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曼《北行漫记》：踏进红色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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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乱石嵯峨的山径走下渡头已经是将近黄昏了，有的人走的人马两乏落在后面，我们就在那儿等他们，差不多等了一个钟头，然后上了平底无篷的船冲过黄河的急流。我们在炙人的太阳底下骑了整天的马真是累了，累得连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也几乎不知道。我们一路经受了过分的庆祝和欢迎，现在从边门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三个沉默不响的职员到渡头的小村庄良水庵来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一个农舍的天井。我们就跟烦扰的鸡、猪、牛、以及哀鸣的骡子在一起。
清晨，来了一个长官和三个卫兵。他们是正式来欢迎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延安来，在山上继续不停走了两天两夜，可是他们精神奕奕，就象昨晚在附近的农舍过夜一样。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军服，戴着软的军帽，除了领上有一小块红色之外，没有阶级的标识。卫兵模样好象好莱坞的强盗，臀上摆动着大的毛瑟枪，肩上是来复枪，背上大意地吊着日本枪，看来他们很崇拜他们的长官，可是他们从没有向他行过敬礼，很自在地跟着他。
第一次见面，这位长官似乎没有很可惊人的特征。他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明显的矫饰。不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位年纪三十七岁的王震是共产军中一位最著名的将军，一位经历十七年内战和抗战的老将，短小精悍的身上带了七个伤疤。王震虽然首先似乎灰色而中立，可是一路朝西向延安去的时候就渐渐地教我们钦佩了。当我们大家都把初时的隔膜去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为人不拘束，孩子气，对于我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灵巧的机件好奇。他拿着一只打坏了的外国式的烟斗不断地吹着笑着，这只扎着布的破烟斗，就象他的穿着草鞋的赤足上的大拇指。他肩上挂着一架很好的日本双眼望远镜。“这是打一次小仗的时候从日本军官得来的，”他随便地说。不久我才知道那一仗真是一次小仗，他带了一千五百人埋伏在内蒙古的一条大路旁等候一队日军输送队。一 千名日军跟着五辆坦克车、四十五辆载重汽车的队伍开到了，中了埋在路上的地雷，王震就带着他的部队冲上去。日本人发了无线电求救，十五架轰炸机飞来了并且扔下催泪弹。王震和他的部队都没有防毒面具，只好被迫撤退，可是敌人被杀的和受伤的已经有七百多名了，他们自己的死伤也有三百六十名。
这次的战斗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双眼望远镜就是这军官送给他的。共产军的政策并不是把那些要求回到本来的队伍去的俘虏关起来的。这位军官被释放了，他就拿双眼望远镜送给王震将军作为临别的礼物。回去之后，他给他的上级长官枪毙，因为甘心被俘实在把日军玷辱了。
“有一次我们俘虏到一个日军的少将，”王震接下去说。
“他不愿意回去被处死，所以我们就把他带着。日本人知道了，就派几架飞机来轰炸。最后他们发现我们在一个小村里，撒下炸弹，终于把他炸死了。”
我们骑着马向西走，地面越来越崎岖。可是风景却把人民的勤劳和决心说出来了。这风景好象一幅织锦，织满了紧贴着崇山峻岭的种着小麦谷子棉花玉蜀黍的农田。
“这些土地多数是荒废了好几百年的，”王将军挥着手说。
“两三年前才拿来耕种――多数是我这一旅的弟兄种的。”他半辩护地加上一句，我们竖起耳朵听。这好象在说一个故事。
我们要求他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三年前王震从华北的年长日久的战阵回来，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经抗战的战斗员一万名改为农民。他们要给自己备粮食，供给衣服，完成自足自给，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分到南泥湾一块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时也还得到一点点的口粮。
“首先我们就把黄土岩凿开来做房子，”王将军继续下去说：“因为冬天已经来了，我们得赶快地做。于是我们堆起枪，砍下树木，制造出粗劣的工具，烧掉树桩，把地弄干净了就耕种起来。在附近那些没有人的古庙里，我们找到寺钟、缸、和偶像，就拿来熔铸做犁头。
“因为我不懂种田，我就找我的部下自愿地拿出他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共同做一个生产计划，种谷种菜养鸡养猪做食物，喂羊取羊毛，植棉花织布。开头我们就要购买必需的种子和家畜，于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树柏树，砍成木头，拿到延安去卖。我们曾经在日本人手上夺到一本关于饮食的书，为了某种原因我留下来做纪念品，现在就有价值了。这本书给我介绍了卡路里，维他命，蛋白质的神秘――这是一种对于我的弟兄的健康有特别重要的知识。自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筑了一道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线，我们得不到外面的医药品，为了教我的弟兄们可以打得仗，我就只得把营养改善了。”他停了一会，用力吹着丝丝响的烟斗。“这个故事你听的讨厌吗？”他有几分不自信地问。
“不。不。说下去，”我要求他。
“好，头一年的奋斗真是教人伤心。我们碰到许多没有预料到的阻碍，忍了好些时候的灰心。可是毛泽东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自足自给，逃不了的――整个被封锁了的边区生死存亡的事情。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战斗员，学生，公务员都必须参加生产。我把这些话都说给弟兄们听了。我告诉他们这是对他们好的。他们一定不教我们的领袖失望，一 定不教他们自己失望。
“头一年是费力的年。我们做的苦，吃的少，我们的军服穿的都几乎认不出是军服了。可是弟兄们的热情比我所能够希望的还要高。去年我们需要的食物已经可以够了。而且我们收成了棉花，收得了羊毛，足够我这一旅的人穿舒适的衣服了。”
“你把纺织裁缝的费用都包括在内吗？”我问。
“费用嘛，啊，不！我的弟兄会自己制造纺织机，会纺织。
他们也会用缝纫机缝军服，缝纫机是从日本人夺来的。你到了南泥湾就可看见了。”他保证说。
南泥湾距离这条直到延安去的路没有多远。听了王震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打算绕路走。
我们走近南泥湾区的时候，看见十几个人一群的许多兵士在田里工作。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虏获的。它们缄默不语地证明这些劳动者彻头彻尾是战斗员，而不是农民。
岩壁点缀着排列整齐的窑洞，每个窑洞深约二十五英尺，广约十五英尺。窑洞里的家具都是兵士做的，粗劣然而实用。
每个窑洞住八人。在旅部，我们参观一架压榨菜油的原始式压榨机，一架用草造纸的小工厂。我们也看见久经战阵的兵士在纺纱，织布，缝军服。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王将军的迎宾馆，一座日本式的精致平房。
“为什么你们的建筑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问。
“哦，是日本式吗？”王震有些惊异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请俊雄给我盖一座外国式的房子。刚刚才完工的。”
“俊雄，是谁呢？”
“俊雄以前是一个俘虏。他是一个工程师，三年前在同蒲铁路上建筑碉堡，后来给我们捉来了。捉来之后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现在在我这一旅。你想问他，你就自己问他罢。”
冈田俊雄年纪三十一岁，是一个漂亮聪明的人。他穿着八路军的军服，似乎穿的非常舒适。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周围挤满了兵士，显然他们是很喜欢他的。俊雄先生的模样还没有那位替我们两个人翻译话的中国人来得象日本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黑漆的夜里，他怎样的在奇袭的时候被俘虏了，怎样的心想必须受拷打受杀戮了；可是俘获他的人待他极好，甚至要放他回去，这教他很惊异。因为他知道别人回去之后就被宪兵秘密地枪毙，所以他就拒绝。他到延安进日本工农学校，受了一年的训练就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八路军。
“他现在是我们的劳动英雄了，”王震加一句说。俊雄先生窘而笑了。他发明了一架原则上很象美国农场用的抽水机，他们就推选他做劳动英雄。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 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夸耀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一块布幕随风摇曳着。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委员长的画像，布幕前面蹲着一个乐队拿着希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边区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乐园。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甚至兵士也都不再成为他们的负担，反而给他帮助了。
一个流氓――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流氓从假想的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常他们刚是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常她说，“到我的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恼了。“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笑起来。“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这当然是宣传――好的宣传，我们自然疑心他们有意做给我们看。可是要记住这些演员所扮演的实在是他们所过的真正的生活。
这时候王震坐不住地走过来走过去。他和他的部队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他们看他们的戏，一点也不理会他。当我看他的时候，一个传令兵走上去在他的耳朵边说了些话。他突然抬起头就大声地笑起来，然后跳在桌子上高声地喊立正。延安打来了一个电话报告法国登陆的消息。这是等得好久的。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了啊！一声欢呼自然而然地发出来了，观众雄壮地大喊：“盟军成功万岁！”“联合国胜利万岁！”“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早上我们去访问王震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营长何麟，年三十三岁，是一个矮胖善战的人。“三年前我带了四百四十三 人到这儿的时候，这山谷是什么也没有的。”他开始说。“第一年我们辟了些地，种了些粮食够我们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
去年我们的生产增加了，全部的需要事实上都够了。今年我们希望有多多的盈余，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用两年的劳动生产一年的余粮”。
何麟夸张他那一营人的牲畜。他们每十人就有一头牛，每三人有一只猪，每人有一只羊或山羊。每一连有一百多只鸡，又有一个养兔常他已经能够增加他的部队的食肉口粮，从每月两磅的最低限度增加到六磅。此外他还能够供给我们各种青菜，差不多不限数量。
他的部队排起来受检阅了。我在中国住了很久，中国军队也看了很多。这算是我所看到的军队当中营养最好的军队了。何麟的部队并没有忘记他们是兵士，不是农民。在冬天，在播种和收成中间的夏天，这些军队都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连长顾震舟把他的队伍的活动给我们一个概括的叙述，作为其余的队伍的模范。去年冬天他们学习短距离的攻击战。队伍在一个布置着壕沟，短墙，假人，以及各种障碍物的假战场上紧张地学着刺刀战，手榴弹的扔掷，和初步的野战工事，此外，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之下，他们学来复枪的用法。他夸耀他那一连人的来复枪射击的记录：以一米大小的物体作为枪靶，往一百米的距离射击，三百七十二发子弹，只有三发没有中的。扔掷两磅重的手榴弹的平均距离为四十米。除此以外，他的部队也学读书，学写字，听国内外时事的演讲。他们自己又组织剧团作为娱乐消遣。
在七一九团团部我们听到同样的农业和教育的成就的故事。他们设法空出时间搬运巨石，搬运几英里外的山上的巨梁巨木来建一座大讲堂。这讲堂可容一千四百人，是一队自告奋勇的兵士在二十七天中建成的。
团长张仲瀚是一个高大能干沉静的人，一个河北省的富有地主的儿子。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到了河北，张就拿钱出来组织一个抗敌游击队。到了八路军的正规军开入河北省的时候，他的游击队人数已经有四千多人了。他要求八路军训练他的部队，后来经过选举，他们就参加八路军。
我们去访问旅部的医院。这医院的病房是一连串凿进岩壁的窑洞。那儿有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虽然医生和看护尽力照顾生病的兵士，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拿药品给病人治疗，药剂室整齐地排列了许多贴着拉丁文的标签装着西药的瓶子，可是瓶子却是空的。外科医生的器具用钢铁的碎片制成，多半是日本炸弹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们就得不到了。
我正和病房中一个伤兵谈话，听见外面有一阵骚嚷。我不晓得谁开头或者为什么事情开头，只看见王震向我们团体一位中国记者发火：“国民党封锁我们，不让外国朋友送给我们医院的药品运进来，我们是对大家共同的敌人打仗的，这是残忍是对天犯罪。要是有上帝，或者有菩萨，他们一定知道，一定吃惊，这种完全不要脸的样子。”
辞锋犀利的陈家康，周恩来的足智多谋的秘书，响应起来了。“我要骂国民党。英国红十字会装了四大卡车的药品送给我们，国民党不让它开出西安，开到直通延安去的路，不慌不忙地把它扣留起来，把它没收起来了。”
中国的新闻记者们冷淡而缄默地站着。
激昂的马寒冰，王震的秘书，插进来说。“我要问，我们是和谁打仗的？是日本人嘛！我的最好朋友打仗的时候，手上受了一点轻伤――一点轻伤呀，可是缺少防腐剂，他变成血中毒，死了。那装满四辆卡车的宝贵的药品是送给我们的，倒教国民党在西安把它没收了。我说他们是谋杀犯呀！他们谋杀我的朋友埃”我们团里的爱尔兰美国山南汉神父打算把情势立即稳定起来。他说中国的军队到处都是缺少医药品的。他不知道是否因为忽略――要不然就是从容――或者是否因为东西不够分配。可是他担保尽我们的能力把在这医院看到的悲惨的实情报告重庆当局，请当局注意。其余的人，连中国记者在内，也欣然地同意了。终于这动乱的波浪平静下去。（选自哈文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