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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技] 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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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受學 發表於 2011-9-27 09: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华文化信息网
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56]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座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57]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政策,尤其武帝时代杀鸡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即告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58]武宣以降,汉代的官僚机构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联合为一个成语,即可见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59]商业活动,是以在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生产食物的责任固已由农民担任,连原可由工商专业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也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的多余劳力。


    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地方领袖即由此脱颖而出,成为地方豪强。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60]大约全国即已分割为许多经济上独立的小单位,凡事不假外求。[61]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62]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


    (原文为《汉代农业》一书的摘要,载《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作者:许倬云


    注释:


[1]《史记会注考证》,卷六,页二五--二七。
[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七,页一三--一四,又参看卷一八,页一0--一一,卷一九,页八,卷二0,页四。
[3]《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八,页八、一一。
[4]同上,卷六,页三四--四六。
[5]《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二六,页四--一一。
[6]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五本上册。
[7]《汉书》(四部备要本),卷二四下,页八--一三0;《盐铁论》(四部 备要本)自然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史料,见近人著作:Ch’ü Túng―tsu,Han Social Structu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pp.196―20l;S.N.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ucoe,1963),p.121。
[8]吉田虎雄,《论汉代的租税》,《两汉租税の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二五以下.关于以农立国,参看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形式》,上海,一九六四。
[9]《汉书补注》卷四,页七。
[10]同上,卷四,页一一。
[11]同上,卷四,页一三。
[12]前述诏书明白地指出了户口纪录不见增多。
[13]《史记会注考证》,卷一八,页三--四。
[14]《汉书》],卷一六。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平,一九六二, 页二三六--二三七。汉代郡国人口密度,请参考劳干,《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第二分,页二一五以下。
[15]《汉书》,卷一八、卷七六,页一四。劳干,《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同上,页一七九--二一四。
[16]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一九五七,页四五0--四五二。
[17]劳干,“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二--一九三、二O八--二一四。
[18]Herold J.wiens,China Marches Toward the Tropics(Hamden,1952):Hans Bielenstein,“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A.D.2―742,”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guities,XIX(1947),pp.125--163.
[19]天野元之助,《汉代豪族の大土地经营试论》,《泷川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一九五七,页八。
[20]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一九六0,页二六五以下。
[21]《汉书》,卷二四下,页一二;《后汉书集解》(艺文影印),卷二九,页一二上;卷一一,页一四下;卷八0,页一一上。
[22]若人口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增殖,二十五年后,一百人可增殖为一百二十八人,而一百年后可增殖为二百七十人。E.A. Wrigley,Population and History(New York,1971),p.206,fig.6--2。
[23]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在若干地点,人口密度可以局部性的异常高,参看同氏“两汉户籍”前揭文,页一九七--二0一。
[24]劳干,“两汉郡国”前揭文,页二一六以下。比较该文所列两汉资料,可发现两汉十三个人口最密郡国中的十个,仍列入东汉十七个最密郡国之中。
[25]《汉书》,卷二四上。页七。
[26]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一三。
[27]Wrigley,op.cit.,pp.46―50.参看,T.R.Malthus,First Easay on Pop―

ulation(London:Royal Economic Society,1798,reprint,1926.)
[28]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Chicago,1965),
p.41.
[29]《汉书补注》,卷24上,页一三。
[30]同上,卷二四上,页一二。
[31]《吕氏春秋》有关农作的四篇,自然不是农夫所作。但即使文人学士是真正的著者,仍须当时有有关这一类的问题存在,这些知识分子方可下手讨论,何况先秦有一批真正关心农业的农家学者,也亲自操作,具有第一手农作经验的,如《孟子》中的许行之徒。
[32]许倬云,《两周农作技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四分,页八0三--八一八;夏纬瑛,《等四篇校释》,上海,一九五六;万国鼎,《〈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一九六0,页一八二--一八五。
[33]《汉书》,卷二四上,页一三―一四。至于代田究竟宜于在大面积农田抑小面积农田,仍是聚讼之点,参看伊藤道雄,《代田法の一考察》,《史学杂志》,六十九卷十一期,页六一--七八;西味ㄉ《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六,页一六六以下。其实代田法对于大小农田都可使用。
[34]Chang Chun―Shu,“The Colonists and Their Settlements on the Chu―
Yen Frontier,”《清华学报》,新二号,页一六一--二一五。
[35]《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页四六三,图版一0四。
[36]石声汉,《〈锸ぶ书〉今释》,北平,一九五九;大岛利一,《锸ぶ书につぃこ》,《东京学报》,京都,十五卷三期,页八六―--一六。
[37]中国的厩肥,以猪肥为最常见,也远在汉代即可见之。汉代明器常见猪圈与厕所相连,汉代村落z址,也见此种安排,《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页一二四。
[38]石声汉,前揭书,页六四。清代颇有人想重新尝试区种法,参看王毓瑚,《区种十种》,上海,一九五五。一九五八年在河北河南两省也曾有实验,参看万国鼎,《中国农学史稿》,北平,一九五九,页一七八。
[39]石声汉,前引书,页四八--四九。
[4O]妇幼在田间的工作,东汉代史料中颇常见,如丈夫耕田,妻子耘草,例见《后汉书集解》,卷八三,页一五。
[41]Boserup,op.cit.,pp.51--53,但本文作者只借此注说明劳力分布不匀的现象,并非意谓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形可用来证明汉代情形。
[42]Stephen Hymer and Stephen Resnik,“A Model of An Agrarian Economy
with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 p.492.
[43]《僮约》全文可在严可均辑《全汉文》中见之。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对《僮约》热萦邢晗傅姆治觥<其《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一九六七,页二五六--三八0。
[44]Hymer and Resnik, op.cit.,pp.492--497。
[45]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spectiv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9(1969),pp.386--395。
[46]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三四九--三五三 。
[47]同注[43]。
[48]现存最佳版本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一九六五。又参看杨联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食货》,一卷六期,页八以下。
[49]守屋美都雄,《中国古岁时代の研究》,东京,一九六三。
[50]石声汉,前引书,卷四,页一0。
[51]Fei and Ranis, op.cit.,p.393。
[52]《史记》,卷一二九,页一一。
[5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世界书局影印本),卷六二,页五;《后汉书
集解》,卷五四,页一引《续汉志》。
[54]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一九五八。页六八。
[55]《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z址》,页一一九、一二五--一二六。
[56]例如,Etienne Balaz,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p.15―16.
[57]宇都宫清吉,前引书,页一0九--一一九。
[58]许倬云,前引文。
[59]同上,又,Balaz,pp.15--18,41--42.
[60]《后汉书集解》,卷三二,页一。
[61]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一九六四,页一一--一二、
二八--三一。
[62]William Skinner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也发现这种现象。参看其“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XⅢ(1971),p.270.但须注意者,汉代与十八世纪,政治制度各异,生产力也不能同日而语,率尔比较,仍须十分谨慎,并且不可忽视其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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