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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 比四书五经多了一经,儒家常说的六经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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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 發表於 2020-7-4 14:1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要谈形成与演变,我们首先要明什么『经』。〖说文解字〗中说:『经,织也。从系,坙声。』段裁注云:『织之纵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纲、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玉裁的这个解释,前半段说的还是『经』的本义,后半段就明显是在说『经』作『常理』、『常道』这个后起的衍生义。东汉刘熙〖释名〗则云『经,径也』,意即经如同路径一样,无所不达,无所不通,可以看做是『常道』说的另一种述形式。

从现有的古文材料来看,甲骨文中无论是『经』字,还是作为其本字的『坙』字,还没有发现。西周文中发现了一些,如大盂『敬雍德坙』、大克鼎『坙念氒保相师华父』、虢季『肇坙先令』、叔夷钟『余经乃先祖』等,但在这些铭文中的『经』或『坙』都是当做经纬,或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讲。迄今,我们尚未在金文中发现将『经』或『坙』当做典籍经典或是书籍这个涵义来使用的例子。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将『经』用作经典或典籍这个涵义的,是战国时期的〖管子〗和〖庄子〗。〖管子·戒〗云:『泽其经』,这里的四经即是四术,也就是书礼乐。〖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关于『经』如何演变出典籍、经典这个涵义,章太炎先生有一个解释可供参考:先秦书籍写于简牍之上,牍一板最只能写一百字左右,因此〖仪礼·聘礼〗上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策即竹简,方即木牍。书于竹简之上,便需要用丝线将其编连在一起,因而便用『经』来称呼这些典册,犹如后世将古书统称为『线装书』一样。

与图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与图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章太炎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但有一点尚未解释清楚,『经』本指纺织中的纵线,而竹简在编连时均是横向穿绳,为何称经而不称纬?〖左传·襄公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里的『经』已经有法则、原则、义理的涵义了,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应把『经』训为『常』的这个解释推的太靠后。至少不能将之归结为汉代以后的

那么,我们又有一个出来了,那就是战国早期文献中出现的经一般都不出六经范围之外,而到了战国后期,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经』,墨家有〖墨经〗,李悝有〖法经〗,地理有〖山海经〗,医家有〖内经〗,〖国语·吴语〗中『挟经秉枹』中的经又是指的兵书。仿佛早期的经还是专指,而到了后来而成了泛指。

这个现象并不怪,因为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前,并不存在一部或几部至高无上的经,当时的『经』只是各派关键书籍的泛称。儒家的经不一定是墨家的经,法家的经也不一定是道家的经。那为什么战国早期提到的经基本不出六经范围之外呢?这就要提到宗周王官学了。

自从胡适1917年发表〖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后,不少学者在谈到诸子百家时都不再提王官学的问题。然而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清楚王官学的实质,王官学与后世单纯的思想学术不同,而是周室百官在长期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经过不断修订、不断条理化,最后汇起来,即成为宗周王官学。

简而言之,王官学是一种罗了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科学为一体的,『国家在当时所能涉及(广度)和所能达到(深度)的百科之学』(沈文倬先生语)。其特点就在于学在官府,其学的传承往往是通过上一任对下一任的培养与交接来实现,而周代又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因此,王官之学往往是家传的,而且长期是在贵族中流传,民间不得与闻。

但随着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王官失其守,王官学也逐渐向民间流传,王官所藏的典籍也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因为百官任职的经验,往往是在父子祖孙间传授的(金文中也有王官升迁的记载,升迁后如何传授,旧官如何安置等问题,因为料不,无法讨论),未必形成文字王官所藏的典籍,主体还是周室或各诸侯国的档案——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后来六经的雏形。所以〖庄子·天运〗中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到后来清代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错的。

那么这些档案又自何而来呢?我们分开来看。

传说伏羲氏作八卦以类物情,而后人更三圣,事历三古,遂有〖周易〗,为太卜所掌。此前夏易叫〖连山〗,商易叫〖归藏〗,均已失传,这是〖易经〗之由来。

〖汉书·艺文志〗说『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者为〖尚书〗;记事者为〖春秋〗。上古唐尧虞舜夏商周均有书,这个从现存29篇中也能看出来。而〖竹书纪年〗作为魏国国史,上溯至上古,则〖春秋〗原本应该也是如此。现在〖史记〗尚有伯禽之后历代鲁国国君在位年数,可。这是〖尚书〗〖春秋〗之由来。

谣谚之兴甚早,〖吴越春秋〗记载有号称帝时的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不可信,但也必是古歌之孑遗。〖诗·大雅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虞夏以后,三代均有采诗之官。夏有遒人,商有太师。〖王制〗说其『采之民间,陈于天子,以。』这就是〖诗经〗的开始。

采诗之官去四处诸侯之国采及民风——通过民间的歌唱声音,可以得出一个邦国的治理平与百姓生活状况,从而最后汇报给天子。孟子所谓:『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人通过音调、音律可以判断一个地方、一个人的状态如何。明代名医张景岳在辽东的时候,听到老百姓田野唱歌,一听那种悲凉的声音,就知道将要亡国,可谓得古之遗风。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乐舞始于葛天氏,而伏羲神农都有乐名,至黄帝时,发明了六律五音之用。以后帝王改朝易姓、受命、都要作乐以表示功成。而日常祭祀、宴飨、朝觐、婚冠无一不用乐,圣王更要以乐教化百姓,故音乐之技,代有兴作,这就是〖乐经〗的开始。当然,〖乐经〗是否有文本写成,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沟通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沟通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

上古之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所以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夏、商,都有所损益。而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由是而郁郁乎文哉,这是〖礼经〗的开始。但〖礼经〗最初是没有文本的,它不像〖诗〗〖书〗〖易〗〖春秋〗均有写成的文本,以便随时查阅。礼最开始是在礼官的不断演习中传承的,直到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之后,恐有失传之虞,才写成文本,以便流传。

以上所述六经,〖易〗掌于太卜;〖书〗与〖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掌于太师;〖礼〗掌于宗伯;〖乐〗掌于大司乐。如此看来,六经无一不是王官旧典,而当时学术自然也不会有超出六经之外的可能。

周礼文明赖周公而开,他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文化精髓加以总结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同时并注入『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中华文明耀眼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的大旨,其实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建设道德礼制为主要目的,而这在春秋战国之际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德治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文武之道,礼乐之制此时已濒临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那便是先师孔子。

孔子推动了王官之学普及社会

孔子推动了王官之学普及社会

孔子推动了王官之学普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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