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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陈寅恪:当所长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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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發表於 2008-10-9 11:0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台海网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1959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 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着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着。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随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
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明,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陈寅恪的“不甘心”,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而他作为一个学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惨遭蹂躏为代价,经受了平生以来最残酷的一次考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 ”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着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1967年夏,唐J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幅“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在生命快将终结之时,历史与现实强加给人生的各种“俗累”逐渐隐去,最古朴的一种情怀开始弥漫。
生命经历了数十年的奋进、搏斗、挣扎后,终于又回复到它最朴质的本色:自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万般忧愁,活着是一种痛苦。陈寅恪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副对联,非是文化意义的,更非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一个感受-关于生命的苦难。
唐J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J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在唐J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1967、1968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J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J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J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J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着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J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66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中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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