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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儒学为体,科学为用"才是正确学术范式,儒学维心,科学维物(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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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6-29 01:3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关于近现代对英文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翻译问题,学界也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我此前也专门指出现代汉语中的“香蕉词”问题。下面说一说对“科学”( science)一词的翻译问题。

所谓的“香蕉词”,就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词汇,从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内涵却是西方的。现在那些在精神和灵魂上被西化的华人被称为“香蕉人”,即黄皮白心之人。“香蕉词”是内涵上被西化的汉语词汇,也是“黄皮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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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香蕉人

大量的“香蕉词”之所以会在中国现代汉语中出现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肤浅,甚至无知,将两个形似而实异的中英文词语认为等同,譬如将“政治”等同于“politics ”,将“自然”等同于“nature”,将“道德”等同于“morals”,等等。

其实,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从未出现和存在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与“politics ”,“自然”与“nature”,“道德”与“morals”是在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是,最早的汉英字典的撰写者,却生搬硬套地将两者对译。

最早的写英汉字典的人,显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纳闷,中国历史上为何能够存在如此白痴的人?当明白这些“香蕉词”的真正起源时,我的心也就释然了。原来,“发明”这些香蕉词的,即最早书写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词”是在明治维新时期,由当时的日本学者所“发明”。这些日本学者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崇拜西欧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倡导什么“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二是号称日本学习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传统,但是它们对儒学的理解却是非常皮毛、浅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汉字。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日本学者就用汉字与西文对译。这个对译过程就成为西方文化内涵对汉语词汇的单向注入,而不顾及这些汉字的本来内涵。用句股市的术语,这叫“借壳上市”。汉字词汇在那些日本学者眼里不过是一个壳,其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内涵,这些壳不过是承载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时,借助这些壳,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后来的中国,顺利实现借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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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人宣言

甲午战争之后,通过当时大量的留日回国的年轻人,日本的“脱亚入欧”的明治思维传入中国,成为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对西欧书籍的翻译也大量传入中国,“香蕉词”也随之流入。

“科学”也是由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所发明的香蕉词,这个“科”就是“科举”之“科”。20世纪初以来,中国开始以“科举”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却不知“科学”之“科”就是“科举”之“科”。民国之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引入,“科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普及,被广泛接受,显然要得益于“科举”之“科”在中国当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神圣和权威。

也就是说,当初“科学”的流行,显然有对“科举”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将原本附着在科举上的神圣权威,嫁接到“科学”之上。

“科”的本来含义是分科,“举”是举荐、选举。在“科举”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专业,不同的标准去选拔官员。最开始,“科举”并不需要考试,完全是推举、举荐的。

西汉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筹集军费,决定把盐铁等行业进行政府专营。在正式实施之前,汉武帝决定召集民间的贤达,问问他们的意见。这些民间贤达,汇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其基本结论是反对。这一会议记录被整理出来,流传了下来,形成一本经典名著《盐铁论》。在此书中,将民间的贤达人士分为两类,也是两科:文学和贤良。文学科,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明经”科,就是书本知识掌握的很好,经学学的很好,“贤良”则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举成为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一直持续至清朝,以致现代人一看到“科举”,就认为是考试。其实“科举”的本来含义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必然与考试有关,也可以是举荐。当然,考试也是一种选拔制度。

但是无论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国,“科举”之“科”,其含义绝非中性的、技术上的分科、分类,而是包含着几千年官员选拔制度的厚重积淀,具备正统性、权威性,甚至神圣性。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用“科学”一词去对译Science,显然是想让“科举”的正统性、神圣性转移到“科学”之上。

如果,单纯地从“科”的分科含义看,“科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憋足的译法,即“分科之学”,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边缘的特征。Science的核心特征是去发现“真理”。具体的方法则是基于经验的“实验”。

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对Science的翻译相对更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来自四书之首的《大学》。只不过,格致的目的是发现、体悟“义理”, Science则是发现真理。中国传统学术的“义理”,与科学“真理”,有相似之处,都是深层的神圣性的知识,但是也有本质不同。“义理”的根基在人的内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则在外在的“客观”之物。

因此,尽管“格致”比“科学”更接近Science内核,但是依然是不准确的。

那么用哪个中文词汇对译Science更合适?答案是“利学”、“物学”、“器学”都可。

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组辩题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侧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经做了更详细的分析。“义”就是“心”、“道”、“体”,“利”就是“物”、“器”、“用”。

“义利”,讲的“义利合一”、“义利不二”、“利以载义”、“义体利用”。在义利兼顾的同时,又严格区分体用。

较之于中国传统,整个西方学术都是残缺的,因为他们是“有利无义”、“有物无心”、“有器无道”、“有用无体”。

中国传统学术可以称之为“义利之学”、“心物之学”、“道器之学”、“体用之学”,但是西方文明则仅仅有“利学”、“物学”、“器学”、“用学”。

尽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学”式的,但是,在近现代利的形成却出现了重大变革。现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质也是“利学”式的。这种利是“宗教之利”,通过对神灵的信仰,换取某种利益。犹太教干脆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看成是契约关系、交易关系,即利益关系,所谓的《圣经》也被成为《约书》,包括“新约”和“旧约”。

而现代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质与基督教一样,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则是物质之利,可以促进技术发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过程,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识形态的真正形成则是19世纪中期的事。就连英文单词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现,也都是那个时候的事。

实际上,西方与科学相关的知识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传入中国,那是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的贡献。当时的中国学者,以及西欧传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都将这些知识与“格致”对译。严复用“格致”去对译新出现的Science,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但是,在19世纪末,日本对Science的译法“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学术之正统。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学”对“科举”的狐假虎威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格致”到“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所发生的“利”的形态的变革:从宗教之利到物质之利的变革。这个变革也是西欧的主流信仰从基督教到Science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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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译为“格致”的科学读物

“格致”的译法出现于明清之际的17世纪,那时Science尚未出现,相关的知识是以哲学的存在,而且是作为基督教的奴仆。而“科学”的译法在Science出现之后。也就是说,“格致”和“科学”实际上对应着西欧社会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格致”对应着宗教时代,而“科学”则对应着现代、科学时代。

这也意味着,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欧社会是高度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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