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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肃清高校普遍的软国耻,民族文化方能复兴并自信(之二)清华北大的软国耻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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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6-29 12:0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清华北大软国耻根源

圆明园,中国国耻的象征,清华和北大的校址恰恰与之毗邻。清华在东,北大在南,近乎一墙之隔。或许,这一区位格局的出现,只当初两校校址选择上的无心之举。但是在中,清华北大的产生也的确和国耻很近。北大、清华是由国耻所孕育,上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和病毒。

要明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首先要明白和区分两类国耻:主权国耻和文化国耻。人们之所以普遍忽略和无视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因素,而将其看成知识的殿堂,甚至神圣的知识殿堂,就在于没有能正确区分这两类国耻,将主权国耻看成是国耻的全部,忽略和无视了文化国耻。事实上,文化国耻是比主权国耻更深层、更严重的国耻。北大、清华身上的国耻正是文化国耻。

圆明园是中国主权国耻的象征,而北大、清华的则是文化国耻的象征。主权国耻是“硬国耻”,而文化国耻则是“软国耻”。因此,也可以说,圆明园代“硬国耻”,而北大、清华则代表“软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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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软国耻

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与西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香港、澳的收回,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济的迅速崛起,这些都是雪“硬国耻”。

在雪硬国耻上,中国已经做的非常好,但在雪软国耻上,但却做的非常差。由于对软国耻重视不,甚至压根没有意识到其存在,我们在消除硬国耻的同时,却在增加和扩大软国耻。甚至也可以说,自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整体的发展路径是以牺牲文化力量代价,去换取主权力量的增加,以增加软国耻为代价,去换取硬国耻的降低,去雪硬国耻。

主权是一个国的躯体,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精神和灵魂。当一味地强调硬国耻,而忽略软国耻时,就会导致在雪硬国耻时,会导致软国耻的增加,在硬国耻消除时,软国耻依然存在,而且严重地存在。中国当下的现状就是,硬国耻已经消除,但软国耻依然严重地存在。更严重的是,相对硬国耻,国人对严重存在的软国耻普遍缺乏知觉。

主权国耻就是在暴力威逼下迫放弃主权利益,文化国耻则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否定和舍弃中国的固有文化。国耻做所以为国耻,关键就在被迫。东汉以来,中国也因为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局部地否定和舍弃中国固有文化,但是不能称佛教的传入中国为文化国耻,原因在于这里边没有强迫。

中国是从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才正式开始否定和舍弃自己的文化的。甲午战争中国近代史上败的最惨的,没有之一,正是这场战争彻底打掉了中国的文化自信,自此中国走上西化的不归路,直至当下。甲午之前的洋务运动,讲的是“为体,西学为用”。

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国贼,原因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诸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他主持签订的,其耻辱之最就是甲午战败后的关条约。其实马关条约恶劣影响倒不在主权国耻上,而在文化国耻上。马关条约不仅迫使中国放弃自己的主权,而且也迫使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

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摧毁中国的文化自信,除了战争本身的惨败以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甲午战争的敌人并非传统的西方列强,而是最近才西化的日本。震惊当时中国的并非战争本身的力量,而是日本西化的力量。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将效仿的对象转向日本,中国的真正西化实质上是从学习和效仿日本开始的,是日本化。也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留学现象才真正形成。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不是欧美,而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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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日学生

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名人,达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1907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才逐渐增加。1909年清政府正式接受美国所退回的部分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但是,直至1910年,留美的学生才有500人。

而中国的大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与留学热同时出现的。大学和留学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属于马关条约效应,是文化上的马关条约。中国开始放弃自己的文化,而全接受西方文化。留学和大学是吸纳和接受西化思想,同时否定和舍弃中国文化的两个手段,两者互为表里。前者直接去西方国家,括西化后的日本,去学习,后者则是在中国系统性地传播西方文化。

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是最早的两所大学,分别创办于1895年和1898年,均在甲午(1894年)之后。北洋大学堂是现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为现北京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为李鸿章的幕僚,也是晚清第一大买办盛宣怀创办。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其实就是想在中国复制日本的明治维新,企把日本的政治教育体系搬到中国,是一次大张旗鼓的日本化。康有为直接说:“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

尽管后来慈禧太后完全推翻了戊戌变法,连光绪皇帝也被监禁,但是却独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因此北京大学也就成了那次日本化的唯一成

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甚至进行恶毒性攻击,并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口号,是出现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间应该在1916年左右,主要阵地则是北京大学。这个时间和地点和此前的日本化是高度相关的。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6年,因为甲午之后第一波留学热时期的那些人都在那时学成回国了。注意,第一波留学热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也毫不怪地是主要由留日回国人员所构成。陈独鲁迅、易白沙、玄同、吴虞都是那时的日本海龟,而另一员新文化大将胡适则是留美海龟,而资助胡适留美的正是庚子赔款。与1916年就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则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留学德国

因此,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化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发展和深化,新文化实质上就是日本文化。

为什么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地?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成为留日人员的聚地。那么北大又为何会成为人员的聚集地,原因又在于,北大是之前那次日本化的结果,北大身上保留了日本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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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京大学身上有日本化基因,那么清华大学身上则有美国化基因。清华大学的前身为由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顾名思义,留美预科学校,即为留美人员进行前期培训。这所学校的成立和美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相关联。

1900年为镇压对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组团对中国发起战争,北京被占领,慈禧出逃西安。在这种局面下与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主持人依然是那位李鸿章。1900年为庚子年,1901年为辛丑年。辛丑条约所涉及的赔款数额为所有条约之最,就是历史所称的庚子赔款,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赔款将在若干年还清,庚子年是起始年。

由于数额太大,超出了当是清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后来清政府就希望能够减免。当和美国提到此事时,美方应允,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所退回的赔款用来支撑中国人到美国留学。留美预科学校正是为这些赴美的庚子赔款生做前期服务的。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生成行,胡适于1910年考取了名额,是第二批。不过那时留美预科学校尚未成立,因此胡适是庚子赔款生,但不是清华校友。

当时的美国为何愿意做这件事?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的备忘录可以给出说明。詹姆士提醒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在精神和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敞开拥抱,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曾经是留日人员,这导致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日本情节,即便在1931甚至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后,这种日本情节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身上依然非常浓厚。汪精卫就不用说了,直接投靠了日本,做了汉奸。

1934年,已经侵占东北的日本愈发彰显其图谋华北,甚至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此之际,蒋介石以别人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几乎两万字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其中所流露的亲日情结令人惊诧。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文一上来就说:“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然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国和日本只可能是朋友关系,而不可能是敌人关系。很类似于前一阶段,曾经有人把当今的中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甚至还要过之。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文还提到:“中山先生曾经说:‘如果东亚没有日本,中国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说:‘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为止,最多不过十天,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

这意味着孙中山也有很强烈的崇日、惧日情结。由于汪精卫后来明目张胆地投靠了日本而成为汉奸,后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尤其与孙中山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好坏分明。实质上,在崇日、惧日上,他们并无本质区别,并无明确的界线。这很可能也归因于三人的早年的留日经历,孙中山当年甚至还娶了一位日本老婆

这种早年的留日经历,以及所形成的亲日情结,导致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一直是妥协的,软弱的,一直不敢地处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可能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在共产党身上也表现的十分明显,共产党的真正缔造者是泽东,他恰恰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的,纯粹的土鳖。在毛泽东之前,共产党也的确有留洋经历的首脑,而他们也均象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一样,有着很强的亲外情结,譬如陈独秀明。

陈独秀在骨子里崇拜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以议会为中心民主制度,这是后来当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屠时,陈独秀右倾投降的根源所在,因为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方向。而留学苏联的王明则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协苏自重,在抗战时期,居然高举“武装保卫苏联”的大旗。因此毛泽东说王明,他对别人的事关心地多,对自己的事关心的少。用现在的话说,陈独秀和王明被当时的日本和苏联洗脑了。

由毛泽东所改造和缔造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反帝国主义上,表现地如此决绝,敢于在尚一穷二白时出兵朝鲜,对抗不可一世的美国,以及对抗同样不可一世的苏联,与其本人早年没有任何留洋不无关系。假如毛泽东曾经是个象胡适一样的庚子赔款生,或者假如也象陈独秀、汪精卫、孙中山、蒋介石一样曾经留学日本,很难想象他还能够列强如此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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