。
陈瓘〔音灌〕弹蔡京云：『重南轻北，分裂有萌。』按：陈乃南剑州人，其论盖就当时实情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绍述』之论者为李清臣，乃大名人，韩琦之婿。当时讥其『趋时，嗜权利，意规宰相』。此所论新旧南北之分，特就大体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
蔡确，泉州晋江人。附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泉州晋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曾布，江西南丰人。安惇，广安军人。在四川。蔡京，兴化仙游人。弟卞，安石婿。此皆与新法有关。此下如黄潜善邵武，汪伯彦祁门，秦桧江宁，丁大全镇江，贾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陆游谓：『班列之间，北人鲜少。』而陈亮谓：『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苏天爵滋溪集谓：『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而元祐诸君子，则大多是北方人。他们中间却又分洛、蜀、朔三派。这三派里面，便无闽、楚南方的分。当时所指楚人，乃江西以东耳。湖北荆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结集。自战国经秦白起之兵祸，流亡窜闃〔音去〕焉无一人物出于二百年间也。光武起于南阳，迄于东汉之季，而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至宋皆为下州小县，乃至无一士生其间。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一地人文之兴衰，大抵观其所受兵祸洗荡之程度也。蜀人自荆襄转中原，其风气乃与大江下游转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