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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纺和织的收益为何相差悬殊?这是由于两者的劳动生产率悬殊。
五 纺和织的劳动生产率
先看纺纱。
（1）乾隆，平湖：“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
（2）道光，常熟：“棉纺为纱，……每人日可五六两”(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七)。
（3）道光，上海：“优于纺纱者，日可得八两”(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4）光绪，嘉定：“小姑〔纺纱〕日五两”(光绪《嘉定县志》卷八，赵俞：《纺车曲》)
（5）清后期，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王母日夜兼工，……常人每日不过六七两而已。”(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附录)
以上都是用单锭手摇纺车，其差异主要由于劳动时间不同，有起早贪黑者，有的另有繁多家务。大约平均每个工作日(按10-12小时计)纺纱五两，可视为常例。而列(3)(5)可视为特例。
再看织布。
（1）康熙，松江：“率日一成匹”(《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六，松江风俗考)。
（2）乾隆，青浦：“率日成一端”(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引旧志)。
（3）乾隆，上海：“甚有一日两端通宵不寐者”(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4）乾隆，南昌：“旬日可得布十匹”(光绪《南昌县志》卷五十六引旧志)。
（5）嘉庆，桐乡：“女养蚕十筐，日成布二匹，或纺纱八两”(张履祥：《补农书》)。
（6）道光，上海：“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7）光绪，川沙：“人日可成布一端，有两端者”(光绪《川沙厅志》卷一)。
织布效率差异较大，大约因规格不同。一匹布，幅宽多在0.90-1.15尺之间，而长度则16尺以至32尺不等。商品大布若标布、稀布，约长20尺左右。按此标准，大约一个工作日织布一匹，可视为常例。例(3)(6)为特例。惟例(5)农学爱张履祥所述浙江桐乡，原非布产区，而纺与织的标准均高，不解何故。
要比较纺与织的效率，还须将布折成重量，因纱是按生量计的。此甚少资料，仅见乾隆时人孙琳《纺织图说》：“浆纱之布，与本地通行之湖塘布略宽一指，每匹长二丈四尺，重一斤一二两不等。刷线布宽长与浆纱同，紧密而厚重”，即刷线布还要重些。依此，并参考近代土布，以每匹重18两计，大致不差。纺纱效率是一个工作日5两，因此，为供应一个工作日织布，需要3.5个工作日来纺纱。
(近代上海标准土布，宽1.2尺，长20尺，匹重20两。近代土布稍宽。又布之重量包括约50%的上浆，但上浆、成经、接头、织造中有废纱损耗，均略不计。)
这还可由下面三则记载说明之。
（1）康熙，上海：“匹妇晨起经理吉贝之事，由花而，由〓（此处字为上“台”下“廾”，然字典无此字，依上下文似乎应为“”）而纱，由纱而始为布，中间拣料、弹花以至纺织，每匹二丈，七日而始得告成焉。”(上海博物管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89页)
（2）清后期，嘉定：“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光绪《嘉定县志》卷八)
（3）明万历，江阴：“东南皆纺织为布，率三日一匹”(万历《江阴县志》卷四)
例(1)是一个成年劳动力从事弹棉到成布的全过程，共需7个工作日。其分配大约是：纺纱3.5日，织布1日，其余用于拣料、弹花、浆纱、接头等(不是每匹布都要接头，但若是新机，须穿筘，则需工更多)。例(2)是两个成年劳动力加上三个老幼劳动力，也是从棉到布，日成一匹，即共5个工作日，比前例效率提高。这是因为五个人有了分工协作，也可能有些准备工作在收棉时已做了。这大约是一般农家情况。例(3)未说有几个劳动力，看来如夫妇二人加上个女儿，三日即可成匹，即共用6个工作日。
总之，从棉到布，一匹布需5-7个工作日，家庭劳动力愈多，效率愈高，单干最吃亏。但无论是一人单干还是多人协作，织布都是一个工作日，而大量劳动是放在纺纱上了。换句话说，纺纱的效率太低，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未得上机织”之叹(孙燮：《木棉四泳》载《南浔志》卷三十二)。
六 纺纱的效率为什么低?
纺赶不上织，是因为纺的工具落后。这大约是纺织业的共同现象，所以西方产业革命是从1765年的16-18锭的珍尼纺纱机和1769年的水力纺纱机开始的。鸦片战争后，我国近代工业也是先扩纱厂，张之洞不明此理，搞了个湖北织布局，结果失败，后来租给商人改办纱厂。当时农家所用投梭织布机的生产效率约为华商厂所用动力机的十六分之一，而当时农家所用单锭手摇纺车的生产效率仅为华商纱厂所用英式纺机的八十分之一。
我国手工织布得力于丝织。在历史悠久的丝织业中，我国的丝织机很早就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其构造原理和工艺用于织棉布的投梭要绰绰有余。并且，棉织比丝织容易。丝织用经在500根以上，以至17000根；棉布则最宽幅也不过1200根。所以，棉布兴起后，在织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纺是师承麻纺(丝不需纺)。我国的麻纺机也发展到很高水平，王祯《农书》中有五锭脚踏纺车、三十二锭人畜力大纺车和水力大纺车。但这种先进设备却不适于纺棉。麻是韧皮纤维，拉力强，所谓纺，主要是加捻。棉的纤维短，拉力小(当时所用木棉纤维又比今棉短，自然捻度小)，纺的过程，不仅加捻，更重要的是牵伸(所以棉纺机也称牵伸机)。事实上，我们所见单锭手摇纺车还是元元贞中共道婆从黎族引进的式样。
要提高纺的效率，必须改单锭纺车为多锭；要多锭，又必须改手摇为脚踏，以解放右手，帮左手理纱。其结果，就是三锭脚踏纺车(也有二锭的)。三锭脚车出现于何时?或谓南宋(李崇洲同志) ，或谓明后期(史宏达同志)，而不少人认为在元代，根据是王祯《农书》中的附图。
我在《论男耕女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1981年第1辑)中怀疑王祯是把麻纺车的图误入论棉纺文中，看来信然。王祯说：“木棉纺车，其制比麻苎车颇小”，而所附图却颇大(和图中纺工人身比)，且锭在轮上，与他所绘麻纺车全同。二百年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附的图，仍是单锭手摇纺车，锭在轮下，与我们所见同式。宋解释说：“凡纺工能者，一手所三管，纺于锭上，捷则不坚。”一手即左手(右手摇车)，握三管仍是纺于一锭，这是能手，但捷而不坚。可见，明代仍是单锭手摇纺车。
三锭脚踏纺车在乾隆时始见记载。乾隆《上海县志》：“他邑止用两指拈一纱，名手车；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卷1)乾隆时人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纺纱他处皆有，然以巨轮手运，只出一纱。足出三纱，惟吾乡倡有之。”“吾乡”也是上海。三锭脚车只上海有。别处都是单锭手车，顶多是“闻道吴松别生巧，运轮却解引三纱”(方承观：《棉花图》)，听说过而已。道光间，常熟人郑光祖“前至上海，泊舟闸上，见纺车有并驾三锭，……觅一车以回，多年莫能用。”(《一斑录•杂述》卷七)他是见了，也买了，但不能用。
在上海，也只是很少人家三锭脚车。前引上海纺纱生产率三例，都是单锭手车，而用三锭脚车者未见实例。上海最出名的金泽谢家车，有百年历史，其车是“轮着于柄”，“持其柄摇”(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即也是单锭手车；其车也是“到处同式”的车，不过“金泽为工”而已。(道光《金泽小志》卷一)
解放后，《江南土布史》的编写同志访问了江南几县和上海的纺织户，她们祖母一代都未用过三锭脚车，有的曾的说过，而未见过。
三锭脚车为什么没有推广?这种车能提高效率，但劳动强度大，“脚车，人劳而工敏”(光绪《川纱厅志》卷一)；须用壮劳动力，“老幼多用手车，少壮多用脚车。”(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十)而家家织户大都是老幼纺纱，壮劳动力织布，所谓“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尹会一：《敬陈农商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乃至“生女五六岁即教以纺棉花，十岁学织布。”(道光《金泽小志》卷一)用单锭手车，把儿童劳力都用上了，全家协作。若用三锭脚车，儿童们只好吃闲饭，再说，若把壮劳动力用去纺纱，谁来织布呢?家庭手工业的劳动力结构，阻碍着先进工具的推广。
然而，归根到底是三锭脚车所能提高的生产效率有限。“有纺车并驾三锭、抽三绪者，……每人日可十两余。”(郑光祖：《一斑录•杂述》7)；“用脚车纺线两条，一日夜可纺线一斤几两”，按日计还不足十两。(《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七)按此系严如帧度胺闹以兴女红示》 介绍江南情况，非陕西已用脚车)锭数增加二倍，产量并不能按比例增加，因为是手工劳动。为日纺十两而破坏家庭劳动协作是划不来的。若能把效率把高十倍，那就可放弃织布，纺和织也就分离了。
结 论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①
象纺织业这种加工过程比较复杂的手工业，它生产关系的变化总是从一些主要生产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使它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我国手工棉纺织业之长期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是由于纺织的生产效率、从而它的经济效益过低，而这又是由于纺的工具落后。
不过，我是从逻辑推论上一步一步得到这个结论的，这就包含一种危险，好象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大凡一种经济现象，都是复杂的社会条件的结果。我在《论男耕女织》一文中曾试图比较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徐新吾同志曾作《中国和日本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并着重讨论了小农经济的作用。我希望有更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对上述结论作出批评和指正。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５页。
本文得到石奇同志大力协助，仅此致谢。
（吴承明）
出处：原载《文史哲》1983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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