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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高校普遍的软国耻,民族文化方能复兴并自信,之一清华北大是文化投降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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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6-29 11:4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转摘导言:

现代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文化术建设发展,不再古代士族及私塾院、太学、国监,而是近代引自西方大学高校体系,这些高校不但统领着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方向,甚至成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的政策制定依据。

一、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大部分高校是文化投降派

关于大学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已思考了年,其结论可能有点让很多人不舒服。

我的判断是,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仅是100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的直接推手,也是眼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北大、清华是中国大学的两大领袖和中流砥柱,在100年前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崩溃上,以及眼下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上,也理所当然发挥着领袖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要真的实现文化自信,要真的实现民族的复兴,就非要彻底检讨中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学术体系不可,并在这种检讨的基础上,非要做一个彻底的改造不可。作为中国大学之领袖的北大、清华,也是检讨中国大学时需要抓住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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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皇园林是清华校址所在,依托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设

链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真相

本来这样刺激人的话题,我是想过一段时间再说。但最近清华校友联名恶驱逐胡姓教授的事件,以及高姓券商济学家说当年的中越战争是中国给美国的投名状,让我有点小愤怒,不吐不快,就提前说了吧。高是北大校友。

这两次事件的实质是,在中美对抗正酣的当下,一部分清华北大的校友们,在内心深处却走向了投降派,明目张胆和忠心耿耿地主张和维护“霸主-附庸”式的中美关系

胡教授引起清华校友群愤的原因是,他发了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了。在那份在网上广为传播的清华校友联名书中写到,(胡的报告)“远引无数外国戒心”,意思美国发动贸易战等一些列敌对中国的行为,就是因胡教授说中国国力超过美国了。这里转引一句网友的评论:“胡教授说中国超过了美国,伤害了不少清华人的感情”。

经济学家在演讲中直接将美国比喻成梁山,将中国比喻成小弟,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小弟向美国梁山投靠。小弟要投靠梁山,需要先在山下杀一个人做投名状。于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搞了中越战争,这是中国交给美国的投名状。当时苏联在支持越南

清华北大能够“培养”出如此的校友,根源在中国大学这一教育和学术体制的固有缺陷。作为中国大学体制中的两大领袖,中国大学体制的固有缺陷在清华北大上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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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源于基督教制服的北大学士

什么缺陷?国耻的缺陷!中国大学自降生以来,就携带着国耻基因、国耻病毒。而作为在慈禧时期孕育,并慈禧和美国人钦点的两所大学——北大被慈禧钦点,清华被美国人钦点,北大和清华身上的国耻基因也更为纯正,国耻病毒也更具活性。清华校友驱逐说中国国力超美国的教授,北大校友称越南自卫击战是对美国的投名状,是国耻基因、国耻病毒发作的结。国耻病毒的发作即为国耻病,国耻症。

由于中国大学系统天然的国耻基因和国耻病毒携带着,进入这一系统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成为一名国耻病毒携带者,一名潜在的国耻症病人。由于清华北大的国耻基因更纯正,国耻病毒的活性更高,进入清华北大,也就意味着感染国耻病毒的几率更大,犯国耻病的可能更高,病情更严重。那些要驱逐胡鞍钢的清华校友,以及类高善文的北大校友,都是严重的国耻症患者。

要明大学是怎么回事,明白北大清华是怎么回事,应该先明白大学的括中国大学的历史,以及西欧大学的历史。查查它们的帐,揭揭它们的老底。

首先看中国大学的历史。

中国大规模引入西方的学习制度,其实大学只能算第次,第一次是佛教庙。

第一座寺庙是洛阳寺,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但是,与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引入寺庙,是完全主动和自愿的。当时的印度并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向我们推销佛教,是中国人自己对佛教感兴趣。不仅引入了寺庙制度,而且也有很多中国人也不畏旅程的遥远和艰难,自发地前往印度取经,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西游记》的历史背景,唐僧师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唐僧的原型玄奘,也是中国真正的第一代“海龟”。

但是中国引入大学却不同,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为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形势所迫,那时中国的国耻时代。大学正是这种历史形势的产物,是国耻时代的产物,这种形势和时代使得大学自身也携带了国耻的基因,尤以北大清华为甚。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接受西学,引入大学之前,中国已经历经一波和平式的、自愿式的学习和引入西欧的学术、技术,那是在两世纪以前的明末清初。当时西欧基督教分化为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传统势力,而新教则是新兴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压力下,天主教为挽回实力,成立了一个叫“耶稣会”的组织,强化信仰,并负责向西欧之外的区域传教,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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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主要人物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抵达中国,至1723年雍正帝下诏驱逐传教士,第一波西学东渐持续了170多年。其间一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和生活,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技术和政治理念带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利玛窦为方便传教,深入地学习了中国文化,造诣不输当时一流的儒家学者。而汤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从钦天监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称国师。而且自汤若望以后,直到清道光年间,钦天监均由西方传教士担当。

尽管这些传教士在当时在中国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个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言,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雍正的一纸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强大的中国文化面前,毫无竞争力,绝大多深中国人并不感冒。历经170多年的发展,依然处于中国社会的最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对这段历史,当下国人并不太了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闭关锁国”的错误认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对西欧文化是开放的,拥抱的。长期用遥远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在开放程度上,更是让现代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试问,现代哪个国家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政府担任高官?!

1793年(乾隆十八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仅仅距离雍正驱逐传教不过70年。乾隆拒斥英使,指其所献物品为“技淫巧”,被当下认为是清朝愚昧封闭的代事件。事实上,西欧的很多技术和物品早已传入中国,并在宫廷中陈列,而且的确比马戛尔尼所带的还要好。170多年的对西欧文化的学习,也以使得当时每个中国人对西欧文明进行判断。不是乾隆斥责英国人错了,而是现代的认为乾隆的斥责错了错了。

这段历史也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以自愿自主的原则,中国是不可能对西欧文化感兴趣的,中国人不可能象曾经对佛教的态度对待西欧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最终接纳了西学,甚至要全西化,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人拿枪顶住脑袋的结果,充满了无奈和耻辱。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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