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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觀點] 中西方文化话语权转变,往日追赶西方今日领导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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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氏意学 發表於 2020-4-4 17:2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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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成功实现济崛起,开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疫情让这个大变局来戏剧,更剧烈。此时,中国需要改变民国以来所形成的社会纲领。

目前的社会纲领属于『上』时代的,还需要一套属于『马下』时代的。

中国的『马上』、『马下』交错,也是『无道』、『有道』的循环。『马上』基本和『无道』重合,『马下』则也基本与『有道』一致。

陆贾说:『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味着,在『无道-马上』与『有道-马下』两类不同的时代,应有不同的行准则和社会纲领。国歌可以视作社会纲领之点睛,也应该有两套,『马上-无道』时代一套,『马下-有道』时代一套。

中国传统的史元循环的,这个二元可以有达方式,实质则相同。除了『马上-马下』、『有道-无道』两种二元外,还有『治-乱』、『张-弛』、『分-合』等诸的二元方式。

〖宋武帝上〗:『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圣明』。〖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三国演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但究其实质,这些诸多的二元模式可归之于『无道-有道』模式。『乱』、『张』、『分』可统之于『无道』,『治』、『弛』、『合』则可统之于『无道』。

西方文明的史观与中国绝然不同。以中国之标准,西方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意义上的史观。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人的历史。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对人的理解上。之所以说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无真正的历史,也无真正的史观,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自古至今并没有建立对人的正确的理解,没有形成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人的概念


人的本质在什么?在人心,在人。人性是指人心的稳定状态。人心的功能在『意』,即发出意念、意愿、意志,人正是根据这些意念、意愿、意志而行动。行动是可见的,支撑行动的,是不可见的意,而发出意的,则是心。

在著名的〖〗八条目中,就正确给出了行动、意、心三者之间的关系。八条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国、平天下。

前两条『格物、致知』属于行动,后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行动,除去这属于行动的六条外,剩下的两条就是『诚意』和『正心』,『诚意』是说『意』的,『正心』是说『心』的。

因此,〖大学〗八条目是从行动到行动,前一个行动是『格物、致知』,后一个行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一个行动是学习,后一个行动是应用。学习的结是什么?是『诚意』、『正心』。『诚意』就是认知自己最真实的意,最真实的想法,同时,按照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事。『心』是『意』的主体,『正心』就是通过『诚意』去认识心的本体,认识本心。

这样,『诚意』、『正心』,即『意』和『心』八条中就居于中心、核心地位,是两个行动的主体、主导者,即前一个学习型行动的主体、主导,也是后一个应用型行动主体、主导。学习是『意』和『心』在学习,也是认识『意』和『心』本身,应用就是由『意』和『心』主导的行动,是『意』和『心』的展开是实现。

那么在『意』和『心』之间,谁又更重要?答案是『意』而不是『心』。尽管逻辑上说,『心』是以『意』的本体,但是『心』是无法直接感知的,能够直接感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意』,『心』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无论是学习还是应用,都是直接通过『意』来实现的。

因此,人的本质在『心』,但更重要的不是心之本体,而是心的功能,或者说是『心之用』,而心的功能,心之用,就是『意』。人就是『意』的主体,人就是一个『意』的连续体。故而,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意』就居于中心地位。

不过,中国传统所重的『意』并非孤立的个人意义上『意』,而是社会公众的共识意义上意,即『公意』。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心之同然』即『公意』,『公意』即是『理』、『义』。『理』、『义』都是中国传统经学中的核心概念,与『道』同义。

唐朝大儒愈、清朝大儒戴震,都看出了孟子对心、理、义的诠释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戴震专写了一本书,叫〖孟子字义疏〗,运用清朝考据学的成果去重新诠释〖孟子〗。在此书的〖序〗中,戴震引用韩愈的话道:『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对『理』做了进一步诠释。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絜(音洁)』是衡量、度量的意思,『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相当于『将心比心』。

戴震所说的『情之不爽失』、『以情絜情』实质上是对孟子『心之同然』的细化、展开。这里的『情』指的是『意』的表现,实质就是『意』,也可以用『意』来替换,即『意之不爽失』、『以意絜意』。后来,『情』、『意』干脆连用构成『情意』。

到了宋明时期,传统的经学干脆称之为『理学』、『道学』,也被称之为『心性学』。对同称『理学』、『道学』很好理解,但对『理学』、『道学』为何又叫『心性学』,一般人很难理解。事实上,明了孟子对『理』、『义』的定义,就不难理解。『理』就是『心之同然』,是人心所发出的『公意』。再简化一点,『理』就是心。

因此,宋明理学可用六个字概括:『性即理』、『心即理』。而这六个字的基础则在孟子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概而言之,『理』、『义』、『道』本质上都是『意』,是作为『心之同然』的共识性的『意』。

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因此,也可说人的本质也意。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和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意』的关键又不在个人之私意,而是群体之『公意』。『公意』即为『理』、『道』、『义』,也可统称『道义』。

正是因为人的本质在心,心的本质在意,意的关键在作为公意的道义,所以,人的独立自由,也就在于心的独立自由,而心的独立自由则在意的独立自由,而意的独立自由,最终会导致独立的道义的出现。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能够实现意的独立自由,并出现独立的道义,唯有中国文明做到了,而且在文明之始。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以『意』的独立自由为中心的,也是以道义为核心的。这一点在易经中有明确的体现。其他何文明,括所谓的现代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历史是人的历史,既然人的本质在意,在道义,那么历史的本质也在意,在道义。中国最早的一部成文的历史是〖春秋〗,而春秋的核心和本质则在『大义』,即『春秋大义』、『微言大义』的『大义』。

作为一部历史,〖春秋〗是用文字写成的。不仅〖春秋〗的本质在义,连文字本身的本质也在『义』、『意』。〖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这里的『意』指的是『圣人之意』,也就是孟子说的『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最终所指的是『公意』,也是『理』、『义』、『道』,即道义。即文字的本质在『意』、『义』、道义。

在〖论语〗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在强调历史的稳定性,而这个稳定性的基础就是历史之『义』、『意』。〖礼记〗说『礼者,理也』,礼的内核是『理』。孔子把历史当成『礼』的历史,实质也是『理』的历史。

清朝与戴震同时,也是齐名的另一位大儒是章学诚,他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章学诚之所以要30年的时间去写这本书,目的是要告诉大家,历史的核心和本质在『史意』、『史义』。也可以说,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意』、『史义』的史观,也可称之为『道义史观』。

章学诚还认为:『六经皆史』,『经学即史学』

需要强调的是,直至章学诚才明确提出了道义史观,并不是说,并非直至章学诚时期,中国的历史才是道义史观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是道义史观的,只是章学诚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已。章学诚的结论适应于中国任何时期的历史。

既然中国的历史是道义史观的历史,那么为何又出现『有道-无道』的二元史观?答案是,在常态下,中国的历史是道义的历史,也是有道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又周期性地出现和存在诸多『异态』、『病态』时期,在这些时期,中国的历史也呈现『异态』、『病态』之状,偏离道义,进入无道模式,形成无道的历史。

那么中国的历史又为什么会周期性进入病态,周期性患病呢?

传统上一般将此归因与国家首脑的个人品德,是国君们的个人无得,导致整个社会出现无道。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君们的影响力也没有如此之大,可以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

综合现代所出现的新的历史材料,包括中国的考古资料,以及其他文明的历史材料,可以得出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外来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会周期性犯病,周期性呈现无道的状态,根源就在中国历史上会周期性地遭遇外来的文明的冲击。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中的病态和无道都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

关于这个话,本文不能展开更详细的分析,这举几个例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无道的时期是唐末及代十国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大肆进入和入侵中国的时期。譬如『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和史思明,尽管名字很有中国文化特色,但是这两人都是突厥人。

唐末大黑暗一个更大的,也是全球性的历史背景是,突厥化的伊斯兰世界的东扩。此时伊斯兰世界的掌权者已经不是阿拉伯人了,而是更凶悍的来自中亚的突厥人。一开始,突厥人只是伊斯兰政府军事奴隶(马穆鲁克)。但是,随着战功的增加,以及政治经验的增加,这些军事奴隶们纷纷取代主人,成为各伊斯兰政权的掌权者,这样整个伊斯兰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奴隶(马穆鲁克)朝时代』。

奴隶(马穆鲁克)王朝的实质就是军阀统治,而且这些军阀都是凶悍的突厥人。

当时,主导全球格局的,是伊斯兰的突厥化,也可以说是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突厥化为伊斯兰世界的继续对外武力扩张吸纳了新的动力,而中亚突厥的伊斯兰化则让原本松散的中亚游牧开始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暴力团。

突厥化伊斯兰武力扩张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南部的印度,一个是西方的欧洲及东罗马帝国,一个是东方的中国。其结果是,印度被吃掉,东罗马帝国被蚕食,唯独西方的西欧和东方的中国对其形成了有效的遏制。但是,西欧在那时尚属荒蛮贫穷之地,本身就对伊斯兰世界够不成太大的吸引。因此,真正实打实遏制突厥伊斯兰扩张的,是中国大唐的军队。

突厥伊斯兰的武力扩张,最终带给世界的是,军阀统治横行,让全球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黑暗时代,只是全球黑暗时代的一个部分。西欧、埃及、印度、中东那时统统都进入了同样的黑暗时代。

因此,中国历史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进入病态的无道状态,从根本上说,是受突厥化伊斯兰文明冲击的结果。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

同时,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病态和无道,也是北方游牧冲击的结果。北方游牧在冲击中国的同时,也向西冲击罗马帝国,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也越来越发现,战国时期的大混乱依然更可能是外族文化冲击的结果。当时,主要的文明史前期的亚述,以及后期的波斯,以及再后来的希腊。秦皇陵所所出土的很多器具很可能都是由波斯人直接所造。同时,研究也指出,秦国的法律制度与波斯帝国高度相似。实际上,波斯帝国之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印度的孔雀帝国、中国的秦帝国,都是对波斯帝国的继承


1840年之后,中国迎来新一波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来自东南方的海上,以往则来自西北方的草原。

同时,与以往历次外来文明不同,这次从海路而来的西欧文明,还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史观,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史观很高明,更重要的是,当中国西化之后,这种西方史观也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观点

西欧是从什么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史观的?很晚,在黑格尔(1770- 1831)之后。黑格尔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历史哲学』。开始把历史本身当成一个独立的东西,当然其独立还是非常有限的。

黑格尔研究了当时他所能找到的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其实主要是西方的历史,尤其是欧洲的历史,发现历史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不断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也是所谓的历史辩证法

但是,另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历史的规律,又是由一种近似于神的『绝对精神』所决定,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归根结底,历史的幕后决定者就是这个超然的『绝对精神』。

后来马克思唯物主义,就是对黑格尔史观的改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历史的最终决定者定位神秘的『绝对精神』是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绝对精神』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是人能够直接感知的『客观世界』。于是标榜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就用『客观世界』把『绝对精神』替换掉,把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改装成唯物史观。

其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相同之处更多于不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进化史观,都认为历史都是螺旋式上升,前一个阶段不断地被后一个阶段否定,不断前进的。其次,两者都是决定史观,认为在历史之外存在一个超然的绝对决定者。唯一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决定者是唯心的『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唯物的『客观世界』。

进化史观和决定史观决定了,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历史中,人都是缺场的,是无关紧要的。更准确地说,人都是一种工具,或者是绝对精神的工具,或者是客观世界的工具,因为人也是被决定的,或者被绝对精神决定,或者是被客观世界所决定。

而在中国的道义史观中,道义是真正的主角,道义就是公意,公意德基础是意,意的主体是人心,人心是人的本质。因此,道义史观的真正主角是人。

为什么说在黑格尔之前,西方的文明压根没有历史,原因在于,黑格尔呢之前,所有的西方文明都处于宗教时代。而在宗教时代,神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世界,包括人都是由神所创造和支持。历史也当然是由神所创造和支配的,历史是神的历史。对于神,人需要做的是崇拜。因此人的历史是不重要的,甚至没有意义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对历史进行了系统记载。在中国文明之外,除去发展出『历史科学』的现代文明之外,任何文明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对历史记载都是零碎的,甚至于无。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中国文明在历史记录上的独特性,也总是希望通过这一点挖掘出中国文明的更深层的独特性,但至今未果。原因在他们不明白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道义文明,历史则是道义承载者,历史是道义的历史,重视历史、记录历史的背后是重视道义、记录道义。

道义是中国文明自开始就是有的,〖周易〗中『元亨利贞』之『贞』,其实就是道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有很强烈的思古、慕古情节。〖尚书〗一开篇就说:『曰若稽古』,郑玄注说:『稽古同天』。天是天理、理、道义。因此,在中国传统看来,『古』就是『道义』,『稽古』就是追寻道义。成语『人心不古』,是说人心偏离道义,道德败坏。

因此,中国的历史模式与西方决然不同,不是如黑格尔、马克思所说,是不断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道-无道』的二元循环过程。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言,黑、马也的确是正确的,其错误之处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缺乏了解,而坐井观天地认为中国历史也与西方等同,进而把西方历史之特征当成人类历史之特征。

进一步,西方历史什么呈现不断否定不断前进的特征,它不断前进的目标又在哪里?答案很简单,西方历史前进的方向恰恰是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有的道义,而西方历史之所以不断地阶段性前进,因为尽管它不断地在朝向道义接近,但一直未达到,即便到现代文明阶段。

前面已经指出,就中国文明的历史来看,在『有道-无道』的二元式循环中,『无道』阶段只是病态、非常态,而『有道』阶段才是常态、正态。同时,以中国历史的标准来看,西方文明史整体,都相当于中国历史中的『无道』阶段,也是病态、非常态的。也正因为,西方历史一直是病态、非常态的,所以才要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

不停地否定,不停地前进这个事实,恰恰说明,西方文明史内部是缺乏常态、正态的,它是把它一直在追求的,当尚未达到的那个目标,当成常态、正态的。所以,西方历史观念中有『历史的终结』一说。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指达到那个远方的常态、正态之后,西方历史就要结束不断否定和前进的历史。

而中国的历史则是一开始就处于『终结』的状态的,一开始就处于道义阶段的常态、正态的。后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历史周期性出现『无道』的阶段,也是很快就会向『有道』回归,这个回归其实就是西方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因此,不是西方的历史模式,而是中国的历史模式更能代表人类历史的一般模式,不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会纳入西方文明的轨道,而是西方的历史进程将纳入中国文明的轨道。

然而,1840年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迫于西方列前武力侵略的压力,开始迅速西化,几乎不加判断地无条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其史观。以西方的史观为正统,并用西方的史观来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才生了错误的认知,更重要的是,也对中国和全球当前的局势,以及未来走向产生迷茫和错误的判断。

不应该以西方的史观来衡量中国历史,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而应该以中国的史观来衡量西方的历史,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对中国的历史,西方的历史,以及人类整体的历史产生正确判断,才能对当前全球的局势和未来走向产生正确的判断。


以中国的道义史观,以及『有道-无道』史观来看,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并非是一个对过去否定的,向现代文明前进的现代化史,而是『有道-无道』的新一轮的循环,在欧美文明的冲击下,进入了一个新的『无道』阶段。

在『无道』阶段,社会使命和社会纲领是在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返『有道』阶段,即向道义回归。也就是说,在『无道』阶段,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吸纳,第二件则是对外来文化的同化,同化即道义化、中国化。

从1840年,尤其是从1894(甲午)年开始至今,中国的社会纲领是以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为主。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全西化,这是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上能够虚心的表现,这很好。那么160年以来,中国学习的成绩如何

成绩不错!从经济总量上看,按汇率,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已经从昔日任由被列强宰割的小角色,晋身为全球顶级列强。同时,中国已经成制造业第一大国,外贸第一大国。也有专家机构指出,按购买力评价,中国已经超越美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即便按汇率,也一致认为,中国最终超越美国,也用不了几年。

这里需要提一下,最近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清华大学的一位胡教授,发了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这样的结论能够引发大争议,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对中国而言,的确是自1840年以来的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而对习惯、甚至留恋于1840年以来中国状态的人,对于这样的变化自然是不适应,并将这种不适应发泄到胡教授身上。

胡教授的报告所涉及的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中美国力比较的技术细节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纲领和国家方略需要根本性调整的问题。当中国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硬实力达到世界顶级时,1840年以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甚至担心被开除球籍的压力便不复存在。从1840年以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而实现『富强』的目标已经圆满实现。那么在『无道』的阶段,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的阶段应该结束,而应该转入对西方文化进行同化的阶段,从而最终结束从1840年开始的『无道』阶段,重返『有道』阶段。

因此,中国提出『新时代』的判断,无疑是极具远见卓识的。但是,目前对新时代的理解依然是基于西方史观、西方历史模式的,而非基于国史观、中国历史模式,因此对新时代认知,尚存在诸多模糊和迷茫之处,这导致对新时代应该采取的策略的转变,远远不够准确和彻底。

中国需要社会纲领的变化,以及国家方略的变化。目前的社会纲领是1840年以来至今中国在列强重压之下所形成:对列强的抗和赶超。160年之后,随着中国晋身为世界的顶级列强,昔日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已经解除。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列强压力已经解除的新时代,中国需制定新的社会纲领。

新时代的新纲领,就是回归道义时代,包括中国自身的回归,以及对西方文明的同化,促使西方文明再次自我否定,再次进步。

指的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历史和西方历史共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和历史周期,当中国自身实现对道义的回归,并且促成西方的道义化之后,不仅可以使中国自身重道义时代,而是可以使的西方文明出现再一次跃迁,而进入真正的道义时代,从而帮助西方文明完成『历史的终结』之使命。那样,全球经永恒地处于道义时代。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将不再致力学习、跟随和赶超西方文化,而是转变为对西方文明进行改变和同化,不是致力于让中国变成西方文明那样,而是致力于让西方变成中国传统的那样。

目前欧美所奉行的是权力、利益秩序,国内如此,国际亦如此。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权力、利益的基础上,注定是沙中建,非常脆弱,无论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将如此。因此,权力、利益的思维和秩序,将孕育争夺和不公,制造分裂。近一百多年的西方历史,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显示这一点。当前西方和全球都处于高度的不公、斗争和分裂之中。西方国家内部如此,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亦然。

唯有将秩序的基础建立在道义之上,唯有西方文明实现道义化,真正和平永恒的秩序方能实现,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

就中国本身而言,在目前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孤立地在本国之内回归道义时代是不可能的,一旦在境外有非道义国家存在,这非道义文明将继续都中国造成威胁,因此,将世界道义化,用道义来同化和改变西方文明,是中国自身回归道义时代的必然前提。即中国必须和世界一起进入道义时代。

这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对中国而言,在国内,要搞道义政治,在国际要搞道义外交;在国内要学习传统文化,回归道义,在国际则要以道义教化世界,促进世界的道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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