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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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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發表於 2011-9-2 10:0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六、治学“六到”

    我认为,治学要“六到”,即心到、眼到、耳到、口到、脚到、手到。

    “心到”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培养兴趣;“眼到”就是认真读书。前面已经讲过。

    “耳到”和“口到”是相互联系的,主要指应该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既要听取别人的发言,自己也要勇于发表意见。学术是在交流和讨论中发展的。有相当研究和相当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辩难,对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想多讲一点。

    杨振宁先生曾经介绍他的治学经历,他在西南联大受到很好的教育,养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扎实学风,学完一个领域再转到另一个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关注和追求新的东西。那里有一位泰勒先生,经常有新的想法,晚上有了新想法,早起拉住一个老师或同学陈述一番,过了一个小时,又拉着另一个人讲述最新见解。他一天能产生10个新看法,其中九个半是错的。杨振宁先生说,每天要有半个想法是正确的,积累起来就不得了。这是另外一种风范,面对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不发怵,勇于探索,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泰勒先生还有一种好处,人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能够虚心接纳。当时芝加哥大学每星期有一次沙龙,参加者包括一些名家,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信息,讨论问题。杨先生说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会中产生的。杨振宁先生讲的这两种学风和文化氛围是互补的,应该结合起来。

    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是学习、研究以至建立发展学科的好方式。日本人喜欢搞读书会,例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技术史部曾于1948―1950年举办有天野元之助、薮内清等知名学者参加的《齐民要术》轮谈会,研读并翻译《齐民要术》,后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下册,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日本学者森鹿三、大庭等人则用“研究班”的方式研读汉简。最近,我国有些学者也在运用类似形式。例如清华大学的“简牍研读班”就举办了多次的研讨会。许多单位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沙龙或读书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该所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每个人写的文章都拿到所内讨论,让全所同仁(包括研究生)评论,提意见,挑毛病,作者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发表。无论作者或评论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教育和提高。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讨论、共同提高的办法。台湾学者杜正胜倡导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医疗史,开始就是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讨论会,写文章,经过几年的讨论,新学科逐步成形,现在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要开拓海洋史的研究,办法就是邀请各方面学者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出一部论文集,现在已经出到第八集,也成了气候。

    我1980年底到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室差不多每月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许多资深的老专家参加,当时我是小字辈,小字辈在老前辈面前未免拘谨,但我是年青人中比较勇于发言的一个。我觉得我是占了敢说话的便宜。因为说对了自然增强自信心,说错了经过别人的批评也获得了提高,总比不说话强。后来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对学术讨论情有独钟,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组织若干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后来发展为经济史论坛。每次讨论的议题比较集中,参加者都是有研究基础的,而且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不错,受到与会者和学术界的欢迎。每次讨论,我除了作组织工作以外,也认真听取讨论和发表意见,所以每次都有收获。别人的发言,不论和自己的意见相同还是不同,无论自己接受还是不接受,总是能从中受到启发,促使自己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充实自己的论点论据,或者修正自己的论点论据。我不少文章就是这种讨论的产物。

    “脚到”就是要去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可供历史研究利用的活的资料,研究者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对现实社会的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社会的理解,对山川地形的考察则有利于对历史舞台的认识。这种考察还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研究历史的素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治史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在重视实地调查考察方面,中国史学是有传统的。当年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名山大川,访问知情老者,搜集遗闻佚事。顾亭林赶着马车,到各地关塞考察,访问老兵,将访问考察所得与书本的记载相对照,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曾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学者自发组织业余调查的,如宁可先生就组织了对河西走廊将等地两次学术考察活动。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到了农村,发现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了现实社会中许多可供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深感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基层社会调查的必要,从而创立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他的弟子发扬了这一传统,又与国际上现代人类学的新潮流相结合,形成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术群体,最近,打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号。在农史界,陈恒力先生五十年代研究《补农书》时,到浙江嘉兴等地调查,把调查所得与农书记载相对照,写出了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补农书研究》。这些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本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农村搞四清和抗旱时,曾经作过一个大队的社会调查和若干地块的丰产典型调查,这些材料在文革中均已丢失;八十年代初又到滇西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虽然我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但这些调查对我了解社会、研究历史,都大有好处。

    “手到”指勤动笔,一是作读书笔记,二是写文章。

    读书其实不但要用眼睛去读,而且要用手去“读”,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动笔墨包括作各种形式的符号、批语和札记。从历代学者到革命导师,读书时都重视下这种工夫。列宁的《哲学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即堪称模范。读书动笔还包括抄书。过去有“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之说。抄过的书不但能加深记忆,而且能加深理解。抄与不抄大不一样。过去比较普遍使用的抄书方式是摘录性的卡片。这些卡片上还可以写下对摘录内容的分析,可以和其他有关材料对照,阐发其意义。以后有了新材料或新理解就补充修订,使之逐步完善。反映同一问题的卡片积累多了,就做该专题读书札记。这种方法,许多学者都在使用,我也一直在使用。做卡片、写读书札记的过程,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不限于做卡片这种形式,做卡片只是整个读书过程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积累材料和形成观点的过程。我的一些文章就是在若干卡片和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使用电脑以后,较少做手抄式的纸质卡片了,但电脑上的“卡片”或“类卡片”依然使用,材料或者敲上去,或者拷上去,材料下面仍然敲上批语或札记,所以仍然属于动手读书的范畴,只是手所操作的对象不是笔和纸,而是键盘和电脑了。

    治学还应该勤写文章。文章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其实读书笔记也是文章,只是属于不同的层次。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历史所工作的老学长告诉我,侯外庐主张“走有成果的道路”。我的理解是,研究一个问题就要搞透,搞出结果,一步一个脚印。这个结果主要体现为文章,是否发表尚在其次。当然能够发表更好,它会成为你前进的一块碑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为什么要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因为想到的东西未必说得出来,说得出来的东西未必写得出来。把想到的东西说出来,需要把思想条理化,是一种提高。把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还会遇到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思想、锤炼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这又是一种提高。你的研究心得、结论,写出来和不写出来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写成文章,你的思想观点才能完善,你的研究成果才算最终完成。

    我主张年青学者勤练笔。写作不但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锻炼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不可替代的手段。有的老先生告诫学生若干年内不要发表文章,用心良苦,主要是引导学生多读书,厚积薄发,严谨治学。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但不宜绝对化,不要把它和勤写勤练的要求对立起来。作为学生和青年研究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严谨治学,力戒浮燥,把文章写得扎实些、再扎实些;文章写成后搁置一下,不要急于发表,留下充分的听取意、精细“打磨”的时间。作为刊物的编辑,则应该从学科的发展出发扶持新生力量,年青人写的文章,如果真正有新意,论据基本扎实,即使不大成熟,也可以发表。“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嘛,不可求全,但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有发展前途的。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年青学者是一种鼓励,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道路。当然,我并非主张粗制滥造。如果研究论文一时写不出来,也可以写些文摘、研究综述之类的东西。1980年我在科学会堂听过于光远同志的一个报告,他提倡搞文摘,一则让人们花更少的精力获得更多的信息,二则也可以锻炼出一批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写文摘和综述(在某种意义上,综述也可视为扩大了的、高一个层次的文摘)需要阅读,需要对阅读所得材料进行概括和提调,对年青的研究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一篇上乘的综述,其实是需要大手笔的。文摘和综述,有人视为“小儿科”而不屑为之,我却在这上面化了不少力气,并且觉得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而无怨无悔。年青的同志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论文和综述都不做,读书笔记是非做不可的。总之,只要是在搞研究,你的手和“笔”就不应该停下来。

    最后,我想强调,在这“六到”中,“心到”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心”到了,“眼”、“耳”、“口”、“脚”、“手”才能真正到位。年青的朋友们,全身心投入你的专业吧,热爱它,从中发现神奇、发现乐趣、发现诗意、发现美,激发起你无穷的创造力,这样,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 李根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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