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诗》学研究

  : 章　原

　　钱玄同（1887－1939），初名夏，后改名玄同。他在近现代学术上主要以小学名，是著名的现代语言文字学家。
　　在古史辨学者中，钱玄同是核心人物之一。他与胡适一起诱掖顾颉刚走上了疑古辨伪的学术道路。顾颉刚回忆道：“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提出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地古史观”学说就是与钱玄同的信中最先提出来的。
　　对于钱玄同，顾颉刚极为客气，待以半师之礼，自认为受钱玄同影响极深。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我的旧学的功夫极浅，即有所见，从不敢告人。此信随便说了一些，正因先生诱掖之勤，所以放大了胆。务请先生正其误谬。”
　　除了曾经去日本留学外，钱玄同在求学经历上也曾有过与顾颉刚类似的转变。钱玄同出身经学世家，10岁时就已经读完六经与《说文》。1908年，钱玄同师从章太炎受音韵训诂之学，比较系统地开始学习古文学派的学说。但是钱玄同的性格相当桀骜不驯，他亲耳听到章太炎对于今文学派的猛烈抨击，于是起了好奇之心，加之他拜师之前曾阅读过今文学的著作，于是便再一次找来细读，但是“再取刘书细读，终不敢苟同太炎师之说”。他的学术立场随之发生变化，“从1909年至1917年，颇宗今文家言”，[JP2]并在1911年，拜今文学学者崔适为师。虽然钱玄同自称为今文学派，不过，他实际上也不是纯粹的经今文家，据顾颉刚的回忆，“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于今、古文家都不满意，他常对我说这两派对于整理古籍不实事求是，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发的错误”。顾颉刚认为钱玄同是超脱今古文两派的，这也是后世大多数学者的看法。[JP]
　　钱玄同学术驳杂，主要集中在经学领域，《诗经》是他重视的学科之一。钱玄同《诗经》学研究大致在两方面，一是他在论述经学总体的看法时，包括了对于《诗经》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他专论《诗经》的文字。虽然没有专门的《诗经》学著作，但是他在《诗》学方面的见解之大胆与激进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钱玄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具有很深的古学造诣，钱玄同出生在经学世家，从小受过严格的传统学术教育，旧学功底深厚，在文字音韵方面造诣很深；另一方面，他又是反古最为激烈的人物，属于激进文化代表人物。为了表示疑古的决心，他将自己名字改成了“疑古玄同”，在《古史辨》第一册目录中有顾颉刚特别写的《附记》：“玄同先生于十四年八月中废钱姓而以疑古玄同为名，故目录中亦随了改题，先后不复一样。”
　　在钱玄同的《诗经》学研究中，这两方面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传统《诗》学的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则是他用习惯的小学来对《诗经》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钱玄同对于《诗经》的定位非常明确，认为是一部文学书，他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老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圣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
　　对于《诗经》的研究，钱玄同主张：“《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诗，大部分是东周底诗。”“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拿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底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
　　在这种认识下，他对于传统《诗经》学给予了强烈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传统的《诗经》学路子恰恰是把《诗经》看作“圣经”的，并系之以“美”、“刺”的。钱玄同将毛公、郑玄称为“毛学究、郑犬子”，他们对于《诗经》的笺注在钱玄同看来都是“文理不通”。对于历史上传统学者所做的《诗》学工作，都被钱玄同痛贬，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希望顾颉刚能够将《诗经》好好整理，“救《诗》于汉宋腐儒之手，剥下它乔装的圣贤面具，归还它原来的文学真相。”
　　另一方面，在《诗》学研究中，钱玄同不自觉地运用他丰富的小学知识。顾颉刚在公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到：“《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做。”据此，顾颉刚以为“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钱玄同虽然对于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地古史观”极为赞赏，认为“真是精当绝伦”，但是对于王国维对《商颂》的考定颇不以为然，他在答书中对此做了辩驳：“王静安说《商颂》是西周中叶宋国人底作品，此说我不以为然。”《商颂》的时代，历来便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古文学派主张是商代作品，三家诗派则主张是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宋代作品，但否认作者是正考父，代表者就是王国维。
　　钱玄同反对王国维的观点，他批驳的角度是认为王氏所举“证据是不能成立的”：
　　他说《鲁颂》袭《商颂》之为“灼然事实”，大概是根据《法言》“公子奚斯尝矽正考甫”矣一语，所以他断定《鲁颂》“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拟《商颂》“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但扬雄这种话实在没有做证据的价值。其他什么“同为列国”，什么“同用天子之礼乐”，什么“时代较近”，更是臆测无据之谈。盖王氏虽不信卫《序》，但极信《国语》“正考父校《商颂》于周太师”之说。我却以为《国语》这句话也不可轻信，因为用了“太师”和“校”这些字样，很有汉朝人的色彩。
　　我们可以看出“疑古辨伪”色彩对于钱玄同的影响，因为在钱玄同看来，《法言》、《国语》之类的书的真伪、年代都存在问题，那么很自然地，用这些“伪书”中的材料作证据也就很难成立了。钱玄同不仅破，而且有“立”，他赞同《史记》之说，认为《商颂》是宋襄公时的诗：“因为《商颂》中夸大之语甚多，极与《鲁颂》相像，魏源《诗古微》因《鲁颂•NFC24９》有‘荆舒是惩’及《商┧•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说‘召陵之师，为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归侈厥绩，各作颂诗，荐为之宗庙’。其说似乎有理。还有一层，《商颂》文笔非常之畅达，实在不像东周以前底作品。”
　　对于《诗经》的编辑成书，钱玄同认为：“什么人辑集的，当然无可考徵了。”在具体的编辑年代上，钱玄同与顾颉刚也有不同的观点，顾颉刚认为“《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
　　至于辑集的时代，我却以为在孔丘以前，孔丘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则他所见的已是编成的本子了。先生说，“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引今本无“素以为绚兮”一句，又无“唐棣之华”全首为辑集于《论语》之后之证，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问并非《硕人》之诗，《硕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写庄姜底身体之美，末了决不能有“素以为绚兮”一句。这一定是别一首诗，但“巧笑”二句与“硕人”偶同罢了。
　　钱玄同、胡适同样都对顾颉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与胡适不同的是，钱玄同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大的变动。钱玄同也是古史辨学者中最具“派别意识”的一人，他在行文中屡屡将自己与顾颉刚等同道称为“我们”，以与辩论对手相区别，并且在辩论中毫不保留地对顾颉刚表示支持，例如在顾颉刚的观点遭到胡堇人与刘呸嫉姆炊允保钱玄同立刻写文对顾颉刚表示声援，钱玄同表示：“他们辩驳的问题，我暂时不加入讨论，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未曾仔细研究，虽然我是很赞同顾君的意见的。”当与顾颉刚有观点冲突时，则尽量曲笔道出，例如我们所列举他对于王国维的《商颂》年代的不同，而王国维的观点是顾颉刚所赞同的，并且是支持顾颉刚的一个证据。所以钱玄同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后，特意提到：
　　我这意见，虽与王氏不同，然对于先生“商族认禹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这个意见并无冲突，而且我这种讲法，与先生所说“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的话尤觉契合。
　　从总体来看，钱玄同的《诗经》学研究虽然没有专著，但是零星的表述中有不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他对于传统《诗经》学的批驳过于严厉，其中不少过火之处，例如认为“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政论的价值”，对于古代的文化一概抹杀，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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