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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能量] 消除西方舆论责难,重建文化自信,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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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5-15 05:2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重建文化自信当前中国急需要解决,这次疫情也是显示出来。中国在抗疫上做的最好全球独一档,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开始逐渐回归正常生产。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为世界积极的提供援助。欧美国,即以前的发达国家,在疫情面前是不堪一击,只能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

在中国的已疫情的这种前提下,再提群体免疫显然是没有合法,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英国公开宣称之后上改口。假如没有中国在,没有中国的先例在,显然群体免疫将是西方国家的标准做法。在他们看来这合法合情合理,很自然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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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中国已经战胜了疫情,导致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不具备合法性。但是对中国的抗议成就不仅不承认,而且工作做得可以讲非常烂的情况下,而没有何愧疚。

像美国已经死了8万人,感染130多万,而且这只是一个报出来的数字,可能实际情况还比这严重的多。他们对这种百姓规模失去生命,没有任何的愧疚,而是找借口,推责,然后攻击中国。

在这个情况下,而出现西方国家体地、组团地来攻击中国这么一个局面。甚至说很多人会担心发生战争,我倒觉得发生战争是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是有心无力,他们即使想打仗,也没有这种力量。在疫情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军事括美国的航母军舰感染,怎么可能发生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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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也只能是玩玩嘴炮,这个『新八国联军』也唯有对中国打打舆论战而已。不过,这说明他们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是需要被打掉的。

那么他们这种文化的优越感,其实和我们中国自也有关系,是中国助长和纵容了他们,因为我们自己文化自信的丧失,或者说文化自信的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明确提出来要文化自信。但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在哪里?在术,在学术系统、在思想系统。

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日本存不存在文化自信的问题,日本肯定不存,为什么呢?

日本和中国在1840年左右同样面对西方侵略,但是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是洋务运动基本原则。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失去文化自信。日本则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什么?是『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

日本在明治之前也是号称自己是儒家的,因为他们从大化改新,正式接受中国文化,到那个时候也有1000多年了。但是由于日本文化和社会的特殊背景,他们对儒家的东西是不可能真正的就抓到精髓,无论是它的制度还是它的学术,都是抓不到精髓,而是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

所以当它遇到西方的时候,就觉得西方文化比中国好,就马上见异思迁,决定与中国彻底决裂,和中国文化决裂,然后进行全的彻底的西化,即『脱亚入欧』。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系统地攻击儒家文化、中国文化,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所谓的思想家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代人物就被称之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泽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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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洋务运动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把西方在文化是看成蛮夷,认为西方先进的仅仅是器物,在文化是落后的、蛮夷的。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文化,即『脱亚入欧』文化,开始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主张彻底的西化。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日本过来的,其思想领袖其实都是日本的留学生鲁迅、陈独,包括蔡元培。

但是,即便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并没有像日本一样,一边倒的学习西方。

在新化运动的同时发生了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发生俄罗斯的10月革命。这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判断和选择。

一战让中国再一次看清了西欧的真实面孔。一战一经结束,梁启超就赴西欧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1920年出版〖游欧心影录〗,批判了科学万能论,对新文化运动中所兴起的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浇了一盆凉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迅速成为新的关注点。正如教材所讲,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很快被接受,并导致中国出现思想上的分裂,最终导致两大政党出现。

国民党是学日本。其实国民党在基因上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也是长期生活在日本,国民党的元老和高层大都有日本留学经历,包括汪精卫、蒋介石

国民党思想路线是日本式,是『脱亚入欧』、『脱中入欧』的路,当然也是亲西方、亲英美的。这也是目前湾问题的根源所在。如今台湾在文化上如此的紧跟美国,排斥大陆,不过是国民党原本思想的自然发展。

国民党它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但是我们共产党走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没有倒向西方。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立的自然表现,中国与日本不同,在文化上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不会盲目跟随任何人。对西方文化,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瞧不上。

即使我们采纳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后来当泽东成为领袖之后,我们并没有照搬苏联。我们知道当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什么?『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和集团做斗争,根源就是两种路线的问题。毛主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是中国的实际,就是要以中国为本位,而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本位,也不要以苏联为本位。我记得毛泽东批评王明的时候,他这么说,说王明他非常关心别人的事,不关心自己的事。别人的指苏联。

国学了资本主义,也学共产主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最开始都是学资本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后半段开始学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是坚持自己的,我们并没有一边倒地学。

日本就是一边倒的学西方,日本现在不会存在文化自信的问题,因为他只能跟着美国走,台湾也一样。如当初国民党胜利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就是现在的台湾,也不会有文化自信问题。

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现在说5000年的文明对吧?有深厚的文化。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实践,其最内核的文化支撑,依然是中国固有的道义文化、义理文化。因为在学术上,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建立的学术的范式现在还在一直在用。这套以西学为基础的学术系统,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能够看到和理解中国文化。

说到这里,我就要说两次文化革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上实际上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

第一次文化革命开始于辛亥革命,其高潮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东方运动彻底的否定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然后要全盘西化。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出现了两种路向,一个走西方的路子,国民党是代表,另外一个走共产主义的路子,以共产党为代表。但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来自西方的,都是西化。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西化,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比较边缘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否定了我们的经学。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当时蔡元培是叫教育总长,就是教育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宣布的政令是什么?废止读经,要求不再读经,经不再读了,系统性引入西式的教育。

那么第次文化革命是什么?第二次文化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全盘否定,认为是10年浩劫什么的。

文化大革命确实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武斗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我们一定要听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说法,他就对他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他说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蒋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革。

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而不能单纯的解读成什么权利之争。以毛主席当时的地位来讲,他考虑的绝对不止权力之争。

我们要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文革前夕的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首先我们和当时的第一大国,美国是决裂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和资本主义要决裂的,所以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是决裂的,没有任何的来往。其次,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也是决裂的。

为什么与美国、苏联当时的两大超级大国都决裂了,根源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独立意识。

还有一层决裂,在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和自己的传统也是决裂的。

总之,当时我们面临着重决裂:和美国资本主义是决裂的,和苏联共产主义是决裂的,和自己的历史传统也是决裂的。所以当时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思想体系,来给自己找支撑。这是文革的基本背景。其实文革试解决的就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希望建立一套独立的学术系统,独立的文化系统。

只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这个任务无法实现,无法实现。但是它里边有些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尽管说我们名义上、学术上是隔断了历史,但是当时的很多做法其实是是符合我们历史的,符合我们自身文化的。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不能详细谈。

第一个是,那个时间知识大学不是很重视。文革期间,要么是推荐读大学,要么是干脆不读大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有『又红又专』。我们现在是把这一切看成绝对错误的东西,但是它里面有合理的东西在里面。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公知』问题。现在公知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公知?公知是知识分子,肯定很有知识,对吧?但他们拥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当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和否定,否定我们的当下,也否定我们的历史。

这次疫情中就有一个代表性的公知事件,就是所谓的作家方方日记事件。这个事件也是标志着就是公知彻底沦为一个贬义词。公知的贬义化,是中国文化自信提升的必然结果。

公知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和西学式的这种学术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学术和教育系统自然产物。

这和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回事,也是他们没有做到又『又红又专』。『专』是有知识,『红』表面意思是爱国爱党爱人民,但其实质内涵是中国固有的道义、道德。『又红又专』其实是传统的『义利之辩』的当代红色表达。

红就是义,专就是利,『又红又专』就是孟子说的以义为本,重义轻利。

但是公知却是只专不红,或者说只专太黑,其实就是有利无义,知利不知义,唯利是图,道义泯灭、道德沦丧。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上山下乡。那么现在对上山下乡有一个很低俗的理解就是什么?说在当时经济有问题,城市里养活不了,失业人口太多,我解决你的就业问题,完全就太狭隘了。

毛主席号召青年们上山下乡,绝对不是说是单纯的解决一个失业的问题,这是和毛主席的一个最伟大的设想有关系。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的基础、基石在基层,所以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注意,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其实这个和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一致的。

我们传统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礼失求诸野,就说上层的没有礼,出了问题,就要向下层来求助,向下层学习。〖经〗也有句话叫『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就是割草打柴的人,是基层的劳动人民。『询于刍荛』就是向基层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们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向民间选拔官员,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过程。开始是举荐,后来就发展成一个制度叫科举制,科举制就是像民间选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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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之前和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讨论,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都不长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主席就讲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靠来自劳动人民的监督。

他其实想打造一个和基层要有密切交流和互动的社会形态、治理形态。包括他提『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的上山下乡和我们固有的文化是相相符合的。基本前提是,认为知识的来源在基层,这是和西方的知识是相反的。西方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一定是来源于上层,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现代认为知识来自大学,来自少数思想家的创造,古代则认为来自神,来自上帝,来自作为上帝使者和代理人的先知、牧师,来自教会。

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就认为真正的知识一定是礼失求诸野的,一定是在民间的,一定是在下层的,而不是在上层。更进一步,知识就是良知,是每一个人生而本有,天然地根植于每一个人的人心之中。

文革的实质就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它里边包含着有对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果,即西式学术革命的成分,比如说大学的问题。其实就是来希望能够对这套学术系统进行革命,只是说没有成功而已。

我们现在要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学术系统,而摆脱这种学术上对西方的依附、追随。西方之所以可以在抗疫做的一塌糊涂,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国,而拥有迷之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确实对西方是跟随的。

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西方的跟随者,是所谓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既然你是朝着他的方向走的,他就是你的目标了。当然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来指责你了,对吧?

所以中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第三次文化革命,来开发出一套以中国历史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新的学术系统。必须解决这个事情,必须把毛主席没有解决的事情给解决了。

我们要真正的去摆脱国外的指责,然后建立文化自信,必须需要一场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三次文化革命的核心就是学术革命。具体怎么做,我们可以以后接着讲。我今天只是来说一说,我们中国近代史已经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而我们现在急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

第一次文化革命开始于辛亥革命,其高潮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新东方运动彻底的否定了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然后要全盘西化。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出现了两种路向,一个走西方的路子,国民党是代表,另外一个走共产主义的路子,以共产党为代表。但是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实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来自西方的,都是西化。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西化,只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是比较边缘的。

总之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否定了我们的经学。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当时蔡元培是叫教育总长,就是教育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宣布的政令是什么?废止读经,要求不再读经,四书五经不再读了,系统性引入西式的教育。

那么第二次文化革命是什么?第二次文化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时候开始。我们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全盘否定,认为是10年浩劫什么的。

文化大革命确实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武斗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我们一定要听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毛主席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说法,他就对他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他说他这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蒋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革。

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打败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而不能单纯的解读成什么权利之争。以毛主席当时的地位来讲,他考虑的绝对不止权力之争。

我们要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根本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文革前夕的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首先我们和当时的第一大国,美国是决裂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和资本主义要决裂的,所以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是决裂的,没有任何的来往。其次,当时我们和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也是决裂的。

为什么与美国、苏联当时的两大超级大国都决裂了,根源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独立意识。

还有一层决裂,在第一次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和自己的传统也是决裂的。

总之,当时我们面临着三重决裂:和美国资本主义是决裂的,和苏联共产主义是决裂的,和自己的历史传统也是决裂的。所以当时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孤立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思想体系,来给自己找支撑。这是文革的基本背景。其实文革试图解决的就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希望建立一套独立的学术系统,独立的文化系统。

只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这个任务无法实现,无法实现。但是它里边有些做法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尽管说我们名义上、学术上是隔断了历史,但是当时的很多做法其实是是符合我们历史的,符合我们自身文化的。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不能详细谈。

第一个是,那个时间对知识、大学不是很重视。文革期间,要么是推荐读大学,要么是干脆不读大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有『又红又专』。我们现在是把这一切看成绝对错误的东西,但是它里面有合理的东西在里面。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公知』问题。现在公知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公知?公知是知识分子,肯定很有知识,对吧?但他们拥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当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鄙视和否定,否定我们的当下,也否定我们的历史。

这次疫情中就有一个代表性的公知事件,就是所谓的作家方方日记事件。这个事件也是标志着就是公知彻底沦为一个贬义词。公知的贬义化,是中国文化自信提升的必然结果。

公知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和西学式的这种学术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学术和教育系统自然产物。

这和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回事,也是他们没有做到又『又红又专』。『专』是有知识,『红』表面意思是爱国爱党爱人民,但其实质内涵是中国固有的道义、道德。『又红又专』其实是传统的『义利之辩』的当代红色表达。

红就是义,专就是利,『又红又专』就是孟子说的以义为本,重义轻利。

但是公知却是只专不红,或者说只专太黑,其实就是有利无义,知利不知义,唯利是图,道义泯灭、道德沦丧。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上山下乡。那么现在对上山下乡有一个很低俗的理解就是什么?说在当时经济有问题,城市里养活不了,失业人口太多,我解决你的就业问题,完全就太狭隘了。

毛主席号召青年们上山下乡,绝对不是说是单纯的解决一个失业的问题,这是和毛主席的一个最伟大的设想有关系。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的基础、基石在基层,所以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注意,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其实这个和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一致的。

我们传统上有一个说法叫什么?礼失求诸野,就说上层的没有礼,出了问题,就要向下层来求助,向下层学习。〖诗经〗也有句话叫『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刍荛』就是割草打柴的人,是基层的劳动人民。『询于刍荛』就是向基层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我们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向民间选拔官员,这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过程。开始是举荐,后来就发展成一个制度叫科举制,科举制就是像民间选拔的。

毛主席之前和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讨论,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都不长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主席就讲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靠来自劳动人民的监督。

他其实想打造一个和基层要有密切交流和互动的社会形态、治理形态。包括他提『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时的上山下乡和我们固有的文化是相相符合的。基本前提是,认为知识的来源在基层,这是和西方的知识观是相反的。西方的知识观,认为知识一定是来源于上层,一定是自上而下的。现代认为知识来自大学,来自少数思想家的创造,古代则认为来自神,来自上帝,来自作为上帝使者和代理人的先知、牧师,来自教会。

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就认为真正的知识一定是礼失求诸野的,一定是在民间的,一定是在下层的,而不是在上层。更进一步,知识就是良知,是每一个人生而本有,天然地根植于每一个人的人心之中。

文革的实质就是第二次文化革命,它里边包含着有对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果,即西式学术革命的成分,比如说大学的问题。其实就是来希望能够对这套学术系统进行革命,只是说没有成功而已。

我们现在要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学术系统,而摆脱这种学术上对西方的依附、追随。西方之所以可以在抗疫做的一塌糊涂,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中国,而拥有迷之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确实对西方是跟随的。

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西方的跟随者,是所谓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既然你是朝着他的方向走的,他就是你的目标了。当然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来指责你了,对吧?

所以中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第三次文化革命,来开发出一套以中国历史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新的学术系统。必须解决这个事情,必须把毛主席没有解决的事情给解决了。

我们要真正的去摆脱国外的指责,然后建立文化自信,必须需要一场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三次文化革命的核心就是学术革命。具体怎么做,我们可以以后接着讲。我今天只是来说一说,我们中国近代史已经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而我们现在急需要第三次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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