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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 公知两兴两衰史从举国敬仰的民国大师,到人人喊打的恨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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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6-17 08:2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公知就公共知识,更通俗地说,是出名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就是掌握知识的人。但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是,公知、知识分子,尤其是连知识本是西来词汇,不是传统中国所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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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知的贬义化,乃至教授的贬义化,含着更深层的因素,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中,是中西文化的攻守异势。以前是西方压倒中国,现在中国的势头起来了,要压倒西方。

这一过程与文化复兴、民族复兴是同步。民族复兴的核心在文化复兴,文化是指中国所固有之文化。因此,公知在近现代之中国的兴衰,也是中国本身的兴衰史,中国文化的衰兴史。注意,前者是兴衰,后者是兴衰,是着的。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者将英文的Knowledge与『知识』对译。甲午海战后,中国兴起日本热,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引入中国,形成所谓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模仿日本,开始推行话文。

大量日本词汇被引入中国,成白话文的重要基石。由于日语汉字间存在特殊关系,这些日本词汇,又有着汉字的外形。从汉字的角度而言,这种日本式的对译,实际上是为汉字词汇注入新的西方内涵。而且这种注入是单向的,仅仅是西方内涵注入了汉字之中。

因此,『知识』是一个十的西化词,其字形是汉字的,但是其内涵是西方的。也正是其字形是汉字的,『知识』这个汉语词语也是自古有之,所以对现代人形成极大的误导,使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知识』的含义,不仅是中国自古有之,而且是一切『知识』的标准。

其实,现代白话文的『知识』,其西方内涵与中国传统的主流知识截然相反。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是内在的,内在于人心的,甚至说就是人心本身。就是孟子所说的『义内』,『义』就是知识,最高价值的知识。

这种知识也是『良知』、『良能』,是人生而有之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后来阳明所说的用『致良知』解读〖大学〗的『致知』,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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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还有一个典概括:『即理』、『心即理』。『理』就是最高的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即有关心性本身的知识,才是最高的知识,才是知识。〖大学〗『格物、致知』所『致』的也正是这种知识。

而西方则从未出现中国式的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当然也从未出现过中国式的内在知识观,他们的知识观是外在的。在宗教时代,最高的知识是关于神的,而神则是绝对外在于人的。在现代,最高的知识则是关于『客观世界』,即客观规律,也是科学真理,象神一样,也是绝对外在于人的。

即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内在知识观,讲的是人心本身。而西方的知识观则一直是外在知识观,宗教时代是,现代依然是,讲的则是物。无论宗教时代的神,还是现代的客观世界、客观规律,都是属于物的范畴。

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观中,知识是指是心的知识,即有关于心本身的知识。而在西方知识观中,知识则是指物的知识。

要明白这一点,需要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心物之辩』。『心物之辩』的根本目的是让心摆脱物的牵绊和干扰,从而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也可以说,儒家的知识,就是维护心性独立和自由的知识。

理解心物之辩的重点、难点在明白心物的边界和区分。心就是思考认知本身,物则是思考认知的结。思考本身是无限灵活的,无限包容的,即心外之一切皆是我的思考对象。作为思考认知的结果,物则是死的、固定的。

因此,『心物之辩』中『物』其核心是现代所说的抽象之物、主观之物、唯心之物,当然也包括具体之物、唯物之物。总是,物是心的思考认知的结果,即心的判断的结果。看到具体之物,是心的判断的结果,何的决定,任何的意见,任何的结论,任何的思想,任何的理论体系,任何宗教体系、制度体系,都是物。

因此,作为源自西方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的知识,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在内涵上截然相反。现代汉语中的知识,所指的是物的知识,都是物,而儒家的知识,则是指心的知识,都是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一词不仅对中国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新生事物,由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依据kownlege所创造。然后,在甲午之后被入中国。即便在西欧也是一个近现代的新概念。即便kownlege在之前存在,但是其现代内涵也与古代有着本质不同

古代的西欧是宗教时代、基督教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是以上帝为本位的,甚至说就是上帝本身,人获取知识的唯一手段是信仰上帝。现代的西方则推翻了上帝,是一个所谓的『科学』时代,知识是存在与客观世界中真理,但是需要人的研究、实验也才能被发现。因此,人替代上帝成为知识的主体,成为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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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基础就是知识是人创造的

因此,知识分子、公知,也都是现代概念,为古代所无,也是反古代的。对中国如此,对西方也是如此。

知识是一个西化词,其内涵是西方的,实际是特指西方知识,更准确地说是现代西方知识,即科学知识。但是,现代的中国却把其当作一般意义、一般标准来理解。因此,当一个人接受现代中国的学校教育,那么他便会想当然地把现代汉语的知识,当成评判知识的准则,也当然会天然地、想当然地否定中国传统的知识,否定儒家知识。因为,儒家的知识与现代汉语的知识截然相反,前者的关注对象是心,后者的关注对象是物。

现代很人反对学习英语,因为学习英语意味着思想的西化。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即便学习汉语,也是意味着思想的西化。因为现代汉语中存在太多词汇,其字形是中国的,但是其涵义却是西方的。『知识』就是典型一例。这类西化词汇不妨称之为『香蕉词』,即皮白心之词汇。

明白『知识』一词是在甲午之后从日本传入,特指西方知识,很自然就会明白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则就是西方知识的搬运工,将知识从西方搬运到中国的人。

而且,这种知识从西方到中国的大规模搬运,最开始并非是直接从西欧、欧美到中国,而是经过一个中介,就是日本,是从日本到中国。而日本对西方中学习则是在明治维新,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也是在这个时期。那些现代汉语中的『香蕉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明』。

需要再次强调一遍,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实则为西方知识,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分子,实则为西方知识分子,公知也当然是西方公知,他们是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明白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天然地站在西方知识的参照系内,以西方知识的标准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认为中国的知识是落后的,必然要消亡,要被淘汰,而西方的知识则是先进的,必然被全世界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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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看谁的脸色?

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公知,民国大师就极力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西化。这种情况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尤其以陈独鲁迅为代

当我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进行讴歌时,往往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都是留学生,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日本,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玄同、易白沙、吴虞等人都是,只有极个别的是留学欧美,譬如胡适是留美的

这些被现代人为『民国大师』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思想家们,其实并非思想的创造者,而是思想的搬运工。不仅是搬运工而且是二道贩子,因为是从日本搬运,日本是一道贩子。

并非日本是一道贩子,就意味着日本的平就很高,恰恰相反,非常次。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集中在明治维新时期,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同时。明治前,日本已经拥有了1000多年的中国文化的学习传统,儒家的学习传统,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集中学习西方文化,这让日本人产生一种错觉,他们是『学贯中西』。

其实日本是个半桶水,中国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他们没有领悟到,西方文化的本质他们也没有弄懂,可以说即不懂中国,又不懂西方。所以,他们才在明治维新时期弄出了一个『脱亚入欧』。

『脱亚』其实就是『脱中』、『脱儒』。『脱中』、『脱儒』就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系统性攻击之,咒骂之。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那些后来成为『民国大师』的日本留学生们,显然被洗脑了,他们然认为日本的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为先进,而仰慕之。

因此,这些『民国大师』们,实则都是在文化上认贼作父的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是否定中国文化的罪魁,民国大师们不仅没有攻击之,反而崇拜之、学习之。

中国的历史不会接受文化上认贼作父的民国大师的摆布,只会接受尊重中国实际的人们所引领。

民国大师蛊惑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尤其是泽东成为领袖之后的共产党,则坚定地以中国实际为指针,不迷信任何外来的理论,无论取道日本的西化理论,还是取道俄罗斯、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理论联系实际』。

因此,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大分裂。一派是走『民国大师』式公知路线,高度公知化的国民党,他们崇尚日本式西化,亲日本,当然更亲西方、英美。另一派则是坚决反对公知路线的共产党,他们更尊重中国实际,更尊重中国人民,尤其是作为基层人民的农民,重实践而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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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式公知

最后尊重中国实际,走人民路线的共产党,战了走公知路线,脱离中国人民和中国实际国民党,尽管国民党的武器硬实力比共产党强大地多。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公知们都跟随蒋介石叛逃至湾,这样台湾就是成为公知的集散中心。高度公知化就成为台湾的文化基因,这注定了台湾今天之现状:『脱中入美』式的台独,以崇洋媚外为荣耀。

中国大陆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实际为中心,重人民而轻公知,重中国实际而轻西方理论。

进入六十年代,由于中国坚定地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即不迷信美国资本主义,也不迷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因此,把两大超级大国都得罪了。中国面临空前的大孤立、大决裂。

中国当时面临三个方面的决裂:与资本主义阵营决裂,与共产主义阵营决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决裂。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依然坚定地坚持以中国人民为中心,尤其是以最穷苦的农民为中心,希望以人民、农民为中心,建立一套崭新的文化系统,以支撑中国继续前进,建立文化自信

在当时的世界,所盛行的文化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或苏联共产主义式的公知文化,中国之内当然也有很多人受其影响,而具备公知思想,要么盲目羡慕美国,要么盲目羡慕苏联,眼里没有中国实际,没有中国人民。因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人民与公知之间的斗争。期间,地位最高的是人民,而受冲击最严重的就是公知、知识分子,或者具备公知思维的官员。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公知在中国最春得意时期;文化大革命,则是公知在中国的最悲惨时期。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主要革命对象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即文化大革命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对『民国大师』的否定。

两个原因注定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一是中国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巨大落后,二是,文化大革命尽管有对新文化运动有革命的成分,但是也有继承的成分,即在学术上继续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儒家的否定,更是被推向一个新

公知派象其所崇拜的西方文化一样,是见利不见义,重利而轻义,有利而无义。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就是经济和军事上,就在利上,而不在义上。在义的方面,中国远远领先西方。『落后就要挨打』,也是指的利,即经济和军事。

公知派在中国存在的合理之处,就在于极力发展利的主张,极力发展经济和军事的主张。当然这种合理之处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公知派的缺陷是,他们是唯利主义者,因此要给其加上义的限制。这是文化大革命强调『又红又专』,『方向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所在,用『红』来限制『专』。『红』是义,专是利;『方向』就是义,『知识』就是利。

当中国的硬实力实现崛起时,已经不再落后于西方时,公知派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便消失了,他们反中国文化的卑劣一面便会充分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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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一直在欧美人民的领导之下

因此,改革开放后,公知在中国命运又一次经历了一个兴衰的循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的硬实力,即发展利。于是,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事依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然而,现代的人们一提改革开放,所想到的仅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往往忽略『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四项基本原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重要,甚至『四项基本原则』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重要。

『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没有陷入唯经济主义,陷入西方式的唯利制的资本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是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利。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是义利之辩的中国。

这足以彰显中国文化博大和精微。说到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这是在学术上、名义上否定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但是在实践中,儒家文化依然活的好好的,支撑着中国的实践,包括革命实践和经济实践。即儒家文化的传承有两条线,一条是学术线,一条是实践线。学术线断了,但实践线没有。

一旦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公知派的地位又开始提升,并且与对经济的重视甚至崇拜程度的增加成正比。

大约在1990年代末,20000年代初,中国对经济的崇拜达到顶峰,公知派在中国第二轮的崛起也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支撑公知派崛起的,是改革开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改革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却又为公知派下了紧箍咒。这样公知派就是孙猴子,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国家的手心、人民的手心。

因此,公知派在提及和歌颂改革开放时,总是断章取义的,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说『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们视『四项基本原则』为迂腐、落后、累赘。

维护什么公知派的地位,在2000年代初达到顶峰,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四项基本原则』了,开始念紧箍咒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崛起。这个局面在2008年之后日趋明显。2008年的特别之处在于,美国发生了次债危机。

当中国在硬实力上不在落后,又昔日列强的侵略对象变成今日之列强时,公知派在中国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公知派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盘引入西方文化,认为这是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国的成功实践明,无论是革命的成功实践,还是经济的成功实践,中国的成功不是抛弃中国文化,恰恰相反,而是坚持了中国文化。在实践中,这种坚持表现在尊重中国实际,尊重中国人民,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中国文化并非仅仅存在于经典之中,更根本地,而是存在于中国实际之中,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

当中国已经成功地实践经济和军事崛起时,而且,这种成功是坚持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人民为中心的情况下取得的,那么公知派在文化上反中国、反人民的一面便会凸显出来,恨国党的一面便会暴露无余。

因此,今日之公知在中国便经历了第二次衰落,有些公知甚至已成过街之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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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知派的衰落有政治操作的成分,而在今天,公知派的衰落完全是人民自发舆论的力量所致。

公知派的自然沦落也显示,中国已经处于第二次去公知化进程之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中。这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最强烈信号和表现。

公知衰落的背后,是知识本身的衰落,这个知识就是西方知识,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固有知识、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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