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1)

  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张国华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来，他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包拯29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

　　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则。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

　　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失，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作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特权。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仁宗手里，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散、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这样，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唐介、吴奎等人，时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成为社会舆论中心。黄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显得很高兴，下旨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众僧纷纷致谢。仁宗又走近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当时这些和尚们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赐僧，尚如此畏惧言官，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

　　针对这一现象，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约，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这一评论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