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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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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章 發表於 2010-6-11 13:2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网易
再看战国的情况。战国跟春秋,我们统称东周,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分成前后两段而已。春 秋这个时代大概过了300年,就是暂时在盟会状态之中维持秩序,局势慢慢就有一种变化。最大的变化出现于公元前403年,这一年,西周分封秩序出现了一个 大缺口,就是所谓三家分晋。晋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大国,经过了长期发展过程之后,晋国内部秩序没有维持住,盟会也阻止不了晋国内部的分化,这个诸侯被他底 下的三家给颠覆了,所以叫做三家分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偶然事件,但是却是西周分封制度破坏的一个大标志。接踵而来就有一点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事件 接题而来,三五十年出现一个。把几个大问题,几个年代一排比,可以看得出来秩序上的变化:公元前403年,这是三家分晋。到了公元前386年,齐国又出了 问题,齐国本来是受封于西周的姜氏,姜氏的齐国被下面的田氏所取代,这件事和三家分晋挨得很近。到公元前334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事情,两个强大的诸侯 国,一个魏国、一个齐国,在徐州相约称王。称王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在此之前只有周室,周天子叫做周王,被封的国家最多只能称公,这是一个封建秩序中的 等级问题。“徐州相王”说明诸侯也叫做王,意思是说和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而周天子则只是逃亡到洛阳来的一个流亡政府,没有实力。诸侯与周王名分上平起平 坐,实力上超越周王,周的秩序更进一步破坏了。公元前288年,又出现了一个现象,两个强国,西方的秦,东方的齐,齐秦两个强国彼此相约,不称王了,改称 为帝。在古人的观念里,三皇五帝的帝,实际上已经进人人神之间,超越世俗的统治者,把周王压到自己的脚底下。这个事情的出现是一个象征,就是王之上还要出 现一个新的名号,才能维持秩序。齐秦互帝出现了一下,又取消了,条件还不够成熟。再到公元前256年,一个后起的强国――秦国,冒冒失失的强国,又是个野 性比较强的强国,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居然从西面跑到东面,把周王灭掉了。周不存在了,大家都是王,王以上必然要产生新的统治者,必然要出现一个帝。不能是 两个帝,只能是一个帝,这一个帝谁来做?战国后期,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惟一独尊的帝的出现创造条件、敲锣打鼓。
从这里我们联系到当时舆论的动 向,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所谓诸子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现象内容丰富,研究思想史,研究各种历史的都很重视百家争鸣的内容。我在这里说到的,是一个新秩序 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诸子百家和后来形成的政治局面之间的关系。周的分封秩序破坏以后,用什么秩序来代替,春秋盟会没能解决,战国 时候硬打硬的打法,彼此抬高地位的办法也还没能解决。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而解决以后又是个什么状态,应当给未来的新秩序设想一些蓝图。诸子百家中间有许多 设计社会政治走向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统一描绘蓝图,制造舆论。比如“九州说”,中国政区的划分,不是一个国。一个地区分开,而是用九个州来区分。 九个州是在西周分封的地域之内划分的,从北到南有冀州、青州、克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从这里进人关内还有雍州、梁州。这九个州的名字并不是在过去 都存在,过去也不是这样区划开来的,这是战国时人自己的设想,还说是当年夏禹治水的时候巡行天下,已经把这九个州划开了,所以叫禹贡九州。禹贡九州之说就 成为一种将来要形成的国家的行政区划。实际上秦汉统一以后也超越了北方所有的九州而到了南方。将来形成的新的秩序应该是继承夏、商、周的,而夏、商、周被 模糊地认为是华夏的一统王朝,那么就有人想到今后的制度也应当沿续夏、商、周。这个一统又要给它设计一个新的形式,中心区域是中央直辖,叫做王畿。王畿之 外有一个圈圈包围着,这就是中央所必须配置的势力,也可以是诸侯。在这个层次之外又有第三个圈圈,这个圈圈应该是可以用绥靖的手段把秩序安定下来。第四个 层次,则是可以用一些约定的办法保持联系。到最外一个层次,就是少数民族,蛮夷戎狄,他们住在外头,叫做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五个层次当时叫做五服,就是匈 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也是一种对未来政区的设想。整整齐齐的五服自然是做不到的。这只是战国时候为将要出现的新秩序的一种说法。从理论上说, 夏、商、周以后应当出现一个新的朝代,朝代的代替有没有规律可循呢?有人从这个方面思考,出现了所谓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认为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 一种秩序代替另一种秩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用德来表示,形象化来说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用五行来表示五种秩序的代替也有不同的解 释,有人认为是五行相克,也有人认为是五行相生。秦统一以后,用五行相克的说法,认为在五德终始里头,周的德是火德,克火的是水,所以秦统一以后标榜自己 是水德,与水德相应的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表征,包括颜色、数字、历法变化等等。拿历法来说,夏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阴阳合历的农历据说是夏代所使用的历法。 夏代以后,商有商的历法,周有周的历法,实际上是同一种历法相因相革。夏历正月为岁首,可是商的历法就不是用正月为岁首,它是用十二月为岁首,到周的时 候,它用的是十一月为岁首。到了秦,它觉得要继承这个东西,按这个东西的变化规律来说,秦的岁首必然是十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历史上记载秦的年月,都是以 十月为岁首,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改回到正月。这也是一种为统一地继承夏。商、周的秩序而设计的秩序。至于民间社会秩序,也有一种办法,就是主张井田制。 农民总是要有土地种,分土地得有一个办法,把它系统化,把它规整化,把它理想化,因而形成井田制。看来,这种历史的铺垫,为秦汉的出现,为这个统一国家的 出现,呼唤了几百年。秦的统一,上面有周制作为源头,中间有各种设想、各种蓝图,最后形成了秦的统一制度。 当然秦的统一不光是一个历史的因革而已。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所组成的国家,能够接受这个统一,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同样一 种文字,同样一种历法,同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对于战国诸子的思想舆论是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文化才是中国统一真正的凝固剂。这样就为秦朝建立统一制度 打下了基础。秦的统一,说起来是十年统一战争,实际上是水到渠成,并没有太大的战争,确实是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历史铺垫造成的必然结果。由西周那种我们把它 说成是统一,而且古人还认为是夏。商、周相沿一贯的统一,到我们认为确实的、比较有内容的秦汉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统一过程的第一个时期。
与 周代的制度相比,秦汉所形成的统一否定了分封制,但是又不是绝对否定。分封制其实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最高统治世袭,世袭者最可靠的亲信就是自己的血 亲。有了这样一个原因,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保证就是由他的血亲来控制局面,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分封制度。后来分封制度造成了那么大的祸害,要取消。但是取消 以后,统治者仍然是世袭的,他仍然认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还得有分封。秦统一以后,不得不把分封制作为一个最大的对立面予以否决,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但 实际上在以后的朝代,为了最高统治的需要,分封制的因素还不断出现,就连西汉也是这样。西 汉跟着汉王刘邦打天下,与其平起平坐的,都是这个王那个王,地位上没有太大差别,所以刘邦做了天子,只好把这些人都封为王。到后来尾大不掉,一个个都叛 变。封异姓王不可靠,就改封同姓王。同姓王后来也不可靠,而分封制度还又有必要,于是就限制封君的权力。最后定下来,分封只到侯一级,侯的地位相当于一个 县,侯国的全部租税所人由这个候所有,侯国的行政权是归中央政府的,侯国的官员由中央派,用这个办法暂时解决了问题。以后各朝各代都有分封制,因为这是君 主世袭制下被认为最可靠的一种统治秩序,只是具体办法各有不同。
秦汉统一帝国,这样一个帝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军事――政治帝国。古希腊、 古罗马,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等都形成过军事征服,形成过一时的大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到后来分崩离析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所建立的大帝国没有像中国出现 秦汉大帝国之前那么一种几百年来历史的铺垫,没有这样一种坚牢的基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进人中国,统治中国之前,它在欧洲、在中亚、 在西亚建立了几个汗国,这些汗国有的也延续了很多年。但是蒙古人的业绩只留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其他地方所建立的汗国一个一个崩溃了。蒙古人自己的归宿还 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中国相邻还有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中国的土地,才有建立统一大国的传统和完备的制度,能够让蒙古族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 家,作为一个朝代传承久远。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秦统一以后,对开发国上做过一件大事,就是迁徙七种共50万身份低下的或犯了罪的人, 到岭南去戍守,叫做“七科谪”。这是一件大事。从开发中国的边疆土地来说,一拨一拨去是比较常规的。只有这一次是一个大的行动,从中国北方,一支50万人 的戍卒被派到了岭南,把中国南方的国土一直推进到南海边上,把长江和珠江之间大片的还没有开发的土地,包括生息其中的各族人民,一次圈到中国范围里面来。 这对中国以后逐步开发南方起了很大作用。50万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数字,50万七科谪的人到了岭南以后,一方面必然要同化到当地的越人里面去,另外一方面 这50万人在当地越人中间势必会起到传播中原华夏文化的作用,对岭南的开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在广州发现了许多汉代南粤王的遗迹,包括宫殿在内,所 涉及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先人就是七科谪的时候到南方去的人。秦汉通西域,交通西南夷,也起了这种作用,但后代反复较多,与戍岭南不大一样。当然,南方的 开发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南方处在落后状态,又有很多民族存在,跟北方交融不那么容易完成。所以统一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之下出现分裂,三国就是这样出现 的。
三国鼎立的状况,只能出现在长江边上。从北向南开发,这个地带开发的是比较早一些。只有这个地带才有可能在此时出现相对独立的国家,和北 方对抗,出现一种割据。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带的发达程度也还不是很高,不能长期脱离北方,所以它能够存在的割据时间不是一个长时期,而是一个短时期。此时 之所以有三国,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动乱。大量的北方人口向南迁移,长江沿岸、南北两面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扬州,就是江东地区,开发 得早一些;一个是荆州,就是今天的两湖区域;一个是益州,实际上是成都平原。这三个区域在东汉时候人口增加很多。东汉人口是大量减少的,从西汉的六千万一 下减少到一两千万,后来慢慢地增加,到后期才接近西汉的水平。东汉北方各个州郡普遍减员,只有扬州、荆州、益州增员,而且增得很多,扬州大概增加了百分之 三四十,荆州百分之六七十,益州百分之六十。这个地区的发展,从人口来看,速度是相当快的。以后魏、蜀、吴三国争权的时候,荆州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一个国 家呢?因为荆州处在一个四战的地理环境,不可能长期立国,所以荆州就是跟着吴国、蜀国一起和北方对抗。这是在中国南方开发中间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一段插 曲。
南方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开发中的南方曾经两次支持过北方政权的偏安,一次是东晋,一次是南宋。没有南方的发展,不足以 支持偏安政权。南方要是蛮荒一片的话,政权在这里就没有立足的余地。反过来说,要是南方的开发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南北的交往已经不可阻隔,在南北不可分 割的情况之下,要在南方搞一个偏安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偏安也偏不成,割据割不了,南北是一起的。所以恰恰是在南方的发展中间,是在和北方差距缩小的过程中 间,足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没有达到和北方完全平衡的状态,还可以搞割据,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现了两次偏安。中华民族历史上,南北不平衡发展中间,所表 现出来的分裂的可能性,造成了两次偏安的存在,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来讲是一种苦涩的成就。因为毕竟有了南方这个地方,可以使北方的政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 到南方来偏安,而且是延续了很长时期。东晋的偏安连上南朝一共是200多年,南宋的偏安也是100多年。而且在这个偏安政权延续的过程中间,南方由于接纳 了一个新的政权,它带来了新的人口,有自己一套规模,有各种机制带动南方进一步开发,加速了南方的发展,对于南方来说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传统上说,这 个政权不是直接被消灭,而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儿做一个偏安,这对民族历史来说还算是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毕竟是被打过来的,被追过来的,被逼过 来,是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存在,所以又很苦涩。我们的历史,包含着那么多复杂的矛盾的现象让我们去思考。
南北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结束在唐 五代之际,因为唐五代的时候,南方的水平已经不低于北方,如果说没有以后又一波的民族问题的出现,中国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后面又一个波浪起来,南方 又被迫接受一个南宋偏安政权,南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分裂又出现了。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所以过去可以 有偏安,有东晋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南宋皇帝再想在这里偏安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明朝,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 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 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从国土开发的角度看,再往后的历史,应当是解决中国发达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 个任务在古代没有条件解决,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今天要我们这一代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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