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的"教主人格"问题

人因理性而不理性，是很常见的，型态也很多。

一种是只讲理性，缺乏或排斥感性等能力，以致旁人看来纯粹是呆子、神经病、不可理喻。毛奇龄讨厌苏东坡，别人说东坡也有好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岂不挺好?他就说：此诗便不合理，春江水暖，鹅就不能知道吗?这种人，焉能跟他说理?

另一种，是理性精神过度申张，结果形成了理性的专断。

例如鬼神问题，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证据，最多只能说有关灵魂不灭的各种证论尚不够充分，尚不足以证明确有鬼神及上帝;神秘经验及宗教体验，又无法客观化，故亦不易明了。却不能立刻就说：因无法充分证明其为有，所以就是无。孔子说过:『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君子存而不论。』这是理性精神的适当分际。可是五四运动以来，强调理性的人，却往往踰越了这个分际，形成了理性的非理性专断。

适而可止

^{凡事皆需适而可止，谓之中庸}

还一种，是自居理性，把其他人都看成笨、没脑子、不思维、都该打倒，故他们做出各种非理性的言行来，还自认为是正义的、是拯救了迷信者、是启蒙了。

于是惯常表现出一种：我是真理、我是道路，你必须抛弃你的迷信，以服从我的拯救之态度。

像陈独秀给胡适的信，说:『 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之也。』这是公然替代上帝，在宣讲启示真理了。

陈独秀是写〖偶像破坏论〗〖有鬼论质疑〗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态度是与其批判偶像崇拜之理性精神一致的。然而结果如此。高揭『科学与民主』的五四，其不民主也如此!近代知识分子，多有此类『教主人格』，其可叹也亦如此!

另外，根据克罗齐的看法，那些背弃过去或设法把传统套死在僵固的框框里的人，都是今日的无神论者与不信宗教者。他们剥夺了人类最后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宗教就是历史(Benedesso Croce，『Antihistorismrs，』Historische Zeitschrift)。历史可以把人和万有(the All)连接起来，但五四的反传统态度却是要斩断这种联系的。所以反传统的人，也是一种『因理性而不理性』者。

一、近代，是历史上最强调理性的时代。强悍的理性精神，已把理性视为人存在之本质。

人之所以为人，在古代，认为主要是『仁』，这是人之所异于禽兽之处。故学术及教育活动，主要是在教人明此仁善之心，然后如何去爱人、爱天下。现在则认为人最主要的能力是理智，一切学术或教育，皆为知识之增进与彰明而设。

这是对『人』的了解与期待从根本上起了变化。所以，理性被看成人了解及掌握世界惟一的方法。近代『进步』的知识分子不以为除理性之外，还能有理解世界的管道。因此，理性又可做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凡『合于理性』 即代表『对』与『好』。

这是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态度，从根本上扭转了对于人与世界之认识，而这种认识又被宣称是一种反蒙昧、反权威的力量，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武器。

表现在方法上，是乾嘉朴学的发展，是科学方法。表现在学术立场上，是反形上学、反宋明理学。表现在学术见解上，则是贬抑儒家之方士化，推崇不信天命与鬼神的王充、范缜等等。在政治上，反对君权神授，反对社会迷信，主张打破一切偶像崇拜及神话。

而以上种种态度，事实上即表现为一『科学的人生观』。这也是五四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延续至今⏤⏤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还这么理性化，觉得离五四已经很远了;但碰上事来，才晓得原还真是如此。例如批评中医不科学，结果虽然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被中药治好了，仍说理解不了，不信。

根据理性建立的世界史，已教育了我们：西方近代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理性的『除魅』作用，消解了西洋人对宗教与上帝的依恋，开启了近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等活动。所以我们也只有掌握了这个钥匙，才能发展出现代文明。

疑史观

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时，我们也努力以理性为归趋。如胡适把先秦比为希腊的理性时代，学术文明均极发达。汉魏南北朝隋唐，则是中古黑暗时期。一方面有儒家的方士化，讲阴阳谶纬、迷信灾异，提倡君权神授，又建立了儒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则有佛教传入中土、道教兴于民间。要到宋朝，才发展理性精神，廓清妖氛。不幸陆王崛起，又主张玄学，此一精神遂未能发扬光大。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就是自觉地要运用此理性精神、朴学方法，打倒儒家、神权、迷信，以臻于科学与民主。犹如欧洲必须打倒教会势力及上帝权威，才能发展出民主与科学那样。

这其实是胡适那一代推动新文化运动者一致的态度。如冯友兰、顾颉刚都有一个类似的历史解释模型。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时，曾说他受杜威与赫胥黎二人影响最大。前者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无充分证据之物;后者提供他方法:求证。

赫胥黎之说，在胡适看来，即他引张载云:『 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之意。其实不然。严复说:『 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 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称Angnostic(不可知论者)。』

胡适把存疑论(agnosticism)，转为廓清摧陷的『怀疑论』。要人持此怀疑之眼光，打破权威。本来是承认宗教亦自有其领域的学说，到此遂变成为摧毁一切宗教的弋矛。

二、把西洋近代社会发展，看成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照射下，摆脱神魅，开创了新的文明。乃是一种简单化的讲法，殊非事实。

首先，欧洲近代文明，与其说是理性的发展摧毁了宗教，不如说是更新了宗教、创建了新的宗教。

从1825 年起，即有圣西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ity)的呼吁。这并非教会人士要在炮火下重建碉堡以资防御，而是整个人文宗教发生的讯息。实证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等等，均对此甚为关切。

这时，正如费尔巴哈说，『神学就是人类学』，宗教被认为是出于自我投射或出于客观化的人性或为现实世界之反映。

这种人类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Hu- manity)，抛弃了上帝，但它奠基于对人的信仰上。它们之间也颇有分歧，如黑格尔、费尔巴哈与孔德、马克思便很不相同。然其分歧，似乎主要在于对『人』的界定范围宽窄不同，及对『人性』之看法有异。如费尔巴哈，即云:『从前被当做上帝来观照与崇拜的那个东西，现在被看出原来是人自己具有的性质(The Es- sence of Christionity)。』马克思则说，上帝是『人受自然界和阶级的不可忍受之压迫而产生的一些观念』。前者在于寻找基督教之本质，认为即是人之本质。后者也呼吁有一人的本质，不能被自然界及社会状况所异化。

这在批判上帝的同时，转化为另一种宗教了。这个宗教的基础在于人，其目的也在人，形成一人文宗教之型态。

人文与宗教混同

^{将人文与宗教等同的混乱思想}

讲西洋近代史的人不能忽略这个线索。后来如巴特、布尔特曼的新正教 (neo-orthudoxy)、马里旦的新托玛斯主义(neo-Thomism)、新神秘主义(neo-mys- t i c i s m ) 、怀特海等人的历程神学等等，都标示着神学的复兴。而这些神学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人类的宗教或自由主义的新教(liberal-protestantisrn) 传统之类东西。

换言之，西洋近代文明的开展，并非只是『上帝隐退『。而是上帝改变了形貌，继续在舞台上演出要角。理性不仅未曾将宗教逐出人世，反而是理性与宗教间的对话日益蓬勃，宗教也因理性之作用而获得新生。

其次，把西方中古时期界定为『黑暗时期』，本身便充满了偏见。马丁·路德抨击天主教会在繁文褥节的宗教仪式与组织下，隐藏着精神的堕落。然而，单凭宗教精神，便能使天主教在中古时期发展成一套宗教社会秩序吗? 可见仪式、圣礼、神迹、组织等，也不是无意义的东西。天主教，对当时的欧洲，具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功能。就仪式本身而言，它对当时之蛮族及社会，即为一种教化、一种秩序，使人进入一个全新而又极为丰富的象征世界(symbolic world)。使人逐步脱离巫术的生活，将日常生活伦理化。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韦伯所说的『 解除魔咒』过程，展现了实质理性。

故『理性化』不是在宗教改革以后才开始的，天主教的传播，已经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了。

第三，西方理性主义本身的发展，也不能说是由于摆脱宗教而得。以韦伯的研究来说，近代理性主义之发展，倘以资本主义为『理想类型』(idea- type)，则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与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伦理观实有密切关联，尤其是与加尔文教派的上帝理念有直接关系。正是基督新教伦理那种俗世内的制欲精神，促成了以职务观念为基础之理性生活态度，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庞大秩序得以建立。所以这种独特的宗教伦理，是发展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必要的启动力量。

库恩( kuhn ) 对科学史的研究，也有同样的意义。他一方面揭露了『范式』 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指出范式具有信仰的性质，打破了所谓科学客观性的迷思。一方面他细致地解说了近代科学如何从所谓『黑暗』的中古时期发展出来。这并不能只视为挣脱宗教，乃是由神学或形上学中，获得了科学研究的基础预设。如笛卡儿便用许多神学中对上帝属性的界定，来推演惯性律、动量不灭律等等。这一研究，与怀特海从希腊人的命运观、中古宗教神学等传统，来解说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谓异曲同工。

故理性与信仰不仅不是对立的，理性的发展，往往还得依赖信仰。西方近代之理性、科学、民主、资本主义等，表面上看，是由打倒宗教而生，实乃由宗教中来。

所以近代西方固然也批判迷信，却又通过对迷信的理性探索，发展出各种理论，开拓了人类理性认知的新领域。例如其社会学与人类学，致力于研究近代或原始社会里的信仰现象。其精神分析，则讨论人类内在心理结构及隐藏于迷信行为之后的无意识结构。其心理学，又探索感觉、记忆等如何支配人的外在迷信行为，或个人与其周遭环境的相互影响。另外还有些人研究巫术与迷信的根源等等。不但对迷信及其相关问题，所知愈来愈丰富，也重新『体认到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奉行切断与打倒，认为若不彻底与宗教决裂、宣战，便不足以发展理性，亦无法使中国开展出近代民主与科学。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就在北京通过了巴黎分会的提议，说:『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已有宗教信仰之会员得自愿退出。』巴黎分会是李璜、曾琦等人主持的。当时李璜就认为将来人类必然会脱离宗教，因为 1 ) 中国必须现代化，而现代化世界是排斥宗教的 ;( 2 ) 中国需要一个理性的途径来重建，而宗教是反理性的;(3)中国需要的是真实、主动、平等、自由，这些都非宗教所能提供;(4)中国不需要宗教的不宽容 。可见『 理性』是反宗教最主要的理由及武器，且通过理性，被认为是救亡、启蒙，使中国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然而，理性之所以能形成新的权威，成功地成为主导近代社会的力量，最主要的却是以其『启示『与『 预言』性格。

启示，是指近代知识分子往往宣称理性能给人光、能让人走出蒙翳、黑暗和愚昧，自己看到世界，摆脱旧权威之宰制。预言，是预言未来世界在理性的导引下，必然更加美好。这既说明了革命之必要，也提供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人类不能不走上理性之路。

这其实就是一种宗教态度，所以理性也就被绝对化了，绝少人怀疑理性的价值以及理性之用有其限度，对『 非理性』『 反理性』 之价值与功能亦不屑一谈。反之，理性还被赋予了道德意涵，代表正义且必然胜利的一方，塑造出一种启蒙的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来替代旧日之圣贤教训或社会伦常道德权威。

理性的权威，当然更可能建立在近代科学本身的发展上，直接从『 科学』 获得权威。⏤⏤近代科学，既然是因采用了理性的科学方法，而有长足之进步;其他各学科、人类知识之各领域，若欲得到同样的发展，当然也须采用这种方法。

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何以故?

(一)科学固然是一理性化的结果，但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并不能从科学处得到保证。例如枪炮炸药之发明，是科学的成就，然此科学能做为人类社会之理性模范否?人类用枪炮自相残杀，可太多了!集权国家的科学也可以很发达，但能说它就是合于理性的?

(二)近代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合乎科学即合乎理性，这是对科学的信仰。可是科学门类甚杂，他们的理性行为到底应以何种科学为模型呢?

殷海光曾批评胡适:『了解科学方法之来路，系历史考证，而不是自然科学，……所以对科学方法的了解难免陷于过分简单的认识。』批评很有力，可是殷海光的科学方法也同样不来自自然科学，而是逻辑实证论，那么是否他自己也难免陷于过分简单之认识呢?

再者，若说科学方法必须直接由自然科学来，那又应取自何种自然科学呢?数学、化学还是地质学?

(三)以科学为学术工作之基本模型，任何学门都要讲究其科学性与科学方法，是近代理性精神申张的一项表征。但是，我们似乎忘了问科学性及科学方法是否有其界限。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目的、方法、范围、对象，是否可等同于人文及社会科学? 西方自十九世纪狄尔泰以降，对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讨论甚多;人文学若可建立为一门科学，此一科学，亦自有一套『人文科学的逻辑』。

而我国知识人对此则未暇措意，反而努力地以自然科学来规范人文及社会学科。以致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之大纛，却不料科学竟反过来，在知识界内部和社会意识方面成为压迫、宰制人文学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崇慕与科技所占据的社会资源，都使得人文研究不受重视、人文学者毫无发言地位、人文学无法发展。科技所代表的工具、技术理性，也完全压倒了理性精神所应蕴涵的价值理性面。

这是近代理性精神发展的悲剧。此一悲剧之形成，固有世界权力结构之关系、政治社会运作的因素。然而，知识分子本身所秉持的理性精神本身，可能便含有若干问题，故导致这样不良的发展。

此话怎讲?

哈贝玛斯曾指出科技内部的非理性(irrationatity)问题，他认为近代科学基于方法运作上的考虑，对价值、伦理问题暂不讨论。但如此一来，科学竟常以为价值与伦理问题不能理性地讨论，科学研究不必问目的与意义。如此一来，不但在理论上认识错误，更常在实践上造成一种非理性主义。

我国在清末民初，所接受于西方者，乃英国经验论系统，而于法国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极为疏隔。因此，近代虽号称为一理性时代，然事实上只显示了一种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心态，显示了一种似乎讲究经验实证与理性归纳程序的态度，而并未形成一真正的理性主义。对理性之内涵、能力、运作及理性与感觉经验、意志力等之关系⋯⋯，均少探索，对使用概念以演绎推论之方法，亦不熟稔。

即使在经验论的传统方面，我们因为并无类似欧洲理性主义的底子，故所吸收者亦颇浅浮。启蒙运动中道德哲学在英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洛克由经验层面，亦即由人类行为所引起之快乐与痛苦来建立道德;休谟则强调道德感受，谓道德基于天生的同情心，宗教亦由情绪之需要而生。此与德国理性主义如沃尔夫发挥理性主义系统，而以道德为最后目标，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却以反道德为指标之一，批判儒家伦理、攻击良知说，不唯未发展任何伦理哲学，且视道德及道德教育为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

同理，我们吸收了卢梭〖民约论〗，却忽略了卢梭所代表的，事实上是对理性主义有所反省的一支。由于启蒙运动对理性过分强调，卢梭才凸显大自然赋予人的感受能力，以此为人类活动最深远的来源。漠视这一支思想，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当然会显得偏宕而不充分。

当然这种对比是极粗略的，而且中国自有思想传统，发展道路亦不必同于西方。不过，由这样的比较，我们自会发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可能比启蒙运动的狭隘理性观问题更多，蕴含了更多理性不能真正落实的内在因素。凡事当先『反求诸己』，我们现在显然应该开始改弦更张或重新出发了。

嗨，如此理性地论来论去，其实也很无聊，不想写了。还是我那句老话：不懂伤春，不能诗酒，人趣已失，理性何存?风气再不改改，人快憋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