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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读《资治通鉴》:国家的富强还是人民的幸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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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人 發表於 2010-11-3 13:2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天涯
做秦国的大臣也不是多么幸运。秦国虽然“尊贤尚功”,尊贤却是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有用的时候,低三下四,没有用的时候卸磨杀驴。而这恰恰是“亲亲上恩”的反面,也是秦帝国迅速坍塌的必然。从商鞅见杀,到后面的穰侯、韩非子、范睢、吕不伟、蒙田,李斯,没有一个又好下场的。极端的功利主义导致的就是翻脸无情。
  
  而那些遵循”亲亲上恩“的山东诸国呢?”尊贤尚功“之路根本行不通,因为文化底蕴使然。所以,吴起一生颠沛流离,根本无法施展抱负。商鞅在魏国也不得志,韩非子的话在韩国也没有人听。总之,一个文明,注重人情味的国家怎么能干出”尊贤尚功“的事情呢?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难道靠的是强迫,靠的是压制,靠的是狡诈?所以,他们没有秦国野蛮,但治国策略又确实显得迂腐,最终被一个个灭掉了。
  
  让我们再看看宋朝。宋朝的情形与秦国恰恰相反。金庸先生说要重新写中国历史,历史的新写法就是要抛开朝代更迭,更多地关注民生,看看哪个朝代让他的子民过的更幸福。金庸先生说,宋朝的人民就过得很幸福。宋朝很少有杀戮,即使开过皇上赵匡胤也没有像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大杀功臣,而是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温柔手段加强了中国集权,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开国之初,赵匡胤面临的选择估计和其他朝代的开国皇上一样:是穷兵黩武,封疆阔地,连修战事?还是温和无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军人出身,过惯了刀头舔血生活的宋高祖选择了后者,我们可以从他以及其继任者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出来: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这样的治国策略无疑大大减少了国家的内耗,省去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放眼望去,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那时的百姓生活从着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这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
  
  黄仁宇先生统计过得几个数字让人震惊: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这样的生活估计就是我们所期盼的,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可是风欲静而风不止,历史估计从来就没有太平过。这个文绉绉的朝代失去了尚武精神,丧失了强硬的态势,没有了发达的肉体。于是乎,周边的少数民族蠢蠢欲动,集结兵力,开始垂涎这块肥肉。从蒙、金的屡犯中原,到得寸进尺,宋朝却是频频退让,一味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的男儿豪迈,留下的却是“靖康耻,犹未雪”的千古长叹;没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者几人还”的血性,平添的却是“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尸走肉。当国门被打开,疆土被践踏,人民的幸福又何以保障?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社会创造的财富,都不过进了掠夺者的口袋,所以得辛勤劳动,不过是为别人在做嫁衣。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君主,面对“亲亲尚恩”和“尊贤尚功”,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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