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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儒学为体,科学为用"才是正确学术范式,儒学维心,科学维物(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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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6-29 01:5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知劲草,大潮退去才知谁在裸泳。此次空前瘟疫,对当前的中国已构成空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则对相关各方的成色进行了一场真实枪的检测。谁英雄劲草,谁是草裸泳者一目了然。

战“疫”依然在继续,这场对中国社会的大检测依然在继续。就目前的情况看,以钟南山、李兰娟等领衔的医护人员经受住了检测,是劲草,是英雄,但是国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相关的科家们则未能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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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应对疫情的唯一有效抑制措施

通过这次疫情检测,这些科学家的行所暴露出的最严重的,倒不在专业能力上,当然专业能力可能也有问题,而是在道德品行上。

这些国家给与极高地位和丰厚待遇的科学家们,却对国家利益、人民的疾苦毫不关心,麻木不仁。大疫当前,不去积极研判疫情,寻找有效的防控办法,而去抢数据,跑到外国的期刊上发论文。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指责,不但没有毫悔意,反而气急败坏,泼妇骂街。更有甚者,堂堂的正厅级的科研机构然成为裙带关系筹码。

为此,在举国抗疫的关键时期,科技部甚至不得不发文劝诫:“各项目承担单位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应用到战疫情中,在疫情防控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上”;“ 要树立大局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以‘功成不在我’的胸襟,发挥智攻关、团队协作的优良传统,及时汇交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验数据”。

科技部文件似乎只是揭开中国科学界败德之冰山一角。从这次疫情看,科学家的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已经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经不是个人问题、局部问题,而是国家问题、系统问题。在这种局面下,科学职位选拔上的品德、品行考核问题在舆论中凸显。

这就涉及到文明发展上,也是在学术史上一个深层而根本的问题:道德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而关于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现代学术界是很成问题的。这些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现代学术道德、科学这些概念,极其相互关系的认知,是基于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基于近现代西欧文明,或者说,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参照系中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评判这些问题的。中国文明的参照系,中国文化的标准则被武断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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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就是器与道的关系

就中国而言,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民国之后,就开始彻底否定中国自的文化,认为其是落后的、过时的,理应和注定被淘汰。最著名的口号就是鲁迅的“不读线装”、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国的学术系统开系统地引入西方学术,导致中国当下的学习系统在范式上是西方的,在学术和文化的评价标准上,也自然选用了西方参照系和西方标准。

个层面是,在西方内部,或者更精确在现代的欧美,在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上,则是以后来出现的科学意识形态为参照系和标准,而武断地将基督教排除在外。

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的形成,是19世界中期的事。这个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现”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教会的大辩论,达尔文声称人是由猴逐渐进化而来,是“客观”、“科学”的进化率创造了人类,极力否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

现代文明、现代学术的核心和基石就是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民国时期中国系统性引入西学之后,科学意识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在西方和中国的出现的时滞是非常短的,相差不过几十年。

在西欧,科学意识形态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是砸烂上帝后的产物。因此,科学意识形态就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是落后的。而基督教则是西欧的传统,科学则代表现代,这样就形成传统落后,现代先进的观念。

西方,直至一神教的出现,才有了个人道德的观念。上帝是道义、正义的承载者,是“神以载道”,人本来没有道义,是没有道德的罪人,但是,通过信仰上帝,就可以获得道义、正义,从而可以拥有道德,成为一个“义人”、“善人”。这是一神教的核心要义所在,基督教称之为“因信称义”。

在一神教中,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心灵的动力和归属,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

总之,宗教问题就是道德问题,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就是信神,没有信仰、不信神,就是没有道德。

现代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之所以要反对宗教,原因在于,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因此,学习知识就是对神进行信仰,而不是对经验的学习。即基督教是否定现世的,否定对经验的学习。而科学则是基于现世的,基于对经验的学习的,尤其是基于“实验”。

毫无疑问,在一神教中,对上帝进行形而上的神话性虚构,是其败,但是,这绝非意味其一无是处,而是包含着极为最重要极为宝贵的东西,就是道义、道德本身。

事实上,是可以按中国“文以载道”、“以神道设教”的思维和原理,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分解、分离的。

“以神道设教”来自《周易》“观卦”,“观”有两个主要义项,一个是自己去观察,另一个则是设计、陈列东西让别人去观察。三代时期的祭祀礼仪,也属于宗教制度,就是后一义项的“观”。在位者设计出来,以给百姓观看。而给老百姓观看的目的,则是对其进行教化。即将礼乐制度当成教化、教育的手段。这就是“以神道设教”。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很明,宗教的神学设计,只不过是一种教化工具,让老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可以说是“神以载道”,也是“文以载道”。“神”其实就是一种“文”,也是一种器。

这样一神教的神,就包括两个部分:文的部分和道的部分。文的部分就是神学设计,包括神灵的形态,是神学的、神话的,也是形而上的,当然也是虚构的、虚设的。道的部分就是道义、正义,也是中国儒家所讲的“义理”。

如果对神做出这样的分解、分离,就可以发现,在神的两个构成部分中,作为载道工具的神学设计部分,是迷信的、错误的、落后的,也可以说是骗人的。但是,对于道义本身、义理本身,则是正确的,而且是弥珍贵的。

因此,对基督教就不能全否定,而只能否定其神学的部分,而应该保留下其道义、道德的部分。

但是遗憾的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却将上帝、将基督教彻底、全盘地否定了,不仅否定了其迷信的神学部分,而且否定了其中的道义、道德部分。

这样,科学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去宗教化、去迷信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去道义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即科学是“无道”、“无德”的,是“不道”、“缺德”的。

科学之所以反对和否定道义、道德,其根源是,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中,道义、道德一定是与宗教绑定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绑定在一起的,要反对迷信,就必须否定虚构的神,而要否定虚构的神,也必须连道义、道德一起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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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无法做到对神进行“文以载道”式的分解分离,因为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载道”思维,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于,西方文明未能出现中国一样的独立的“道义”、“义理”的概念,独立的“心性”概念,道义、义理的独立源自心性的独立,道义、义理不过是人心的基本属性。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

人心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也是虚拟的、抽象的,是对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抽象。这就是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在具体表现上,道义、道理也就表现是人的共识性意念、意志。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同然”。

总之在中国传统看来,道义、义理不是外在于人心的,而是内在于人心的,而且是生而有之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人要获得对道义、义理的认知,就不是向外索求,不是从外向内地注入知识,而是认识和体悟自己的内心。因此《大学》“八条目”前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关键在于“诚意”,就是认知、体悟自己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想法,排除一切的外在干扰。

也就是说,儒家认为,认知道义、义理,是通过学习来实现,而这个学习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做事、事件来体悟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即“诚意”。

“格物”就是做事,就是通过经验积累,在经验中感悟、体悟,相当于科学系统中的“实验”。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儒家学术的核心也是道义、道德,从实质上来说,与一神教是一致的。只是,比一神教“高级”和“先进”的是,儒家的道义、道德是以真实的心性为基础,以现世的经验为基础,而一神教则是以虚构的神灵为基础,以虚构的来世和天堂为基础。

但是,在民国之后,中国在日本的误导下,而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从而讴歌科学,而践踏儒学,践踏道义和道德。日本则是受到了西欧的误导,因为现代的西欧就是讴歌科学,践踏基督教,践踏道义和道德,而认为要引入科学,也必须践踏道义和道德,而当时日本的道德形态则是儒学的,而非基督教的。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生的事。

由于科学是反道义、道德的,其本身也是缺失道义、道德的,而是纯粹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确定性的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追求物质利益是求利,追求某种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也是求利。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其实就是“利学”。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从人性来看,人类生活的重心不是“利”,而是“义”。“义利”之辩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合理的“义利”关系应该是“义本利末”、“义体利用”,重义轻利。

既然道义、道德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重心,这就意味着确实道义、道德的科学,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不可以独立支撑社会的运行的。必须有另外一种能够提供道义、道德的系统存在。

所以,自19世纪中期科学在欧美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以及自20世纪初期科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尽管科学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努力地反对道义、道德,在欧美是反对基督教,在中国是反对儒家,但是,却没有能力真正将其消灭,基督教依然普遍地存在,而儒家的基本原则也依然在中国坚实地存在。

在欧美基督教依然是民间的主要信仰,而在中国,儒家的实际的社会实践中被贯彻着,包括解决实践和政治实践。

这样,当今世界的社会,无论欧美,还是中国,实际上被割裂为两个部分: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学术界,所信仰的是科学,反对和排斥道义和道德,也是“无道”和“缺德”的,而实践界,则是继续奉行基督教和儒家的基本原则,重道义和道德,是“有道”和“有德”的。

在学术界中,那些极端主义者,那些与社会实践想脱离者,就成为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成为唯利是者,成为道德败坏、麻木不仁的无道无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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